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代导演难撑华语电影一片天

“五一”前后档期，第六代导演集体“出山”显然成了电影圈的热门话题。管虎的《杀生》、宁浩的《黄金大劫案》、张扬的《飞越老人院》、杨树鹏的《匹夫》、娄烨的《浮城迷事》以及第六代领军人物王小帅的自传三部曲之《我11》等电影合谋发力，集体登陆内地银幕，一股“第六代导演热”看上去锐不可当。

但与热火朝天的宣传相比，媒体报道的票房数据却不容乐观。在广州，根据中影南方新干线的统计数据，“五一”小长假，《超级战舰》和《泰坦尼克号》在该院线的票房成绩分别为760万元和745万元。《黄金大劫案》是三部国产电影中战绩最好的，有358万元的票房，《匹夫》和《杀生》则分别收得83万元和76万元票房。在金逸珠江院线，两部进口大片则分别再收约510万元（累计1800万元）、500万元（累计5600万元），强占冠亚军位置。《黄金大劫案》、《匹夫》和《杀生》则分别拿下285万元、65万元和50万元的票房。而在时代周报记者观看《杀生》4月28日上海浦东陆家嘴星美国际影城19:10场，偌大的放映厅只有寥寥几位观众。

紧接着，被称为“爆米花电影航母”的大片《复仇者联盟》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入电影院线，毫无压力地掠夺票房。第六代导演抱团上新片，这场华语电影保卫战如何能打响？一切还在疑问之中。

一场异口同声的保卫战

美国大片进口名额增加、3D版《泰坦尼克号》异常火，将矛头对准“好莱坞大片”对中国的“入侵”，引发了“华语片对抗好莱坞”的话题。

“大家抱团形成中国电影集团军的态势，单打独斗肯定不是好莱坞电影的对手。我觉得也不是噱头，毕竟每个人的力量都不是那么强大，也确实面临了一些比较强的对手，所以大家在一起亮亮相，为下一步做打算。”《杀生》的导演管虎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概括了此次抱团“出山”的目的。

“联合起来，抵御外敌”已然是近期电影圈大张旗鼓的动作。连续三周，张扬的《飞越老人院》、杨树鹏的《匹夫》和管虎的《杀生》分别在上海举行看片会和新闻会，无论与媒体见面还是观众互动，“帮帮中国电影”是最常听到的话―似乎电影本身的内容已不重要，观众掏钱进电影院成了“民族大义”之举。

与此直接相关的还有两个事件，其一为著名影评人周黎明和导演宁浩、陆川首先扛起“华语商业电影保卫战”的大旗，举办论坛为各自新片和华语影坛打气。

宁浩接受媒体采访时将此举提升到了“尊严”的高度：“不管怎样，自己心里还是会有斗争。但其实好莱坞再怎样，它只是不停输出它的价值系统，它对你的文化系统不会有服务意识，所以我觉得还得坚持做本土文化的东西。”

而陆川则用韩国电影的例子来激励国内电影人的勇气：“就像韩国电影一样，韩国电影最强的时候，曾在本土毫不留情击败美国电影，韩国影人关注社会的成长，关注自己民族最想发出的声音，为民族记录这个时代的东西。好莱坞拍得再好也是他们的事儿。”

紧接着，大鳄华谊兄弟公布新片H计划，在其2012-2013年的最新片单中包括冯小刚、陈国富、徐克、成龙、于仁泰、冯德伦、乌尔善、钮承泽、彭浩翔、滕华涛、毕国智、杨雅、金容华（韩国）等导演和监制的14部新作，其中5部已定于今年下半年公映。冯小刚还“额外”宣布了明年的贺岁档计划、由王朔担纲剧本的完全喜剧片《私人定制》，更说出了“我知道将有一批年轻导演要杀出重围，我希望他们杀出一条血路来”。

第六代的资本

冯小刚这个说法不无道理。撇开眼下几部电影不说，仅就第六代导演自身的成长经历，以及一度在国际屡获大奖的事实，的确存在解开“华语电影如何对抗好莱坞大片”这一命题的可能性。

第六代导演出道时，正值中国经济改革由计划向市场转型的关口，此时的中国电影界也正经历着革命性的变化。第五代导演基本完成了接替第三、四代影人的任务，在国际电影舞台上闯出了一条为自己正名的创作路子，并取得了中国电影界的中心话语权。第六代导演从一开始就需要面对第五代导演不曾面对的市场，面对完全不同于前辈的电影生产和消费的运作方式，以及难以在主流院线与第五代导演抢地盘的现实。处于体制外或漫游于体制边缘的第六代导演走了一条与前辈完全不同的路。他们靠个人的才华加运气寻找出路。

