遵义会议后的博古研究

摘要：谈论博古时，大家仅知晓他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却很少知晓他在遵义会议后的突出贡献。本文通过遵义会议后对博古的研究，并阐述了他坚定的革命理想、非凡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旗帜鲜明地拥护的正确路线，与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为党培养了一支新型的新闻队伍做出了杰出贡献。

关键词：博古；遵义会议；分裂主义；解放日报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8）-07-0005-02

博古，又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1907年6月24日生，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团中央书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长江局组织部长、中共南方局常委兼组织部长，解放日报社、新华通讯社社长，中共七届中央委员等职。1946年4月28日，他受中央委派到重庆参加宪法草案审议工作，在返回延安时，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年仅 39 岁。

博古在遵义会议前与王明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几乎使中国革命陷入了绝境。由于他敢于面对错误，坦诚地接受党和同志们对他的批评，踏实、勤恳地为党工作，旗帜鲜明地拥护的正确路线，与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抗战期间担任《解放日报》主编、新华社社长、创办《解放日报》，培养了一支新型的新闻队伍，成为党的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一、博古坚强的党性以及民主的作风是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条件之一

7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万里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事件。众所周知，红军长征是由于当时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博古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被迫采取的战略转移。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一次关系中共和红危为安的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会议期间，博古作了一个反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之后，先后听取了、、、、陈云等同志的批评，尤其是作的反“报告”和的长篇发言，实际上是清算第五次“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路线。“在当时的气氛下，身为主要领导的博古表现出良好的民主作风，他耐心地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显出少有的平静”。[1](P180)博古以革命事业、党的事业大局为重，尊重大多数同志意见,接受政治局最后做出的决议，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应有的组织观念和为人正直及敢于负责的政治品格。

1935年2月初，红军沿着川黔边行军，到达了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由找商议，认为遵义会议古受到大家批评，思想上还有抵触，恐怕再领导下去不服大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表决由接任总书记职务。博古干脆地回答：“好!明天叫小康(博古的警卫员)把挑子送过去”。“今后有事，尽管分派我秦博古干”[1](P187)。博古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党性觉悟，个人服从中央，没有计较地位得失，接受了担任军委总政治部代主任，也没有因受批评而产生消极退缩情绪，认认真真工作，直到长征胜利结束。

二、旗帜鲜明地拥护的正确路线，与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

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在四方面军工作的中央代表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认识就同党中央存在着分歧。党中央认为两个方面军的会合为开创红军和革命发展的新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1](P196)却认为，革命形势低落了，红军是在退却。因此，他主张向西康发展，建立“川康政府”，实现其所谓“川康计划”。

党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在两河口会议上，针对张国煮提出的以西康为后方，南下成都，在川康立足的主张，博古提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根据地，做出模范，现在川陕甘的计划很好，首先是在甘南，充分做好群众工作，发展游击战争，就会影响到全国的革命形势。现在我们的战略方针应是夺取松潘，打击胡宗南的军队，这是实现战略方针的枢纽”。[1](P196)为支持中共中央的北进，博古还直接找交换对军队政治工作的意见，提出改变旧军队中那种官长与士兵的关系，直率地提出红四方面军仍沿用伙夫、马夫等名称，是保留了过去旧有军阀的观念，引起张国煮的不满。会后，的野心很大，再次向中央提出要权，并煽动一些人向中央提出让任红军副总司令，任总政治委员，企图得到全军的指挥权。对的权欲和无理要求，博古十分气愤，在黑水县芦花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积极参加对错误行为进行说理斗争，他表示“对这样的人不能让步” [1](P201)。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毛儿盖扩大会议上，博古发言完全同意作的关于夏洮战役计划，同意“横跨草地，北出陕甘”，并补充说：“我们现在有两个口号，一是创造苏维埃新中国的口号，那就应当向东，而另外一个是向西到达新疆，新疆少数民族还没有进到土地革命阶段，向西不仅是军事上的退却，而且是政治上的退却，是放弃创造苏维埃中国的退却，所以我们应当向东发展，支持北进陕甘的意见” [1](P203)，坚决否定的错误主张。

