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布特哈八旗建立时间及牛录数额新考

对于布特哈八旗的建立时间及牛录数额这两个问题，学界一直有所讨论，并形成了多种说法。相关档案材料显示，清代布特哈八旗的建立，其动议始于雍正八年（1731），此后几经周折，最初的旗佐编设方案曾两度修改，近两年以后才得以真正实施。雍正十年布特哈八旗最终编设之时，其所拥有的牛录数额为61个，共有贡貂人丁3661名。从乾隆十五年（1751）开始，布特哈八旗的牛录数额始最终固定为97个。据此看来，布特哈八旗的组建是有一个过程的，并非经过一次决策便固定下来。

关键词：清代 布特哈八旗 牛录 八旗制度

作者金鑫，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讲师。地址：呼和浩特市，邮编010070。

清顺治年间，原居黑龙江中上游地方的索伦、达斡尔两族陆续南迁至嫩江流域定居。为实现有效控制，清廷依照其组织管理满蒙人众的传统模式，逐步将南迁的两族人众编设为牛录（niru，汉译佐领）、扎兰（jalan，汉译参领），使其共同盟会、朝贡，并相应设立了总管、副总管、佐领、骁骑校等各级官员。这样，自康熙初年起，形成了一个以索伦、达斡尔为主体，包括后续投来的鄂伦春、巴尔虎等部人丁在内的地方行政建制——“布特哈打牲部落”。“布特哈”（butha）为满语狩猎之意，由打牲部落下各族人丁全以采捕貂皮来向朝廷纳贡而得名。康熙二十三年至三十年（1684—1691），清廷大量征召索伦、达斡尔人丁入黑龙江各城驻防八旗为兵，但此后仍有一半左右的各族牲丁留居布特哈地方。康熙中叶以后，清廷与准噶尔汗国间的关系不断恶化，军事冲突频繁。时黑龙江将军所辖各族官兵，因骑熟，颇为清廷所倚重，频频奉调戍守西北边地。但该处八旗驻防额兵不过四千余，又自有镇守之责，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为此，清廷不得不经常性地召用索伦、达斡尔牲丁出征，其对于布特哈打牲部落组织的职能设定也渐渐发生改变，越来越倾向于使之固定地承担军事上的职能。在这一背景下，布特哈打牲部落最终被改编为布特哈八旗。

因史料挖掘不够充分，前人对布特哈八旗组建过程的解读多有歧异。其中，尤以对布特哈八旗的建立时间及牛录数额的争论最为激烈。有学者统计，关于布特哈八旗的建立时间，学界先后出现过康熙八年、康熙十年、康熙二十二年、康熙二十三年、康熙三十年、雍正九年、雍正十年等七种不同的说法；关于布特哈八旗牛录数额的说法，亦有113牛录、108牛录、101牛录、97牛录、92牛录等多种。以清代黑龙江八旗研究见长的日本学者柳泽明，最初反对将布特哈八旗的编设时间定在康熙或雍正年间，认为至少到乾隆二十年间，还难以确定在布特哈已经确立了八旗制度。后来，虽然满文档案材料中的一些新发现，又使他转而认定布特哈八旗应形成于雍正年间，但鉴于史料缺乏，他仍只是说布特哈八旗成立于“雍正十年左右”或“雍正末”，未下明确结论。依据《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编》中所译雍正十年六月二十一日《黑龙江将军为布特哈鄂伦春等丁编旗分佐领事札付署理布特哈索伦达呼尔总管文》中的记载，苏钦《关于清代布特哈八旗的几个问题》（《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年第2期），麻秀荣、那晓波《清初八旗索伦编旗设佐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4期），陈鹏《清代东北地区布特哈八旗建立时间考辨》（《满族研究））2010年第1期）等文，以及2009年最新版的《鄂温克族简史》，都明确指出布特哈八旗建立的真正时间应为雍正十年。然而，这些论著对布特哈八旗的编设方式及牛录数额的解释，却仍未尽如人意。