仅就资金投入而言，第六代导演从一开始就面临资金短缺的窘境。如王小帅《冬春的日子》是靠“募集”来的10万元开拍的，张元的《妈妈》花了20万元，贾樟柯的《小武》据说也只花了30万元。但令人惊讶的是，在国内仅卖出三个拷贝的《妈妈》却参加了全球100多个电影节，还不断在各种电影节上获奖。《小武》在中国香港、日本联合推出后，获得了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首奖、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电影奖等多项国际嘉奖。贾樟柯于2000年拍成的《站台》也接二连三地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这些体制外的或称为“地下电影”的作品于是自然而然地浮出水面，尽管大多是靠VCD、DVD在传播，但第六代导演的长大成人，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第六代导演，频获国际大奖的记录可谓他们的资本。如果回看近期上映新片导演的过去，似乎个个都有不凡的履历。比如因《疯狂的石头》而成名的宁浩，曾获2006年第4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早期作品《绿草地》共入围参展国际上50多个电影节；素有“怪才”之称的管虎，2009年作品《斗牛》获得第4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而早期作品《西施眼》也是夏威夷国际电影节最佳电影奖的五部候选电影之一，并获得了亚洲电影评审团奖。

“国产片不能靠募捐获票房”

因获奖而从边缘走向中心的第六代导演，在中国电影圈逐渐获得了一席之地，并开始从商业市场上分食一杯羹。但此番集体出击，收获却寥寥。

与票房冷淡相对应的是观众评价普遍不高。有网友认为：国产片不是慈善项目，不能靠呼吁和募捐来获得票房。票房不如预期，究其原因还是在于电影本身的质量。网友“hello圆妞妞”说：“看过《黄金大劫案》，现在我是明白了，看国产电影之前，最好别全信微博上那些编剧、导演或演艺圈人士的吹捧，因为他们也许只是碍于情面无奈地吹捧，自己好好考虑下到底值不值得去电影院买票进场。”

“影评老大爷黑暗骑士”则说：“作为一个国产电影的狂热支持者，私以为中国电影最让人烦的还不是水平低的问题，而是每当有一定量级的片上映的时候，业内人士抱团互捧，结果观众进影院看了，却发现和他们说的相差十万八千里。‘骗’字当头。一个片出来，圈内没有批评的声音，大家抱团儿死捧，这也是国产电影的悲哀。或许碍于人情，或许受于金钱，但你可以不发声，也不要胡捧误导观众。咱们观众的钱可都是过日子的血汗钱。你们想要创作自由，先自己把言论自由给解放了吧。”

就这一现象，北京电影学院教师、曾获两项金马奖提名的徐浩峰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说：“中国大陆电影过去20年没有商业片的概念，都是在模仿港台片、好莱坞大片，现在的确是中国电影建立自己的商业片的时刻了。第六代导演集体走上院线，转向商业市场，可以说就是到了这个关口。”

第六代导演商业片遇冷，徐浩峰认为应该属于“各有各的不幸”，但从总体而言，可以从观众和导演两方面找原因。“中国观众中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有一部分观众呼吁，中国的商业电影模式不能再走好莱坞的路子；另一方面，大部分观众还是在用好莱坞电影的标准评价中国的商业电影。”徐浩峰说，“除了观众方面的原因，这一批所谓第六代导演，之前都是靠拍摄优秀的文艺片而出名的，现在他们推出的作品，多少都是向商业片靠拢。文艺片和商业片在观众群体上有很大差异，这一批导演拍摄商业片，如何兼顾艺术性的同时，也能让商业电影观众接受，是他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一方面现在他们还处在初步阶段。”

管虎：“我就没奔票房去”

素有“怪才”之称的管虎执导的新片《杀生》在4月末上映。因为《斗牛》2009年入围威尼斯电影节、黄渤获得金马影帝，这部电影获得了拍摄机会。

无论是叙事，还是电影技法，《杀生》都被认为是大胆的尝试，对观众是种极大的挑战，寓言性的故事也表达了导演对社会的解析和讽喻。某种程度上，这种大胆为电影的票房和口碑带来了一定的障碍。

