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规范与外交战略:“和合”文化生成中的中国崛起

摘要：当物质因素不足以对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做出解释时，观念变量能够提供说明政策结果的路径。作为中国人共有观念的“和合”文化，生成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实践互动中，不仅建构了中国社会的认同体系和行为规范，而且贯穿于中国外交的历史轨迹中，并对当代中国选择“和平”崛起战略起着路线图的作用。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制定充分证明：“和合”文化的规范性影响以及历史上大国武力崛起的经验教训，与中国选择认同国际体系、实现体系和平崛起具有潜在的逻辑关联性。

关键词：认同；规范；和合文化；和平崛起；国际体系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1)11－0141－04

关于物质与观念在外交决策中第一性作用的论争，已然成为国际关系三大理论学派区分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分析外交政策的制定时，单方面否定物质或观念的作用都是不可想象的。在物质因素不足以做出解释时，引入观念变量成为解读外交决策的求证途径。观念作为独立的变量之所以有用，是因为观念阐释或赋予了物质事实以意义。观念是在主体间性的活动中形成的。当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形成集体认知，将会在社会制度层面形成共有观念，即文化。文化既包括一套评价的标准(诸如规范和价值观)，也包括一系列的认知标准(诸如规则和模式)。在社会环境中，文化影响着行为体的身份认同、利益和行为方式。

每一个国家在其生命历史展开中形成的外交战略，都必然打上其历史文化传统的烙印。历史上中国曾是东亚最强盛的帝国，拥有最强大的军队。但却从未侵略过其它国家。究其根本原因，我们不难发现正是内化于中国人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模式的“和合”文化发挥着限制性规范作用，使人们遵循着一定的规则、规范和秩序。中国的主导文化是孔孟儒家文化。作为孔孟儒家文化精粹的“和合”，生成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实践互动中，建构了中国社会的认同体系和行为规范，成为被各家各派所认同的普遍原则。同时在对外交往中，“和合”文化与天下主义观念共同构成了中国外交战略的文化要旨，虽历经王朝更替却经久不衰、薪火相传，成为了贯穿中国对外战略思想的主脉络。本文作为一项诠释性研究，主要目的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外交战略的文化视角，阐释“和合”文化对中国外交历史轨迹的内在生成作用，标明“和平崛起”道路是中国“和合”外交历史轨迹的当代延续和发展，是中国基于塑造“负责任大国”身份认同和建构国际体系认同的战略选择。

一、“和合”文化：中国社会的认同体系和行为规范

纵观世界五千年文明史，唯有中华文明历经几千年延续至今而未曾中断，这在一定意义上要归因于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力最深、最广、最深远的当属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以及对外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和发展的共有认识、价值理念、思想体系和行为方式。“和合”则是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核心理念，是中国人构建以伦理为主导的社会秩序的认同体系和行为规范。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和合”文化生成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中，从整体上浸润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构建了“与天和性”、“与人和睦”、“与邦和谐”的思想体系，是中国数千年来社会发展的思想动力。

首先，就人与天地自然的和合关系而言，“天人合一”不仅是中华文化的整体特征，而且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基本的信念。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一种大陆式的农业活动方式，即人的生活活动方式须顺应天时地利、风霜雪雨的自然节奏。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人类只是天地万物中的一个部分，人与自然是息息相通的一体。当自然界发生变化时，人体也会发生与之相应的变化。自然界的变化与人的变化的一致性是“天人合一”的重要含义。人与自然不是处在一种主体与对象之关系。人们的生活活动方式不是从外部去征服自然，而是探索天地自然内在活动的时节性和规律性。通过认识、把握和顺应这些规律，使人与自然和平共处，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合一。这些充分体现了“天地万物与吾一体”的精神，孕育着“天人合一”的文化特质。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和合”文化是建立在对人与自然异质同构的基础之上并在二者之间确立和谐化关联的思想。