例如，《关于清代布特哈八旗的几个问题》一文，一方面认定布特哈八旗的正式组建是在雍正十年，可在言及具体的编旗安排时，却又说：“这次编设布特哈八旗，黑龙江将军卓尔海是将达斡尔36佐领归为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索伦48佐领及鄂伦春9佐领归为镶黄、正黄、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七旗，巴尔虎5佐领、特楞古特、克尔萨喀勒及塔畚、乌梁海等8佐领归为镶蓝旗。”这里其引用的是《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编》中所译雍iEJk年满文档案中的内容。布特哈编旗一议，既然早在雍正八年就已提出，并且制定过具体的编设方案，为何迟至雍正十年才终获实施？其问是否曾经历过一些曲折，后来最终执行的组建方案还是不是与雍正八年的原议完全一致？对于这些问题，该文全然未予探究。最令人不解的是，在引述了这样一段材料后，该文却又照《达斡尔族简史》中的说法，认为布特哈八旗的编设就是简单地赋予3个扎兰、5个阿巴某种旗色，并说布特哈八旗共下设92个佐，其中达斡尔39佐、鄂温克47佐，鄂伦春6佐。《达斡尔族简史》中所述内容，与其前面所引档案材料对布特哈八旗编设情况的描述明显存在矛盾。姑且不论所述牛录数额不相符合，从旗色分配来看，按该则档案中的说法，镶蓝旗当时应被划定为巴尔虎、特楞古特等蒙古牛录的专有旗分，如若真是以此来编设旗佐，则绝对不会出现《达斡尔族简史》中所说的，直接以索伦托信阿巴编为镶蓝旗的情况。以上这些缺憾，后来又原封不动地出现在《清初八旗索伦编旗设佐考述》一文之中。2009年最新版的《鄂温克族简史》提出，雍正十年布特哈八旗正式组建时，有达斡尔39佐、鄂温克47佐、鄂伦春9佐、巴尔虎5佐、特楞古特、克尔萨喀勒及塔畚、乌梁海8佐，共计108个佐。然而事实上，这一解释不过是将雍正八年档案中的记载与《达斡尔族简史》中的说法杂糅起来，并没有确切可信的史料依据。《清代东北地区布特哈八旗建立时间考辨》称，关于布特哈八旗设立的正确表述是“雍正十年，清政府在原‘布特哈打牲部落’3扎兰、5阿巴的基础上，正式把索伦八围壮丁6661名按八旗旗色和居住围场编成八旗，称作‘布特哈八旗’或‘打牲八旗’”。但就在该文用以论证布特哈八旗成于雍正十年的关键史料《黑龙江将军为布特哈鄂伦春等丁编旗分佐领事札付署理布特哈索伦达呼尔总管文》中，布特哈八旗正式建立时的人丁数被明确地记作3661名。为了自圆其说，该文的作者竟又将《实录》所载雍正十年春清政府于济喇嘛泰河口，将3000名索伦、达斡尔、鄂伦春、巴尔虎牲丁编设为呼伦贝尔驻防八旗的史事，也强说成是布特哈八旗组建的一部分，这显然也是不能成立的。

通过对《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内所存相关档案材料的梳理，笔者发现将布特哈打牲部落组建为八旗一事，是在雍正八年至雍正十年之间，经廷臣与黑龙江将军衙门反复商讨论证，始得以定议实施的，其间曾先后提出过三套旗佐编设方案。今试据此，就关于这两个问题的种种歧见，做一番辨析考证，希望可以使学界的相关认识有所增进。

一、雍正八年提出的第一套编设方案

雍正八年春，黑龙江将军卓尔海上书雍正帝称：“兹索伦、达呼尔官员均照八旗军政考核，且出征之布特哈索伦达呼尔等又蒙圣上施以洪恩，俱如旗人一体办理。奴才等愚以为，索伦五围、达呼尔三甲喇若分旗色，不但各围差遣皆有旗色，查管有凭，且合规制。”（1）在卓尔海看来，当时的布特哈索伦、达斡尔等部牲丁，因长期奉调出征，其军政管理制度，已渐与旗人趋同，故请求将其8个扎兰分隶于八种旗色之下，以便管理。此议于四月初旬送抵京城，雍正帝经与议政大臣等反复商讨，于六月下旬批准了卓尔海的建议，并责成其拟定编旗的初步计划。

