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外迁

当成本、收益的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当然会重新考虑甚至改造已有的生产布局和物流链路。把在华生产线迁入欧美的企业，正是出于这种考量。但迁移并非那么简单，要在欧美建立生产基地，必须符合当地严苛的环境、劳工、知识产权标准，不是所有企业都有这样的实力。从现状看，回流欧美的制造企业偏于技术高端。而如果从利益角度考虑，一些相对低端的制造业迁入欧美生产也不具备足够的经济性。因此就有了另一种可选的迁移路径：从中国沿海地区向中西部或是东南亚、拉美甚至非洲国家转移。

走了阿迪，跑了耐克

在华制造业资本向东南亚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迁移几乎与欧美制造业回流同步。2012年7月，全球体育用品业巨头阿迪达斯证实，将关闭其在中国的唯一一家自有工厂。而早在三年前，阿迪达斯的死对头耐克已经宣布关闭其在江苏太仓的鞋服工厂。

很多分析人士认为，成本增加是阿迪达斯关闭苏州工厂的重要原因。这种压力也体现在中国的本土企业身上。李宁公司在2011年净利惊人下跌65%后，决定请出创始人李宁重新掌舵，但效果似乎不太明显。安踏也在业绩大幅下跌的压力下，决定巩固下游渠道，大开折扣店。

尽管阿迪达斯称关厂是“出于重新整合全球资源的策略考量”，且该工厂将被关闭而非转移，但这种说法似乎并不被很多人所相信。身处一个对价格十分敏感的行业，阿迪达斯的工厂一直四处迁徙。其最早的生产基地是在欧洲，后来曾先后迁至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之后是中国大陆，如今又有转至柬埔寨、越南、孟加拉国等地的倾向。实际上，近年来阿迪达斯中国门店销售的产品中，产自印尼、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土耳其等地产品已经增加。当然，阿迪达斯并非第一个走上这条道路的企业。早在耐克关闭中国工厂时，其中国门店的产品产地就包含了越南、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

随着苏州工厂的关闭，阿迪达斯将把相应的生产业务并入公司的国际采购部门。按照供应商的说法，关闭苏州工厂前，阿迪达斯在华生产和采购分为两块，一块通过苏州工厂将订单外包给代工厂，这部分主要用于满足中国市场，约占中国市场总需求的60%；另一块由公司国际采购部门完成，采购和供应面都覆盖全球市场。作为对成本最为敏感的核心部门，国际采购部密切关注全球各地的成本变化。关闭苏州工厂并将相关业务集中到国际采购部门，说明阿迪达斯已经作出判断：在华生产的综合成本已在攀升，有可能在近期达到其所能承受的临界点。

抛开情绪因素，阿迪达斯此举并不难理解。此前已有调查称，90%的人认为中国劳动力成本正在变高——很多人也许不需要通过调查就能感受到这一点，40%的人认为选择东南亚用工成本较低的国家建厂更符合国际大环境。实际上，中国工厂的综合成本久已高于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同行成本。中国工人的平均月薪约为3000元人民币，越南的水平是其1/2强，柬埔寨则还不到其1/2。尽管中国的配套产业更为完善，员工素质也明显偏高，但在服装鞋帽这种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人力成本总是最大的支出。至于成本何时达到足以促使企业做出迁移产业的临界点，则属企业自身的判断范畴，且因企业主客观因素不同而有所差异。

人力成本持续上升未必是逼走阿迪、耐克的唯一因素，和很多加工贸易企业一样，让它们头疼的还有原材料价格上升、进出口税率调整、人民币升值等问题。但无论如何，所有变动都指向一个结论：中国制造的优势正在被逐渐摊薄。

产业迁移的中国影响

尽管中国已经连续20年成为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但各界对制造业外迁所带来的影响依然担忧。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全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FDI）为1117.2亿美元，同比下降3.7%，是继2009年以来首次出现年度下降。制造业吸引外资降速较快，拉了FDI增速的后腿。2012年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488.7亿美元，同比下降6.2%，占全国总量的43.7%，比重下降1.2个百分点。

