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网融合:最大机会在满足移动化重组生活

从以“在确定地点的人”为中心，到以“移动着的人”为中心，也就是从以静态需求为中心，走向以移动需求为中心，这是信息时代的演进主题。时代如斯，“三网融合”的核心取向怎么可能停留于正在过去的历史阶段上?

2010年6月下旬，“三网融合”试点地市名单终于出台，这意味着“三网融合”终于走出实质性的一步。

作为一项重要公共政策，“三网融合”进程及可能发生的影响，引起广泛关注，远远超过了单纯的通信网、互联网和广播电视网领域。坊间的议论，舆论的关注，其强度、广度，都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更引起深思的，是这些议论和舆论关注，如此集中地指向广电与电信部门的政策博弈，指向互相进入可能带来的影响。事实上，“三网融合”这样一个集技术变革、市场驱动、政策选择于一体的重要决策，其战略层面的意义岂仅止于政策博弈、互相进入?虽然，人们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三网融合”的未来路径都要指向互联网。但现阶段的任务难道仅仅是朝增加带宽的方向发展?

在我看来，“三网融合”，已经不是一个一般的公共政策，更是一种战略抉择。不管眼前各方有何种期待，“三网融合”的核心价值取向应当是满足移动化重组生活的需要，应当是向移动互联方向发展。在满足移动化重组生活需求的浪潮下，走向融合的广电网、通信网、互联网都将随之演变。

趋势：移动需求正成长为信息社会的第一需求

从世界范围看，无论是通信业还是传媒业，移动需求都正成长为用户的第一需求。这种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1、对自由的不懈追求，决定了移动需求一定是第一需求

为什么这样判断?移动通信业仅用短短十多年便迅速超过固定通信业，移动互联成为各个方面不顾一切也要投入的领域，传统媒体不惜以改变外在形态与运作方式来适应新媒体的竞争，手持终端成为包括媒体在内的诸多满足方式的交汇点……如此等等的背后，一定存在着一种体现规律的推动力量和推动机制。

追根溯源，那应当是人们心灵深处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对于实现更大程度自由的不懈追求!

人的最大需求，不是一般的信息和娱乐需求，而是自由。人对自由的争取，伴随着人在自然环境中生存斗争的整个过程，也伴随着人在争取权益、认识人的权利的整个过程。而信息的充分获取、使用、分享，是人获得真正意义自由的必要条件。因此。对自由的需求是人类社会许多历史性变化的最重要驱动力。

移动通信少了固定电话必不可少的那根线，意味着人们释放掉了一种束缚，获得了一种自由。移动通信带来任何时间地点的自由通信，而得到超越一般想象力的发展。人，可以随时随地找到任何一个人并与其联系，这就是移动通信高速发展的直接推动力。在此基础上。人们才得以不断发明并改进，不断拓展使用方式。

互联网在发展初期主要依赖固网，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让人们感到网线的束缚。去掉网线、无线上网，互联网才显得更有魅力和影响力。因此，人的基本需求会促使互联网向移动化、无线化发展，并形成不可逆转之趋势――这样一个历史的必然，正深刻改变着与互联网有关的内容产品格局，也必然会改变我们对怎样满足人们信息需求的认识。应当说，随时随地方便有效地获取信息，这就是传媒移动化最主要的推动力量。技术进步、理念变化、运作方式等的变化，不过从不同方面提供了条件而已。

人们与信息有关的需求，曾经被习惯地区分为社会需求、家庭需求与个人需求，并长期作为传媒结构与定位的理论基础。有些传媒定位于满足人们的社会需求，注重人们的职业与社会身份相关的信息需求，从而衍生出多种专业媒体。而更多传媒专注于满足家庭需求，并曾表现出良好的持续成长性。比如，曾经引人关注多年的晚报、都市报等平面媒体。而满足个人需求，则成为传媒、特别是新媒体着力的重点。

但这种区分方式，没有充分考虑受众的接受方式与接受地点。没有充分注意到个人需求在信息需求中所占比重正加速扩大的事实。如果充分权衡接受方式、接受地点与个人需求所占比重，就会得出一个简单结论：移动需求正在成长为第一需求。

移动需求，已经是决定通信业格局的决定性力量，还将是左右今天以至未来传媒格局的决定性力量之一。

2、人的生活方式变化推动了移动需求成为第一需求

21世纪传媒领域发生的最重要变化之一，就是广播的重新崛起。

虽然，20世纪20年代后，广播作为当时的新媒体，以其真切、多样、便捷、广泛的传播方式。获得了强劲影响力，甚至直接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选战方式。但随着电视的诞生，人们渐渐把广播视为弱势媒体。广播是弱势媒体吗?这样的问题萦绕在许多人的心头，也直接影响了一系列传媒政策的走向。而到了21世纪。在中国，广播正重新崛起!以一系列指标观察，有些频率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强势媒体。

广播何以崛起?自可以给出许多案例和答案，但一个重要的外在条件变化不可忽视，那就是受众移动化。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变化。促使广播的运作理念、节目形态、运作方式发生变化，使广播率先成为移动媒体，成为适应受众移动化很有说服力的样本。可以说，广播的重新崛起，既是受众移动化所推动，也是受众移动化和传媒移动化互动的结果。其核心，是人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

所谓受众移动化，既是对受众构成特征的描述，也是对受众行为特征的描述，更是对受众需求特征的描述。因而，其对传媒格局、运作理念与运作方式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催生受众移动化主要为三个因素――

一是经济高速发展，受众生活节奏加快。经济高速发展，不仅为满足多样化的新信息需求提供了物质条件，还大大加快了人们的生活节奏。改革开放初期，有学者曾经比较香港与北京街头人们步幅大小与频率快慢，发现香港人明显走得快。而今天，这种快频率的街景已成为中国大陆许多城镇的共同特征。快节奏生活为移动信息需求提供了现实基础。