其次，就人与人之间的和合关系而言，“与人和睦”的人际和合观是“和合”文化的根本出发点。和合是人与人之间维持一种安定、团结、友爱的最高准则。人一生下来就是社会共同体的成员。而社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包括不同层面、各种类型的人际关系。每个人都不能不在劳动和创造活动中与他人发生联系。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尽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仁者爱人”又是人本身所固有的。这显示人与人之间是可以和睦、团结和协作的。所以，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把“和”视为最高的价值目标。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也就成为了儒家“和合”文化处理人际关系的“忠恕之道”，也正是这种“贵和”传统在文化上建构了中国的社会秩序。

再次，就人与社会的和合关系来看，“和合”是社会制度的思想基础。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原理，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体系起到了制度和文化建构的作用。中国在进入阶级社会后，随着等级意识的产生和社会分工的需要，为了使每一个人都纳入到社会中，需要以不同等级来定位和确立身份、地位。等级制的形成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应维持等级制的需要，周朝开创了礼乐制度。其中‘礼’是伦理、法度、道德规范，其政治、伦理功用使等级分明、社会长治久安；‘乐’是习俗、民俗、风俗和精神情感文化活动，其协同、教化功用使尊卑、上下、贵贱、雅俗的各个阶层能和睦相处、各安其位。社会成员在血缘和等级关系的建构下形成的网状体系，有效地维系着整个社会的稳定平衡。人与社会的关系，体现为以个人对社会的和合为责任。因此，“和合”观与等级秩序观、礼治观共同构建了中国社会秩序观体系。

最后，就国家与国家的和合关系来看，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想有一个基本共识：对外关系是扩大了的人际关系。“和合”文化的生成从根本上而言是与中华民族的生活活动方式息息相关的。中国发源于黄河中下游流域。这一地缘环境孕育了早期的农耕文明。中国的主体经济是守土耕作、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种经济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与之匹配的文化体系必然是内向、内敛类型。这种文化特性在政治上表现为重内轻外，军事上表现为守土防御。中华文明正是在中国社会自我封闭、“内部扩张”的道路上形成的。而“和合”是稳定这种内向型社会秩序最好的认同体系和行为规范。人际关系的本质是和谐与合作，那么对外关系的最佳状态也应如此。因此“和合”作为一种内化的行为规范，在国际关系领域被扩展为调节中国与其

他国家共求天下太平的基本思想框架。

二、“和平崛起”道路：中国“和合”外交历史轨迹的当代延续和发展

美国学者约翰，P，洛弗尔在谈到文化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时说：“人是在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受到其中的基本价值观、风俗习惯和信仰的熏陶。那些在每个社会中握有政治权力的人易受社会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与态度将有许多文化根源。此外，在每个国家，统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度都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中发生的。”中国新一届政府提出的“和平崛起”，不仅是基于中国自身现实利益的认识，更是生成于中国外交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哲学理念。伴随改革开放30年来的飞速发展，中国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认为中国的崛起将会改变世界格局、威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然而纵观中国数千年来的外交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外交是以“和合”文化中共存、共享、共的哲学理念为支撑的。

首先，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历史轨迹来看，“和合”文化对古代中国外交具有文化建构作用，不仅影响到中国人对利益和手段的认识，而且在国际层面影响到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体系结构的模式。“天下大同”、“贵和尚中”、“协和万邦”这些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儒家眼里，天下秩序应当是以“仁”(天下一体意识)为精神，以“礼”(宗法伦理秩序)为架构的。推崇道德力量的“王道”(讲究君臣的“和合”以及华夷的共处或融合)思想，要比过分强调权力的“霸道”思想更加充满智慧的力量。尽管古代中国是东亚地区的中心国，然而为巩固国内的稳定与繁荣，始终将和平与融合政策放在对外关系的首位，希望能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周边国家则深受中华文明与礼治、“和合”文化的吸引，希望通过主动融入中华文化体系，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来带动本民族或国家的全面发展。因此，中国作为中央王国与日本、朝鲜、缅甸等几十个拱卫国家共同构建了“政治上中国得分、经济上番邦受益和安全上华夷共”的东亚朝贡体系，创建了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