时布特哈共有索伦、达斡尔、鄂伦春、巴尔虎、特楞古特、克尔萨喀勒、塔贲、乌梁海、等部牛录共115个，另外尚有1个达斡尔群落，2个毕喇尔群落，人丁共计7300名。将军卓尔海，会同布特哈总管杜喇都、沙晋等人，以“不分离其部族，按所居之相近，便于管束”为原则，将之分编为八个旗色，约于当年十一月咨呈与理藩院。其具体情况是：（1）镶黄旗，由满洲副总管岳鼐、达斡尔副总管和托克统管，有达斡尔牛录8个、索伦牛录3个、鄂伦春牛录2个，达斡尔和托克群落、毕喇尔喀萨奇群落亦归入该旗，分别暂并入达斡尔扫达勒图牛录和鄂伦春喀雅楚牛录，旗丁共计880名。（2）IE黄旗，由满洲副总管阿纳布、达斡尔副总管锡奇乌勒统管，有达斡尔牛录12个、索伦牛录2个，毕喇尔穆禄苏当阿群落亦归人该旗，暂并入索伦锡喇禅牛录，旗丁共计939名。（3）正白旗，由满洲副总管成额、达斡尔副总管巴里蒙库统管，有达斡尔牛录15个，旗丁共计1000名。（4）正红旗，由满洲副总管哈球、索伦副总管纳尔山统管，有索伦牛录13个、鄂伦春牛录2个，旗丁共计884名。（5）镶白旗，由满洲副总管萨散泰、索伦副总管尼勒楚岱统管，有索伦牛录11个、鄂伦春牛录4个，旗丁共计883名。（6）镶红旗，由满洲副总管永福、索伦副总管凯萨勒图统管，有索伦牛录13个、鄂伦春牛录2个，旗丁共计t028名。（7）正蓝旗，由满洲副总管岱通、索伦副总管阿尔毕察统管，有索伦牛录13个、鄂伦春牛录2个，旗丁共计1005名。（8）镶蓝旗，由满洲副总管纳木尤、鄂伦春副总管恩特肯统管，有巴尔虎牛录5个，克尔萨喀勒、塔贲、乌梁海牛录各2个，旗丁共计681名。

这就是将军衙门所拟定的第一套设旗方案。对比此前布特哈众牛录、群落在8个扎兰中的分布情况，可知这一方案并非是简单地赋予各扎兰、阿巴某种旗色。除却此前不久新设的10个索伦、达斡尔牛录，2个鄂伦春牛录，2个乌梁海牛录，先前3扎兰、5阿巴内的牛录分布情况是这样的：副总管永福、和托克所管扎兰有12个牛录、2个群落；副总管阿纳布、沙晋所管扎兰有14个牛录}副总管纳木球、锡齐乌勒所管扎兰有15个牛录、1个群落；阿尔拉阿巴有20个牛录；涂克敦阿巴有13个牛录；雅鲁阿巴有15个牛录；济沁阿巴有6个牛录；托信阿巴有7个牛录。与上面所列八旗牛录数额对比可知，以达斡尔为主体的3个扎兰，其原有的组织构成基本未受触动，确实只是被赋予上三旗的某种旗色而已，但以索伦人为主的5个阿巴则并非如此。原来的5个阿巴，其各自所拥有的牛录数额相差甚大，但按照将军卓尔海的编组计划，改设的布特哈下五旗，其每旗所拥有的牛录数额则几乎完全是整齐划一的。而且，以往巴尔虎、特楞古特、克尔萨喀勒、塔贲、乌梁海各牛录只是分散隶属于5个阿巴之下，但该编旗方案却是将这些蒙古系部族的13个牛录合在一起，单独作为一旗，而将原来5阿巴内的索伦、鄂伦春牛录重新整合为四旗。显然，按照这一编设计划，原有的5个阿巴与布特哈下五旗间并不存在一一的对应关系，而是需要对其旧有的组织结构做较大的调整改动。