“我的这部电影，观众的评价估计会分为两极，认为好看的人会在看完后不停讨论，认为不好看的人可能完全不知道电影在说什么。”管虎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回应。

“给社会注一针强心剂”

时代周报：《杀生》为什么要到这么偏僻的地方取景？

管虎：主要是因为电影的内容，带动了形势。《杀生》的故事非常诡异，因此希望有一个非常险峻的地理位置，以及诡异的设施，所以你一想就该是西南地区，云南、贵州、湖南都找了，最后定在四川桃坪羌寨。羌寨有一千年历史了，羌族人被打得厉害，所以躲在了半山腰。全是堡垒似的建筑，迷宫似的。这种诡异的气质是天然的。

时代周报：在这样的地理环境里拍戏，应该困难不少。

管虎：拍电影没有不困难的，但这部戏的特殊性在于危险，主要是地震，最大有6点多级。山上大石头往下滚，我们先去的都适应了，黄渤来了以后，我都傻了，因为他特别胆儿小。有天晚上睡觉，他拼命敲我的门说：地震了，快点！我们都已经适应了，他不习惯。那儿地震经常发生。当然还有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跟我们不一样。因为地势，寨子里进不去吊车，但打灯需要大吊车，所以我们就用了很大的汽灯，升起来一个巨大的气球，他们喝了酒不让拍。拍电影没什么可抱怨的，但这部戏的特殊性，可能一生都会记得。

时代周报：《杀生》是一个寓言故事，你能够谈谈它与现实的对应吗？

管虎：这属于文本多义性，不同的人能感受到不同的东西，所以导演直接传递，其实是个挺不好的事儿。但我觉得可以说一点儿。其实你仔细琢磨，为什么要一个封闭环境，为什么要一个浓缩的社会感？然后阶级等级森严，有一个生命力极旺盛的人被扼杀了，这是为什么？再回头想，鲁迅这类人在那个年代，他在做什么？而我们如今缺失的是什么？集体无意识地往前走，蒙昧下去，把生命力磨灭下去。其实就是给咱们社会缺失的东西扬一下鞭子，注一针强心剂，给一点小警醒。

时代周报：但你在结局设计上，还是给出了希望的。

管虎：我一直认为，一个好电影（我不知道我的电影算不算好电影），一定是给人以温暖的，不能冷到底。这种温暖的力量，是需要用来救赎的。

“在市场上，只有服从”

时代周报：最近同一个档期出来了四五部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你怎么看？

管虎：其实我这部片子本来不是这个档期的，后期的剪辑、声音等都没有做到最好，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满意的结果，因为我第一次面对商业市场操作，必须符合商业市场流程，在这阶段必须出“产品”了。我要在商业市场上走下去，只有服从。后来告诉我，他们几个也在这个档期，大家抱团形成中国电影集团军的态势，单打独斗肯定不是好莱坞电影的对手。我觉得也不是噱头，毕竟每个人的力量都不是那么强大，也确实面临了一些比较强的对手，所以大家在一起亮亮相，为下一步做打算。

时代周报：但你不能否认，彼此间还是有竞争的。

管虎：对我来讲是最没竞争的，这电影从成立之初，就没奔这来。所以我能有什么，那都是意外惊喜。宁浩那是压力最大的，所以他有竞争感；其实杨树鹏的《匹夫》也是个大商业故事，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属于得便宜卖乖，我只是攀着大树，得点儿便宜。

张扬：“我的电影比《桃姐》好看”

以处女作《爱情麻辣烫》异军突起的张扬，被视为难得在艺术和商业之间获取平衡的导演。新片《飞越老人院》于母亲节期间上映，这部关注老年人生活的电影，将养老、死亡的残酷命题，用诗意、浪漫的形式表达。

电影试映后果然被拿来与票房不俗、屡获大奖的《桃姐》比较。从已有的评论来看，观众往往在肯定该电影关注老年问题的同时，对电影本身的叙述和表现批评居多。有网友这样写道：“同是讲老人院的电影，实在没法让人不想起《桃姐》。但这部片给人感觉就是导演心机太重，不少地方太生硬，迫不及待要去讲道理”；更有人直接说出了“张扬糟蹋了一个好题材”的评价。

“实际上这部老年人题材的电影，是拍给年轻人看的。让观众思考生死问题、家庭关系，是我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张扬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回应了坊间对两部片的比较，“这部电影比《桃姐》好看，因为《桃姐》相对比较沉闷，而这部电影给观众的感觉更加强烈，观众该哭就哭，想笑就笑。感觉上和大众更接近一些”。