其次，从中国近现代外交的历史轨迹来看，即使是在饱受外来侵略的屈辱之下，“和合”文化依然是中华民族的性格，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的外交政策取向。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中国人)统治别人的欲望明显要比白人弱得多，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以礼待人并希望得到回报。”罗素认为，中国人的性格，是一种不利于战争的性格，是一种有志于和平的性格。中国在很长时间里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且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然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出现过军国主义思想，从来没有侵略过其它国家，更没有殖民统治的罪恶记录。崇尚和平是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重要体现，这一思想根植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土壤之中，并造就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热爱和平的高贵品格。当历史的车轮来到15世纪之后，中国开始由封建王朝的鼎盛逐步向下滑落。尤其是鸦片战争的失败更是陷入了历史的低谷，开启了中国近现代的危局。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可以说是一部饱含中华民族血泪的屈辱史。落后、羸弱的中国不仅饱受西方列强的欺侮，而且还成为了邻国日本武力崛起的最大受害者，在坚船利炮面前已无外交可言。然而，习惯常常比实力更重要，社会规范往往取代物质利己主义。在经历了近现代一百多年任人宰割的屈辱和苦痛之后，中华民族从沉痛的历史教训中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时，并不想陷入以怨报怨、以仇报恨的历史覆辙，心理上更加倾向于选择协商与合作，而不是武力扩张来实现国家的崛起和民族的复兴。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一贯遵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维向度。

最后，从中国当代外交历史轨迹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几代领导人始终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充分展示了“和合”思想理念和思维方式与中国外交理论的现代化结合过程。“和合”也因此成为中国外交战略连贯性变迁的重要文化因素。新中国诞生于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的国际环境中，但即便如此，中国领导人在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时依然立足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局。由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中国将稳定周边作为外交战略的重点，致力于“睦邻、安邻、富邻”的务实外交政策，促进了亚洲地区实现更大程度的经济合作、安全合作和政治合作。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永远不称霸”。随后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成为了中国对外政策的长期基调。进入2l世纪后，中国新一届政府提出的“和平崛起论”，可以被视为是“中国永远不称霸”、“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在新形势下与时俱进的发展。“和平崛起”的立场，显示了作为规范的“和合”文化与中国当代外交继续联系在一起，影响着中国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三、“和合”文化与“和平崛起”战略的认同维度

中国明确“和平崛起”战略，有助于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战略的认同力。1990年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在一定时期内还是十分有效的。但是这一策略在1994年之后其效力已呈现边际效益递减趋势。在国际上，“中国”可谓甚嚣尘上。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上升，特别是随之增长的军事实力不仅使美国不断感受到安全困境的提升，而且周边国家也对中国强大后的战略意图感到深不可测。中国明确认识到安全困境的存在不完全是由外部势力造成的，需要通过积极主动地与外部世界进行有效的互动、通过合作的方式来缓解。为了更好的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尤其是打破美国霸权话语建构的“中国”，中国有必要向国际社会发出增信释疑、表达善意的信号。因此中国宣示“和平崛起”，有助于与国际社会开展沟通行动，突破美国霸权话语建构的规范效力，在国际社会中建立自己的话语权，从而让国际社会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崛起的和平方式不仅是在汲取了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挑战现行霸权国和现行国际秩序)失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进行的反思性和能动性选择，而且是生成于历史积淀中的“和合”文化在中国当代外交政策中的现代性继承与发展。

中国选择“和平崛起”战略不仅是生成于对中国“和合”文化的认同，而且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国家身份认同――成为一个“负责任大国”，更是立足于中国对国际体系的认同建构。而这三层认同维度归根到底都是发端于“和合”这一文化基点。首先，作为一种生成于历史并由集体共享的社会规范和认同体系，“和合”文化并未随时间和战略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对当代中国对外战略的构建以及对外交往的方式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内向型的儒家文化历来主张“和为贵”，尊奉“和而不同”，追求建立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中国儒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一向注重自修、内省和内敛，不事张扬。在处理国际关系方