那么，将军卓尔海所拟定的这套编设方案，后来是否得到了批准执行呢？如前所述，在前人的一些论著中，该方案曾被当作布特哈八旗编设的最终结果来引用。然而事实上，在接到将军卓尔海的呈文后，理藩院却并没有将这一组建计划上奏，而是于雍正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便将之驳回，交将军卓尔海重议。其咨文内称：

te jiyanggiyun jorhai se dagur gusin ninggun niru be kubuhe suwayan， gulu suwayan， gulu Sanggiyan ilangusa de obume， solon i dehi jakun niru， jai oroncon juwan uyun niru be kubuhe suwayan， gulu suwayan，kubuhe sanggiyan， gulu fulgiyan， kubuhe fulgiyan， gulu lamun， kubuhe lamun i nadan gusa de obume， barhusunja niru， telenggut， ker sakal， tabun， uriyanghai i jergi jakfin niru be kubuhe lamun de obume nikebuki semebenjicibe， umai ya gusa be ya uheri da de kadalabuha babe tucibuhekubi， uttu be dahame， ere be jiyanggiyunjorhai sede bithe unggifi， solon dagur barhu i jergi urse be mukun hoki be faksalaburaku， uheri da sedekadalabure babe toktobume gisurefi benjihe erinde， jai gisurefi wesimbuki.

今将军卓尔海等虽来文称，请将达呼尔三十六牛录编入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将索伦之四十八牛录及鄂伦眷之十九牛录编入镶黄、正黄、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七旗，将巴尔虎之五牛录、特楞古特、克尔萨喀勒、塔贲、鸟梁海等八牛录编入镶蓝旗，却全未将何旗使哪名总管统辖之处言出。故此，应以之咨行卓尔海等，于将索伦、达呼尔、巴尔虎人众，不分离其族党，而使总管等统辖之事议过送来时，再行议奏。

原来，此前不久恰值雍正帝降旨，欲于布特哈内专设索伦、达斡尔、巴尔虎总管，分别统辖各自族众。卓尔海的呈文并未指出八个旗分各应交给哪个总管统辖，又多有达斡尔、索伦、鄂伦春同处一旗的情况存在，所以理藩院才会援引雍正帝的谕旨，将这一编旗计划驳回。

二、雍正九年提出的第二套编设方案

雍正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将军卓尔海在与总管杜喇都等仔细商讨之后，再次就布特哈八旗的编设问题咨呈理藩院。对于先前不将索伦、达斡尔、鄂伦春等完全分开，各自编旗的原因，总管杜喇都等做了如下的解释：

meni jakun jalan i dagur solon otoncon barhu sebe giyan i jurgan i bithe be dahame meni meni mukun hokibe faksalaraku， dagur gusin sunja niru be teile ilan gusa， solon sei susai sunja niru be teile ilan gusa， oronconi juwan juwe niru be teile emu gusa， barhu ninggun niru be teile emu gusa banjibume gisureci acambihe， damusolon susai sunja niru i dorgi hamitur hatuli goronco tarna sirincan lorbuhar jarsan ere aadan niru daci dagfir seijalan de kamcibufi utala aniya ojoro jakada， ese gemu dagur sei adali boo arafi an i usin tarime hethe ilibuhabi.umai solon sei adali tuweri juwari gemu nukteme yaburaku， aika ese be guribufi solon i emgi emu badekamcibufi gusa banjibuci， boigon gurire dahume hethe ilibure de， labdu suilacuka…jai oroncon juwan juwenirui niyalma serengge， umai usin tarire jergi babe sarko ofi， neneme esebe dahabuha nerginde， gemu solondagur ninggun jalan de kamcibume ishunde anda jafabufi aniyadari cende jetere bele benembi， ceni buthagamebaha jaka be hulasame bumbi， te aika ese be meni meni kamciha jalan niru ci tukiyefi encu emu gusa banjibuci，tuwasatara ujire niyalma aku ofi， hanggabure de isinara.

