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时期胡汉民的思想成就

摘 要：辛亥革命后至五四时期是一个多元的、有各种声音震响的时代，以“灌溉新思想之萌芽、激扬新思想之波澜”为宗旨的《建设》杂志和该杂志的主要负责人胡汉民处此环境之下，当然会受到新思想宣传者的影响。本文试从胡汉民所潜心研究的唯物史观入手，探讨他的新思想观念及取得的成就。

关键词：辛亥革命；唯物史观；胡汉民；社会改造；传统思想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了腐朽的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一页。辛亥革命以及此后二十多年，是广州人对中国政治影响最大的时代。孙中山最亲密的战友和重要助手胡汉民、、朱执信，都是广州市人。特别是胡汉民（1879年12月9日～1936年5月12日），他幼年熟读经史，20岁中举人。其后他接触西学，并产生了革命思想。1919年8月1日，胡汉民担任的《建设》杂志的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开始潜心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发表了约15万字的论著、演说和通信，积极投身于新思潮的宣传运动，呼应社会变革，基本上坚持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立场。尤其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尝试，达到了他一生思想上的高峰。下文就讨论胡汉民在唯物史观方面的思想成就。

一、用唯物史观评论传统思想的尝试

胡汉民不但宣传和介绍唯物史观，还尝试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去探寻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变迁的脉络。他第一个将唯物史观运用于研究中国哲学史，并运用于研究伦理问题、家族问题、妇女解放问题。他借用这一原理对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流派和重要思想家逐家论列，认为“由社会物质生活的关系，可以得中国哲学盛衰迁变的原因”。在对传统思想的清理过程中，他大致坚持了以下几点：

1.用社会物质生活的变化解释学术思想的出现及其演变

胡汉民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思想界百家竞起、空前繁荣的时代，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学说。但自秦以后，“古代哲学忽然中绝，思想界没有进步。”而且在政治、经济、教育、史学等方面，同样也是如此。他认为，“中国二千年关于政治经济的学问比伦理、哲学更没有进步。”中国的教育也十分落后，“向以经典为基础，不切合于人生实际”，束缚于古圣先贤的教条，“新异”的学说，不问他意义、内容如何，总被排斥，理所当然要被人讥讽为“通是形式主义，没有进步。”传统史学只是把“皇帝宰相阔人的事情填满，不注意到民族生活的真相，想要详细研究，竟是无从下手。”

他指出，思想与时代有密切关系，但根本的原因，是在于那一时代社会物质生活的条件。他说：“伟大的人物，伟大的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而“时势是什么力量造成的呢”？“求其最初原因，总在物质的关系。”“任是什么时势，不外是人类竞争的表现，”无论是个人间、阶级间、人种间的竞争，“一切都因物质的需要，和人生的欲望要求，两者之间不得调和，便起冲突，便成问题”，他认为，没有问题，社会不会提出解决的要求，也不会激发起个人的思考，就不会产生新的主义和学说。“人类的进步和思想的变化，同出一个公例，就同是以经济的关系为主要的原因。”

由此，胡汉民总结说，春秋战国时代是“社会经济的组织根本变动”触及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时代，在此背景下，“诸子各家方起”，在文化上作出了“空前绝后”的贡献。而此后中国“社会物质的变化平平无奇”，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造成文化思想的长期停滞。

2.肯定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而对神鬼迷信、天命思想加以否定

胡汉民指出，天人感应的说法，早期儒家就有，但孔孟注重伦理实践，虽也说些参赞天地、知性知天的话，却“脱尽古代神话的性质”，所说的天，“象一个自然法则，用不着种种迷信。”荀子的天论，更是旗帜鲜明，说惟圣人不求知天，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又如天不能病、天不能贫、天不能祸，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等等，“把天人感应之说，根本推倒”，胡赞扬他“真是儒教的功臣”。

对东汉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胡的评价尤有见地。他认为论衡的宇宙观，是以老子自然无的天，极力反对有意志主宰的天，破那些天人感应的迷信，称赞王充的“问孔刺孟”在当时最重儒术的时候，敢于标新立异，向正统思想挑战，有这种“大胆自由的思想发表，颇不易得。”

但胡汉民对王充思想中的消极因素——命定论，并不赞成。议论及此，胡汉民进一步指出，王充是受到了时代和政治环境的限制，他生在东汉之初的“兴王时代，治者阶级的势力，管压得住知识阶级，知识阶级的人不是因为社会问题，发生绝大的烦闷，终究不能打破一切。光武中兴，假托符命，……当时者要凑合这种好尚，……论衡的验符指瑞，……不止是个人的病痛。”胡汉民的上述评论，可谓精辟，明显地表现出近代意识在他头脑中的主导地位，表现出以唯物主义作为衡量的标准，这种近代意识和带唯物主义因素的宇宙观一定程度上成为他批判传统哲学、阐发社会改造理论的心理基础和自然哲学基础。

3.对谋求改善平民生活的古代思想家持赞扬态度，表明了同情下层群众的立场

他肯定了西汉末年思想家扬雄的政治论“极注重人民的生计”，“不取政府聚敛的政策，而主张分田制产的政策”。对在历代正史中均打倒的王莽也未一概否认，说他的改制“竟直是实行扬雄的政策”，遭到的“只是一班豪强反对”。认为王莽的失败在于政策不稳，未能取信于民：“这种关系全社会生活的制度，于一个短时间内翻来覆去，自然叫百姓痛苦。”对东汉末年思想家王符、仲长统、徐乾、荀悦等人反对富豪兼并、救济贫民生活、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也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胡汉民当时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评价，能着重从社会物质生活的条件出发来说明各种思想的演变，有同情下层平民及反神鬼迷信的倾向，评价的标准也带有近代民主与科学的色彩，对某些问题的意见与今人的思想史论著有相通之处，他的这个开创性的尝试，无疑是有价值的。

但他的研究过多地停留于对政治主张、社会学说的分析批判上，真正深入哲学层次的不多，如对王符等东汉哲学家，就只评论了政治观点而对哲学思想只字未提，对中国哲学的重要问题和重要范畴很少谈到，还称不上真正的哲学思辩而近于社会政治思想评论，而且这些评论大多带有作者过分理想化的痕迹。胡汉民在当时似乎还无暇顾及抽象的哲学问题，反而对中国思想史上的各种社会改造理想顾盼较多，这显然与现实政治运动的需要有关。也许说他的贡献在于首次提出了《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这个课题较为恰当，他没有也不可能完成以唯物史观批判中国哲学史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