毛儿盖会议是继两河口会议之后的重要会议，为红军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实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不顾中央指示，坚持南下。他密电“望劝毛、周、张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在此紧要关头，博古认为不顾党和红军的利益，犯了逃跑主义和军阀的错误，他听了的情况介绍后气愤地说：“谁也没有想到，坏到这种程度”

对于分裂红军企图迫害中央的罪行，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果断作出决定，立即率一、三军团、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等部先行北上，脱离危险区，向甘南前进。9月11日晚至12日的俄界(注：今甘肃迭部县高吉村)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上，博古“认为与张国熹的分歧不仅仅是战略上的分歧，而是整个路线的分歧。在的眼里，党是没有纪律的” [1](P207)。

综上所述，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由遭受挫折、失败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也是博古从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达到顶点，走向逐步接受、支持、执行正确路线的重要转折。他既是战略转移的主要决策者、组织者和初期领导人，也是使党和红军遭受巨大损失的主要责任人。但是，他作风民主、襟怀坦白、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思想品德；他忠于党的事业，勤恳地为党工作的踏实作风；他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坚定地站在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正确路线一边，同张国熹的分裂主义作坚决斗争的精神和党性原则等方面，都是值得肯定的。

三、创办《解放日报》，培养了一批新型的新闻队伍，成为党的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1937 年抗战爆发至1940 年底，博古在长江局、南方局工作期间，目睹政府对我党《新华日报》的封锁和迫害。回延安后，他热切希望创办一张日报和一个强有力的通讯社，“以便毫无保留地将我党主张传播到全国全世界去，揭露独裁者的阴谋勾当，帮助全国人民，使他们的眼睛更加明亮起来，他们的力量更加团结和壮大起来”。[1](P395)

1941 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筹办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由博古任社长。博古提出，“要把《解放日报》办成一张战斗的党的机关报”[1](P398)。当时，正值“皖南事变”期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博古和杨松等有关干部、工人一起艰苦奋斗，克服了诸多困难，迅速完成了报纸的筹建工作。黎辛在《博古与延安文艺》一文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困难：《解放日报》出版时是解放区最困难的时期，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说：1941年和1942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 [1](P418)。报纸就是在这样的困难时期创办的。

博古认为，要办好报纸就必须培养提高办报队伍的质量，这不仅仅是办好《解放日报》同时也是为全国新闻队伍的建设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1](P30)博古担任《解放日报》、新华社领导期间，解放区的新闻事业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统一的有机整体。仅新华通讯总社就有9 个总分社，40 多个分社，培养出一大批专业新闻工作者和近3 万名业余通讯员。这支坚强的新闻大军天天向解放区，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传播党的主张，报道国内外的动态，阐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方向。在新闻发展史上，中国人民有这样规模宏大的忠实为他们利益服务的新闻事业，还是亘古第一次。

1946 年4月，在博古同志遇难后不久，和他朝夕相处的《解放日报》三位副总编辑余光生、艾思奇、陈克寒在《悼念我们的社长和战友博古同志》一文中写道：“最近两三年以来，我们经过很多巨大事变，在党中央和领导之下，在博古同志坚强和机敏的直接领导下，我们宣传方针上，从来没有迷失过方向。”

1935年遵义会议后的10多年艰难岁月里，博古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因此，当他和王若飞、邓发、叶挺等返回延安飞机失事而遇难牺牲时，、、刘少奇等领导同志对博古等遇难烈士作了很高的评价。题词为“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刘少奇当时说:“他们(指博古，王若飞， 叶挺等)是中国人民最好的领袖和教师。”在悼词《四・八烈士永垂不朽》中说：“二三十年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奋斗生涯，已经把他们锻炼成为人民的英雄，群众的领袖，青年的导师和坚贞不屈的战士。”

参考文献：

[1] 李志英.博古传[M].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