我等八扎兰之迭斡尔、索伦、鄂伦春、巴尔虎等，本应遵院文，不分离各自之族党，将达斡尔三十五牛录独编为三旗，将索伦五十五牛录独编为三旗，将鄂伦春十二牛录独编为一旗，将巴尔虎六牛录独编为一旗。但索伦五十五牛录内，哈密图尔、哈图里、郭伦绰、塔尔纳、锡琳缠、洛尔布哈尔、扎尔善此七个牛录，向来兼辖于迭斡尔之扎兰多年，因而此辈俱与达斡尔一样建房，惯常种地立业，全不像索伦一般，冬夏俱游牧行走。若将此辈迁走，使与索伦并于一处编旗，则其搬家、再行立业，多有劳苦……”再，鄂伦春十二牛录之人，因全然不知种地诸事，先前招抚此辈之际，俱兼辖于索伦、达斡尔之六个扎兰，使互相结为安达，每年送食来给之，以换取彼等所获猎物。今若将此辈从各自兼辖之扎兰、牛录抬出，另编一旗，因无照管养济之人，将陷于困境。

可见，先前拟定的编旗计划中，所以没有将原达斡尔扎兰中的索伦牛录分出，是因为这些牛录在经济生活上早已与达斡尔人趋同，习惯了定居农耕的生活，不便再与其他游牧为生的索伦牛录编在一起。而鄂伦春牛录，因其已同所属各扎兰的索伦、达斡尔人建立了长期的安达互助关系，在经济上有紧密的共生性，所以也不便再独编为一旗。基于上述原因，总管杜喇都等仍继续主张将原在达斡尔3扎兰内的索伦牛录继续与达斡尔人编在一起，并将鄂伦春12牛录分隶于索伦、达斡尔旗分之下。

不仅如此，杜喇都还进一步提出了停止将巴尔虎牛录独编为一旗的建议。其原议如下：

ne barhu damu ninggun niru， ere ninggun niru be teile emu gusa obuci， haha komso bime solon barho senuktere buthawarangge gemu emu ba， ceni banjire muru inu adali ohobi， uttu be dahame， barhu i ninggun nirude daci ceni emu bade kamcifi yabure solon i sunja niru be kameibufi emu gusa obuki.

现巴尔虎仅六个牛录，若将此六个牛录独自作为一旗，丁少，且索伦、巴尔虎等游牧打牲俱于一处，其生计之状貌亦已相同。故此，请将原与巴尔虎六牛录同在一地行走之索伦五个牛录与之合并，作为一旗。

原来，朝廷前此不久又决定，将特楞古特、克尔萨喀勒、塔贲、乌梁海的八牛录人丁分散编入到黑龙江、奉天、宁古塔三处的驻防八旗。这样一来，原定专由布特哈之蒙古牛录编设的镶蓝一旗，便仅剩下6个巴尔虎牛录，难以独自编旗。故此杜喇都便建议，将原与巴尔虎牛录居地相邻、联系密切的五个索伦牛录补充到镶蓝旗中去。

以上总管杜喇都所提出的各项主张，将军卓尔海完全赞同。据此，他们又重新制定了一个布特哈八旗的编设计划。具体情况如下表：

在这一编设方案中，布特哈八旗共有108个牛录又3个群落，总计6984丁。较上一编设方案，少了8个牛录300余丁。缺减的这些牛录、人丁，都是撤出布特哈而编入盛京、吉林、黑龙江诸城驻防八旗内的塔贲、克尔萨喀勒、特楞古特、乌梁海。索伦、达斡尔、鄂伦春、巴尔虎等部的牛录数额仍保持不变，还是索伦55个牛录、达斡尔35个牛录又1个群落、鄂伦春12个牛录、巴尔虎6个牛录、毕喇尔2个群落。在旗色的编排与牛录的归属分派上也有一定的调整变化。达斡尔副总管巴哩孟库所管扎兰，在上一方案中编为正白旗，而新方案则改定为正黄旗。达斡尔副总管锡奇乌勒所管扎兰，在上一方案中属于正黄旗，此时则被编为正白旗，且其所辖牛录也由14个增至16个；上一方案分在镶红旗的阿喇纳、洛尔布哈尔这两个索伦牛录，被改隶于其下。索伦副总管纳尔沙所管阿巴原定为正红旗，此时则列为镶白旗；尼勒楚岱所管阿巴先为镶白旗，此时则被改为正红旗。先前划归纳尔沙管辖的沙津、布岱、官察3个索伦牛录仍留在正红旗，原尼勒楚岱管辖的硼阔塔等两个鄂伦春牛录亦仍留为镶白旗。原列正蓝旗下的鄂尔衮察、鄂绰尔、班济、尼卜齐喀、莽喀尔等5个索伦牛录，在新方案中被抽出，与6个巴尔虎牛录一起被编到了镶蓝旗。