究竟它是否与大众更接近，要等上映后票房说了算。

“煽情是为了触动观众”

时代周报：这部片子反映的问题其实是很残酷的，但表达方式却是诗意的，甚至浪漫。

张扬：这就是一个导演对生活的认识和态度。我们一想到老人、老人院，或者跟投资人聊起这个题材，首先的感觉就是拖沓、沉闷、凄凉。我自己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挺温暖、挺博爱的人，所以我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想做一个什么样的片子。它一定是飞扬的、温暖的、热情洋溢的、诗意浪漫的，所以为什么要有老人们冲出去，跑到草原上的情节？就是要跟前面老人院里封闭的环境相对比。

时代周报：惯常来说，老年人题材从商业的角度来考虑，并不怎么讨观众喜欢。

张扬：相对来说的确是这样，在中国老年人、小孩儿的题材，不太符合今天所谓市场的需求，某种意义上比较边缘。但反过来，恰恰是因为没有，或者很少，其实挺珍贵的。老人的题材，不是说等到我们老了才去做这样的电影，恰恰是我们这样的年龄，可以体会到关于生命、父母这些问题。我自己觉得，在今天这个所谓商业化的时代里，一定要去做一些跟时代不一样的东西，更接近大众、更接近现实的电影。这种电影在中国已经越来越少了，大家都在远离现实。所以很多拍城市、拍当代的电影，但大多是风花雪月的，真正关注社会问题、社会现实的片子越来越少。我们还是应该坚持一些自己的想法。老龄化对于中国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时代周报：但在故事的表现上，不少已经观看过的观众都提到，电影中部分情节太煽情以至于让人出戏。

张扬：我倒不觉得是这样。其实这样一部电影，我不希望它平平淡淡、让观众无动于衷。我希望观众又哭又笑。实际上不管什么题材的电影，都得拍得好看。这部电影，我觉得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它能够带着观众进入老年人的世界，比较煽情是为了触动观众。换句话说，我的电影不是艺术片的姿态、不是远离观众的姿态，而是想要接近观众。电影需要让观众哭出来、笑出来，所以我做这个电影的时候会让观众的感觉强烈一些。

从当下社会找故事

时代周报：关注现实的确是你的一个特点，你可能是中国少见的没有拍过现实生活以外题材电影的导演。古装、特效，似乎都跟你无关。

张扬：电影对我来说所要表达的，更多是我自己对时代、对生活的认识。那天白岩松看完《飞越老人院》，总结了两句话：张扬导演不从100年前找故事，也不从100年后找故事，就从现实生活中找故事。这就是我给自己确立的风格，可能不算风格，就是个人喜好。我觉得电影是对自己生活时代最好的记录方式。我觉得电影一定是导演世界观的投射。相对来说，我不喜欢那些没有态度的导演，什么样的都可以接受。这可能跟性格有关，所以大家可能看我的一系列电影感觉是相似的。有一点我会一直坚持，就是探讨当下人的问题。

时代周报：我们说，第六代导演与第五代导演“苦难成就艺术”不同，他们更多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而这种声音与青少年时期的经历是密切相关的。对“父子关系”的探讨在你的电影中几乎是一脉相承，这跟你的经历应该是有关系的吧？

张扬：我其实通过这部电影，和我爸做了一个很好的沟通。我很少回家，每次回家也就吃顿饭，我妈这人比较唠叨，总爱问这问那，问多了我就烦了。我们家吃饭经常就是“高兴而去，败兴而归”。但这次在拍电影的过程中，因为不是一家人吃饭，很多工作人员聚在一起吃饭，我爸就很愿意跟我们年轻人坐在一起，跟我聊天。很多次沟通，我觉得挺好的。然后整个宣传过程中，记者也爱把我们俩扯在一块儿采访，采访中说到很多对对方的感觉，实际上借助了外在的渠道，让我们打开了心结。如果让我和我爸坐下来聊彼此的关系，基本上不可能。我之前一直都在努力，但人的惯性和家庭关系的惯性，都没法让我们真正了解对方心里真实的想法。我爸那时候也努力跟我沟通，他的方式就是给我写信，聊天他聊不了，我看了其实挺感动的；我的表达方式就是拍电影，在电影里表现父子关系，然后跟他说你看看这电影，就明白我怎么想。中国人对面对面坐下来聊天，真聊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