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写视域下翻译对社会演进的塑造力作用

[摘要] 美国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就是对原文文本的改写；改写能引进新的概念、新的文体和新的表现手法，并能够对社会演进起着塑造力作用。但勒菲弗尔等翻译理论家并未针对“改写翻译对社会演进的塑造力作用”观点进行过系统的论证。因此，本文旨在以勒菲弗尔的“改写”为视角，以严复译著《天演论》为例，详细论证改写翻译对社会演进的塑造力作用。

[关键词] 改写 翻译 社会演进 塑造力

引言

美国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与英国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在其翻译研究系列丛书（主要包括《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翻译、诗学和舞台：六个法国哈姆雷特》）总前言中写道：“翻译就是对原文文本的改写。”［1］认为“所有形式的改写，无论意图如何，都是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反映，并且在既定的社会中以特定的方式对文学进行制控。改写就是辅以权力的制控，其积极的一面能够对文学和社会演进起着促进作用。改写能引进新的概念、新的文体和新的表现手法。”［1］这一系列丛书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改写和操纵等概念，解决意识形态、变革和权力在文学范畴和社会领域间的矛盾与冲突，从而证明翻译作为一种塑造力的重要作用”。[1]

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作者勒菲弗尔引进了“改写”这个核心概念，用来指译者对原文文本所进行的改写、编选、批评和编辑等各种操纵手段。他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要受其所在社会文学内部因素即诗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与制约，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学外部因素即资助方（主要包括资助人和资助机构）的制控。他在本书中列举了东西方众多文学作品的翻译实例，指出了它们在各个时期被改写的事实，并对撰史、编选专集、批评和编辑等四种改写形式进行了深刻阐述，详尽论证其撰写本书的目的，即“改写对文学演进的塑造力作用”。[1]

所谓“塑造力”，勒菲弗尔等翻译理论家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定义，但综其观点而言，是指一种能够有助于塑造事物的促进力量或者影响力。他们的初衷应该是既论证改写对文学演进的塑造力作用，也会论证改写对社会演进的塑造力作用。然而纵观该系列丛书，他们并未针对“改写翻译对社会演进的塑造力作用”进行过系统地研究。鉴于此，本文拟以勒菲弗尔的“改写”为视角，以严复译著《天演论》为例，就此观点展开详细论证。

严复译著《天演论》中的改写及其对社会的塑造力作用

1.严复与《天演论》的翻译背景

严复，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1867年进入洋务派举办的福州船政学堂读书。于1877年被清政府派往英国留学，受到了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进化论的影响，并广泛接触了西方政治、经济、民主、自由等思想。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将中华民族推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使原先中国人自强求富的努力化为泡影，也使得包括严复在内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思考更为有效的救国之策。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忘决论》等政论文，疾呼变法，阐述其“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启蒙主义的救国纲领，敲响了救亡图存的警钟。《天演论》等译著就是严复在这样的背景下带着唤醒民众的目的翻译而成的。

2.《天演论》中的改写与重要概念的引进及其对社会的塑造力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写道：“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2]为了实现达旨的需要，他在翻译时采用了许多“非正法”的翻译策略，如添加“案语”、“换例”、“删减”、“改编”等，这些实际上就是勒菲弗尔所称作的“改写”。据俞政教授研究，“为了实现‘达旨’，严复综合运用了多种具体的翻译方法，如基本相符的意译、大体相符的意译、大略相符的意译、根据原意自撰文字、添加词句、展开发挥、换例、精译、简译、不译、漏译、曲译、篡改等。” [3]对原文多处进行了改写。“在《天演论》总共35篇的译文中，严复共写了28篇案语。其中有4篇的案语与原文相当，有5篇的案语超过原文。例如，卷上导言三《趋异》篇，案语超过中译原文的二分之一；导言十五《最旨》篇，案语则是中译原文的两倍多。”[4]有些地方注明“复案”字样，我们可以认为是严复自己的思想，有的则未加注解，夹译夹议于译述之中，反映出严复的观点及其倾向性。由此可见，他采用“非正法”的翻译策略进行翻译，是带有其深刻意图的。

(1)“进化论”等概念的引进及其对社会的塑造力

“引进新的概念”是勒菲弗尔阐述的改写翻译的主要功能之一。严复翻译《天演论》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就是引进了“进化论”这一重要概念。他在翻译赫胥黎的原著《进化论与伦理学》时，将书名译为《天演论》，实际上漏译（即改写）了这个标题的后面部分。所谓“天演”，就是进化的意思。“他这样定书名，是有其用意的。一方面，他不是从纯学术的角度对原著进行介绍，而是通过这种有裁剪的翻译工作，把他认为最切合中国实际，最能起到积极作用的成果引入进来；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原著将自然界的生物进化论与人类社会关系、道德哲学分割开来。而是主张自然与社会的统一，熔宇宙自然过程与社会伦理过程于一炉，即主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规律，同样也适用于人类社会。这既是对《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重要的改造，也是严复为中国敲响警钟的理论依据。”[4]这里所说的“裁剪”工作，实际上就是勒菲弗尔所说的改写。

此外，严复还采用案语的方式，对原文进行改写，从而实现对“进化论”这一概念进行详细介绍和评论。在译本导言二《广义》中，“复案：斯宾塞尔之天演界说曰”后插入了1068个文字，介绍进化论的代表人物和进化的定义。这很显然不是忠实于原文的翻译，而是严复自己增加的内容。那么，严复为什么要对原文作这样的改写呢？在19世纪末，几乎很少有中国读者对进化论有所了解。为了宣传这一西方学说，严复不惜使用大量笔墨，使国人能够深入了解有关进化论的核心概念，进而达到其唤醒国人“保种自强，与天争胜，变法图存”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