那么，此后这一编旗计划是否为清廷批准并付诸施行了呢？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在雍正九年二月至雍正十年七八月问，所有与布特哈相关的各类公文档案中，对于副总管所管辖下的社会组织，仍然一直在以“扎兰”来称呼，而没有系以旗色。如雍正九年十月，将军卓尔海遣9名索伦、达斡尔“萨音哈哈”（sain haha意为好汉）进京当差时，在随折奏上的名单中，5名选自各城驻防的达斡尔官兵都明确标有其旗分，而3名选自布特哈的索伦、达斡尔牲丁则未能如此，仍以“萨三泰扎兰沙晋牛录之索伦领催哈喇勒岱”这样的形式来记写。再如雍正十年正月，布特哈总管发给将军衙门的一份请领恩赏银的文书，也同样没有用“某旗某牛录某人”的形式来指称应予恩赏的人员，而仍是使用“巴哩孟库扎兰昂嘉图牛录之出征领催开瓦尔图”这样的称呼。这两个例子都表明，雍正九年二月提出的布特哈八旗编设的新方案，实际上并没有获得施行。

三、雍正十年提出的第三套编设方案

雍正九年，清政府计划从布特哈处抽调索伦、达斡尔、鄂伦春、巴尔虎牲丁3000名披甲，携家眷迁居呼伦贝尔地方，编设为驻防八旗。至次年夏，呼伦贝尔八旗组建完毕，原来暂时搁置的布特哈八旗编设事宜又重新被提上日程。闰五月初，将军卓尔海上奏朝廷，请求将布特哈八扎兰所剩58个牛录3个群落，共3661名牲丁编为八旗。他提出，达斡尔的和托克群落、毕喇尔的穆鲁、苏当阿群落各应正式设为牛录；分编八旗时，应照先前所定旧例，不强求各旗牛录及人丁数额的均齐，只按牲丁居地及族部分布的本原状况灵活编设；每旗仍照各扎兰旧制，设满洲副总管及索伦达斡尔副总管各一员来管理。此议于当月三十日为雍正帝批准，理藩院随即行文将军衙门，要求其拟定具体编设方案。理藩院来文送抵后，将军卓尔海遂于六月二十一日将之转发给布特哈，责成署理总管事务协领索尔太等商议办理。

雍正十年八月，将军卓尔海、监察御史章额，将索尔太等所拟定的布特哈八旗的编设方案，转呈与理藩院审批。其具体内容如下表：

按照这一编设方案，布特哈八旗共有61个牛录，其中达斡尔23个、索伦31个、鄂伦春5个、毕喇尔2个。如不算新以群落编设的3个牛录，恰好照第二套方案少了50个牛录。其中，达斡尔牛录减少13个，索伦牛录减少24个，鄂伦春牛录减少7个，巴尔虎6牛录则全部减空。这是前此朝廷抽调布特哈人丁于呼伦贝尔编设驻防八旗所致。受此影响，新编布特哈各旗的牛录数额变得更加多寡不一，多的有12个，少的则仅有4个；人丁分布亦极不平均，有的旗有700余丁，有的则仅有200余，最大的牛录有88丁，而最小的则只有39丁。也就是说，这套编旗方案当时完全没有考虑各旗之间牛录、人丁的均齐问题。由这一特点来看，确实应只是给原来的扎兰、阿巴各系以一种旗色，而没有触动其组织结构。