面，中国讲求的是道义和文化感化方式。而不是通过说教和武力改造。存在于古代中国社会观念和制度层面的“和合”文化，超越种族主义和军事主义，凭借其治“天下”以仁义为主，反对恃强凌弱的思想主张，曾经一度造就了中国内部多种族间的相对和谐，并在东亚形成了稳定有序的区域秩序。现如今，“和合”文化对于建构中国特色的新型国际关系仍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无论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睦邻、安邻、富邻”，还是“和平崛起”、“和谐世界”，都充分显示：“和合”文化在中国当代外交历史轨迹中实现了与时俱进的发展：中国总的安全战略已经深深扎根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土壤之中，并且逐步添加了制度主义的成分。可见，中国“和平嵋起”战略原生于“和合”文化认同。

其次，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将自己的国家身份定位为“负责任大国”。仔细观察中国的外交政策，不难发现中国做“负责任大国”，是基于中国自身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中国要成为一个“负责任大国”，首要基础就是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而事实上，在过去30年改革开放中，中国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为国内的经济发展营造了一个稳定、有利的国际环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和进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和认同。在此背景下，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对人民福利的满足将主导中国的对外行为。尤其是中国面临社会转型所积聚的经济、政治与社会问题约束了中国的国际行为，使中国不可能冒险采取危及国内经济发展的外交政策。对于有可能影响外交政策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因素，中国领导层一直致力于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和疏导，将其控制在对外交政策产生积极意义的方面。中国领导人正在更加坚定地秉持以“和平、发展、合作”作为指导外交的基本原则，而不是发动扩张战争和冲突对抗的方式来实现中国的崛起。因此，选择“和平崛起”战略已充分证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为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最后，自从1978年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以来，中国开始主动而又迅速地融入国际体系，接受国际规则的约束，这充分表明了中国对国际体系的认同。苏联解体之后，产生了以美国唯一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单极体系”。在随后的90年代初期中国较为偏好加速多极化的思维，预测“单极格局”将会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但很快中国便意识到国际体系结构不容易急速变化。而且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不断深入，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利益攸关更加紧密。单位国家逃不出体系结构的束缚，而只能与其共存。对中国来说，不仅要在全球层面面对美国的战略压力，而且还要在地区层面面对周围强邻(日本、俄罗斯、印度)的制约压力。这种混合的地缘战略格局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像历史上的大国那样以武力扩张的方式来实现崛起，只能是将自身发展转化为更大的合作空间来融入全球化与区域化，从而实现崛起的图景。中国除了能选择与美国战略秩序合作外已无选择。通过融入到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中国可以在美国的“单极统治”中与世界其他国家构筑“共有利益”，在自身实力持续增长的过程中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在重新塑造未来的国际体系方面争取更多的发言权，从而实现在体系内“和平嵋起”。“和平崛起论”则是中国表明将在行动上自律和接受他国制约的决心。最为明显的行动表现是中国加入了诸多多边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如中国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而2001年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则是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象征。中国主动融入国际社会，接受国际制度和规范的约束，已经是在以最好的方式向世界证明：在维护国际体系稳定和促进共赢发展方面，中国是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挑战者，是维护者而不是反对者。可以说，中国选择认同国际体系，也就意味着选择了以和平方式崛起的战略。

总之，中国是一个敢于承诺、勇于承担，负于责任的大国。中国向国际社会明确“和平崛起”战略，不仅有助于缓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和疑虑，而且有助于降低中国与周边邻国之间的安全困境程度，更有助于在对外交往中塑造和提升中国的国际认同力。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中国仍需采取更多积极主动的外交行动使国际社会认识并理解：“和合”作为中华民族所认同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数千年文明积淀的中华之魂。“和平崛起”是当代中国超越大国崛起困境的战略选择。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于维护世界的稳定与繁荣将会是一种和平的力量，不仅不会威胁其他国家，相反在全球化的相互依存中，会给其他国家的发展带来“搭便车”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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