随着原材料、人力等成本逐渐攀升，中国制造业长期依赖的成本优势正在减弱。在低利空间压迫之下，企业逐步减产、停产或是不愿追加投资，确为事实。这种困境与外部市场萎顿、内部转型升级交织在一起，使得不同因素各自的影响难以清晰区分，也使制造业外迁的力度、影响难以衡量。

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称，确有一些正常的制造业外迁，但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在华外资企业外迁。这种看法得到了数据的支撑。可也有观点认为，虽然并无明显迹象表明在华外资大规模迁出，但新增投资速度的减慢，也可视为外迁的另一种形式。在成本压力之下，更多的制造业新进资本可能选择了中国周边或是离目标市场更近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在那里，生产成本与中国相仿甚至更低。

一般而言，产业迁移与否、迁移至何处取决于产品的体积、生产的复杂性和生产劳动的内容构成等。有些产品可能需要回流到欧美，有些则只会在发展中国家之间迁转。地域也是影响迁转的一大因素，例如近几年“墨西哥制造”就对美国公司产生了诱惑力，因为它为北美客户服务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近岸外包解决方案。墨西哥制造的产品可在一两天内到达美国，而且可因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获得免税运输，与此同时，墨西哥拥有数量众多的工程师且工资水平远低于美国，其年轻一代可以多种语言开展工作，因此该国有成为美国航空航天、汽车制造企业集群迁移目的地的倾向。

从理论上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相对较为成熟的产业从高梯度地区转移到低梯度地区是正常现象。实际的情况也已证明，这一过程具有不可逆转性，无论原在地政府给予多少补贴、拿出多少政策优惠，最多也只是延缓产业转移的速度，无法阻挡这一趋势。

产业迁移往往是好事。在产业梯度转移来临时，高梯度地区一般已有能力生产技术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其生产低端产品的成本因此相对上升，需要转到低梯度地区。因此在产业转移过程中，高梯度地区并不会因产业外流而发生产业衰退或消亡，而是依靠科技创新、品牌效应留住了技术上最为高端、利润链中最为肥厚的环节。此前西方国家的去工业化过程，大多属于此一类型，典型代表是美国和日本。例如，每卖出一部iPhone手机，苹果公司都要拿走其中58.5%的利润，韩国、日本等国企业拿走约10%的利润，而其他国家的代工厂只能从中获得1.8%的劳工成本。所以说，制造业“空心化”并不必然导致竞争力“虚无化”，通过整合全球资源、控制产业话语权，高梯度地区的竞争力能变得更为强大。如果不考虑税收和低端就业岗位问题，制造业外迁往往意味着竞争力的增强，这本身就是一场实实在在的产业乃至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但这一过程具体到中国，却发生了较大差异。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创新是中国本土产业链上最为薄弱的核心环节，中国制造长期占据微笑曲线底端而鲜有实质性改进。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纷纷赶上工业化这班车后，低端制造业成为竞争异常激烈的“红海”区域，中国完全依靠低成本血拼的模式已经不再具有太多的可操作性。在贸易壁垒急剧增加的压力下，外部市场之路已经不再平坦如初，而人口红利的减弱乃至消失，也使劳动力带来的价格优势骤然跌落。当制造业转移来临，中国的技术实力尚不足以支撑整个产业转型升级所需，因此面临既失去就业岗位、又无法得到利润制高点的两难困境。可以说，制造业迁往其他发展中国家给中国带来的真正难题，其实是源于中国本身的问题。

虽然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举行的2013年第一次会长办公会上，在华投资的企业表示仍然看好中国的投资环境，并将继续扩大在华投资。但问题是，今后外商对华投资很可能只以满足中国市场需求为导向，把中国作为出口生产基地的功能取向将逐渐减弱，中国将更多地作为一个大市场存在于欧美企业的战略规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