达斡尔族学者孟希舜在《达斡尔族志略》一书中，对于布特哈八旗的编设情形也曾有过较为详细的记述。他指出，布特哈八旗是在雍正十年六月间奏准设立的，镶黄旗原为都博浅扎兰，有达斡尔牛录6，索伦牛录2，鄂伦春牛录2；正黄旗原为莫尔登扎兰，有达斡尔牛录10；正白旗原为讷莫尔扎兰，有达斡尔牛录7，索伦牛录3，新增穆录、苏当阿党牛录2；正红旗原为阿尔拉阿巴，有索伦牛录10，鄂伦春牛录1；镶白旗原为涂克敦阿巴，有索伦牛录4，鄂伦春牛录1；镶红旗原为雅鲁阿巴，有索伦牛录5.正蓝旗原为济沁阿巴，有索伦牛录1，鄂伦春牛录3；镶蓝旗原为托信阿巴，有索伦牛录3，鄂伦春牛录1。其所给出的布特哈八旗初设时各旗的牛录数额，除正蓝一旗，误将索伦、鄂伦春各自牛录之数记写颠倒之外，其余俱与笔者上表相同。据此看来，这一61牛录的编设方案当时确实已为朝廷批准施行，布特哈八旗真正得以建立起来的时间就是雍正十年。

四、余论

因不清楚布特哈八旗的编设方案中间曾经修改的史实，《关于清代布特哈八旗的几个问题》、《清初八旗索伦编旗设佐考述》两文，直接将《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编》中所公布出来的雍正八年提出的第一套编设方案，当作是布特哈八旗于雍正十年正式编设时的最终结果，其对布特哈八旗的最初建制所做的种种解释无疑是不正确的。至于2009年版《鄂温克族简史》及《清代东北地区布特哈八旗建立时间考辨》一文中的相关说法，则多出自主观推测，与史实亦是大相径庭。

关于牛录的数额问题，《清朝文献通考》、《钦定八旗通志》、《清朝通典》等乾隆后期成书的史著，俱称布特哈八旗有索伦47佐、达斡尔39佐、使马鄂伦春6佐、使鹿鄂伦春5佐，前人提出的布特哈八旗97个牛录说就是由此得来的。但这些史著所反映的，实际上只是其成书之时布特哈八旗的建制情况。至于92个牛录说，也只是将其中唯纳貂贡、不服兵役的使鹿鄂伦春5个牛录去掉而得出的。据上述三个编设方案可知，在布特哈八旗组建过程中，其牛录数额先后曾出现过115个、108个、61个三种情况。其中，115个牛录、108个牛录为前两次拟设时的数额，在雍正十年正式设立时，布特哈八旗的牛录数应为61个。

那么，官书史志中常见的97牛录的局面是如何出现的呢？达斡尔族学者钦同普在《达斡尔民族志稿》一书中谈到：“既编旗后，达呼尔佐领曹达尔图、托尼、科尔果图、托罗纳、何奇纳，索伦佐领达尔巴噶尔、赉萨、高噶代、绰尔普台、达布他哈尼，鄂伦春佐领干恰楚、本宽等，以其佐丁蕃息，呈请各分为二佐。经将军那苏图奏准允行。至呼伦贝尔调回各佐，酌定各旗之属，所以上三旗增添佐数。”也就是说，仅有61个牛录的布特哈八旗，以内部人丁繁衍及呼伦贝尔官兵部分撤还等原因，其牛录数后来又有所增加。《大清会典事例》载，雍正十一年布特哈八旗增佐领1员；乾隆七年自呼伦贝尔撤回佐领24员；乾隆十三年添佐领12员（即钦同普所言因人丁繁衍而分设的5个达斡尔牛录、5个索伦牛录、2个鄂伦春牛录）；乾隆十五年又因故裁去佐领1员。以这些数据计算，则至乾隆十五年，布特哈八旗的牛录总数即已由61个增至97个。自此之后，终乾隆一朝，以迄于晚清，《会典事例》中便再无布特哈牛录增减的记录。显然，自是年开始，布特哈八旗下的牛录即已不再因人丁的增长而不断分设，97个牛录开始成为定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