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现代中国“文化认同”

如何在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层面上建构“现代国家”，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深层次的文化战略课题。

钱穆先生尝言：“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其《大哲学家》一书中，列举出人类文明史上十位最伟大的哲学家，然后又从中挑选出四位最具影响的“思想范式的创造者”：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孔子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每一种文化传统都有几位具有恒久影响力的文化圣贤，他们在一定意义上已成为符号化的文化象征。在中国五千年文化传统中，孔子就是主体文化价值观的文化象征。

在西方社会，博爱、同情、友善等等基本价值观是“挂搭”在上帝名下；在中国文化中，仁、义、诚、信、忠、孝、廉、耻等人伦规范则是与孔子儒家思想紧密相连。在世界不同的文化传统中，许多基本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尽管在概念与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在价值指向与本质意义上却是相通的。

譬如，孔子在回答弟子问“仁”时，明确指出“仁”即“爱人”，类似的记载在《圣经》表述为：“Honor yourfather and mother，and love your neighboras yourself”(MATTHEW)，“Whoeverloves God must also love his brother”(JOHN)；《论语・雍也》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语录，在《圣经》中表述为“A generous man willprosper；he who refreshes others willhimself be refreshed”(PROVERBS)；《论语・卫灵公》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圣经》中也有类似记载：“Soin everything，do to others what you wouldhave them do to you。”“Why do you lookat the speck of sawdust in your brother’seye and pay no attention to the plank inyour own eye?”(LUKE)

广而论之，基督教中的“博爱”、佛教中的“慈悲”和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思想，尽管三者在文化背景和语词上有所不一，但，在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上却是趋同的。基于此，钱穆评价孔子是中华五千年文化传统中“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并不为过。

在对待孔子的文化心态上，中国大陆、台湾、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稍有区别。在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更多地呈现为“我应如何更好地遵循孔子的教诲”；在中国大陆则更普遍地凸现为“我为何要遵循孔子的教诲?”正因为有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心态，才偶尔会在海外听到“文化中国”已经不在中国大陆之讥讽!

中国正谋求建构“现代国家”，经济大国只是建构它的必要条件之一，若缺乏“文化大国”这一必备条件，所谓“现代国家”只是空中楼阁，而“文化大国”诞生的一大前提条件则是全民族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

就目前中国普遍的文化心态而言，“文化认同”正行进在路上。就当下全社会对孔子的评价而言，无论是学者还是平民百姓，许多人对孔子的认识与评价似乎总让人觉得有点耳熟。

仔细辨析，你会发现当下许多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在某种层面上还停留在“五四”和新文化运动阶段，甚至总会让你想起“‘四川省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

在这场以传播“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主义为宗旨的思想启蒙运动中，任何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至少在社会政治层面上，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它对于冲决思想网罗、清算旧有价值观念、全方位“响应西方”(严复语)，功不可没。

但是，在纯粹学术与文化的层面上，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陈独秀、鲁迅、、吴虞等“先进的中国人”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批判存在诸多片面与极端之处。

谈到近现代历史上批孔非儒，有一种社会文化思潮一直被人忽略：在“五四”运动之后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普遍进入了反思与省察阶段。在批孔非儒问题上，当时绝大多数一流的知识分子都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观点过于偏激。换言之，在对待孔子的文化立场上，存在着一个否定之否定的“集体反思”心路历程。

譬如，章太炎先生早年也曾激愤地批孔非儒，在1902年撰写的《订孔》一文中，借日本人远藤隆吉之口来驳难孔子：“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在《书・学变》等文中，又指责孔子为“湛心利禄”的“国愿”。迨至晚年，立场与观点大变。在1935年《答张季鸾问政书》中断言：“中国文化本无宜舍弃者。”

章太炎站在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立场上，将读史与爱国相联系。章太炎将经籍归为史类，读经即读史。因此，章太炎在晚年不遗余力地呼吁尊孔：“盖即前者所举《论语》三事，已可陶熔百千万人。夫如是，则可以处社会，可以理国家，民族于以立，风气于以正。一切顽固之弊，不革而自祛，此余所以谓有千利无一弊也。”前有《书》，后有《检论》。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非。立场与观点的改变，体现的不仅仅是学问的日以渐进，而且也是人格的日臻完美。

章太炎一生最为景仰的顾炎武尝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古以来，儒家一直将“国家”与“天下”两个范畴严格区分。历史上“国家”兴亡不过是一家一姓之陵替，“天下”这一概念则不同。“天下”不仅是一政治概念，也是一地理之概念，而且更重要的它还是一文化概念。“天下”表征的是一种民族主体文化，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根本标识。“天下”灭亡，意味着一个民族文化标识的寿终正寝。正因为如此，晚年的章太炎才会四处奔波，高喊“仆老，不及见河清，唯有悖诲学人，保国学于一线而已。”章太炎之吁喊，已有先儒“存亡继绝”、“续命河汾”之深意。国学存，则民族文化血脉存。

像章太炎先生这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猛烈批孔反儒，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又反思自我，在思想上经历了否定之否定心路历程的人，大有人在。

譬如，胡适早年主张“全盘西化”，呼吁批孔，“捶碎，烧去!”晚年却一再申明：“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不能说我自己在本质上是反儒的。”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钱玄同可以说是一员骁将，多次撰文呼吁废除汉字，“汉字之根本改革的根本改革”。不仅如此，对历史上的孔子与儒教，要“摔破，捣烂，好叫大家不能再去用它。”但是，在1926年4月8日致周作人的信中，他对待孔子和传统文化的心态已趋向平和、宽容：“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很应改变。”

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打倒孔家店的英雄”，叱咤风云、名盛一时。早年曾断言“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但是，晚年陈独秀又撰文指出，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思想仍有其现代价值：“在孔子积极的教义中，若除去‘三纲’的礼教，剩下来的只是些仁、恕、忠、信等美德。”

风云变幻、世事如棋。在尘埃落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进入了集体反思之中。因为如果不能从片面激愤地批评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结升华到对传统文化有一全面、辩证的认识、甚至“同情之理解”，就无法在知识和人格上实现自我超越。可喜可贺的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已实现了这一内在自我超越。

如何从“妖魔化的孔子”中小心翼翼地剥离出“历史的孔子”，至今是一未完成的文化课题。而这一历史性课题的完成，不仅具有“求真”的学术意义，在建构“现代国家”上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没有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国家”。“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正处于由“破旧立新”向“开其新统”转变的十字路口。应当大张旗鼓地弘扬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旗帜鲜明地树立以“集其大成”、“开其新统”的孔子为传统主体文化之文化象征。在中西文化会通基础上，通过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实现“现代国家”形态。舍此“正道”，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