二是技术条件变化，可提供更多移动信息手段。信息技术的发展方向，在跨过“速度为王”的历史阶段之唇，开始更多以便捷性和泛在性作为驱动引擎。反映在计算机领域，电脑从小型化走向便携化，以新的方式诠释了摩尔定律；反映在通倍领域，电话从普遍化走向移动化，移动通信用户已占用户总量的优势比重，成为通信的首要选择；在网络领域，无线城市越来越成为标准的基础设施与基本选择，从而为受众在移动状态下接入互联网提供了技术环境。

三是受众生活方式变化，移动状态增加。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人的生活就是移动化的生活，受众群的构成特征更显动态，不只是以性别、年龄、职业等静态的社会学特征就可以概括，还需从活动方式、活动范围、主要经停地点等要素来区分。在移动状态下的时间增加，形成了复杂多样、特征鲜明、有异于传统模式的移动信息需求，构成重要的需求条件。

3、受众移动化的5个鲜明特征

A、受众主体移动化

主要的信息消费群体作为社会主流人群，其生活方式、 工作方式发生明显变化，出行距离扩大、出行时间增加，在家庭、办公场所以外的时间增加，同时有强烈的泛在化信息需求。这其实与社会学上的人口特征变化相符：人们在地域间、阶层间流动加速，活动空间扩大，更多地处于活动状态。

反映到广播听众群体，就呈现出明显的变化过程。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广播是最具有时效性的强势媒体，从而拥有特殊影响力；到20世纪八十年代末，广播的时效优势相比于电视的多媒体特征，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广播的受众群主体普遍中老年化，被人们视为弱势媒体。而进入21世纪，私家车的普及使大量中青年主流受众更多地处于移动状态中，此时最便捷获取新闻信息的方式，是听广播。这也促使受众主体移动化的形成。

B、接触状态伴随化

观察人们与传媒的接触方式，一个最大的变化是在活动而非安静状态下接触传媒；更多是在边处理其他事物边接触传媒，而不是专注于传媒；更多是在时间缝隙和碎片中获取信息，此时的报纸、电视、广播、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往往还充当时间填充物，促使接触传媒的状态更多呈现活动化和伴随化特征。

C、接收载体便携化

数字科技革命的最重要体现，是信息接收载体和处理工具的便携化、小型化，它们适应并推动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传媒移动化与受众移动化双重作用的结果，是台式收音机基本退出历史舞台，曾经作为“几大件”之一的五灯收音机消失了。车载收音机成为主要的广播接收工具，收音机甚至在很多时候失去外在的独立形态，化为手机中的一个功能。但这一系列演变，这种便携化、小型化的趋势。这种隐身式、车载式的存在，反而为广播的重新崛起提供了最适应人们生活方式和需求变化的基础。

D、信息需求实时化

正是因为在移动状态下、在时间缝隙中获取信息，人们对于时效性、简捷性、针对性的要求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概括移动信息需求，有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全时空存在，即随时随地获取信息，保持对外界最新动态的接触、关注和获取能力；二是高度时效性，甚至希望总是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信息，追求在直播状态下与历史同在、与进程同步的感受；三是高度选择性，满足人们对简捷性的要求，即经过精心选择的、直接获取最重要的东西；四是高度针对性，以求获得最好的时间利用效益，因而对传媒的内容与服务方式定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进传媒市场与传媒节目形态的进一步细分；五是高度类型化，即信息需求更集中在特定领域、方面，呈现类型化特征。

E、接受心理便利化

受众移动化对传媒提出强烈的便利性要求，导致传媒形态发生一系列变化。它促使世界著名大报放弃对开的版型，演变为四开大小的“紧凑型大报”；它促使人们牺牲一部分对音质、对声场、对视觉享受的要求，选择了车载广播、移动电视和手机等移动信息接收工具；它促使人们更多地选择移动上网，推动互联网加快与移动通信的融合。

便利性的要求还促使传媒运作方式发生变化，传统媒体也开始借用互联网领域首倡的推送式服务，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开办手机报、新闻短信。这些努力，与其看作是传统媒体利用新媒体、与新媒体融合，不如看作是传统媒体运作理念、服务方式的变革。把选择好的信息直接推送提供给受众，让受众在他们方便的时间、以他们方便的方式获取，这种推送式服务更好地体现信息需求的个人性，与时间利用的自主性。

特征：以移动平台为中心组织生活与工作

快速演变的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就是走向以满足移动需求为核心，以满足移动着的人的需要为核心，以移动平台为核心组织工作与生活。这样的移动化组织工作与生活，需要适应人的自由活动的一切条件。汽车文化反映了人们在满足自由行方面的工具要求；欧洲《申根协定》，反映了人们在满足自由行方面对法律的要求；而手持信息终端，则反映了人们在满足信息沟通方面的自由行要求。早期的手持终端与相应服务，满足了一般沟通和随时随地获取信息的需要，方兴未艾的智能手机、移动互联与社交网站、微博等服务，满足了深层次移动表达、社会交往的需求。

以移动平台为中心组织生活与工作，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性变化。从以在确定地点的人为中心，到以移动着的人为中心，这就是固定通信网与移动通信网此消彼涨的根本原因，就是移动互联网的增长速度远超固定互联网的原因――“三网融合”，怎么可能脱离这样的规律性约束?“三网融合”，其核心取向，只能是满足移动化重组生活!

1、移动需求本来就是多样化的需求

移动互联能给人们带来更大的自由，也带来更为多样化自自信息需求。这些都会深刻改变现有的与互联网有关的内容产品格局，也必然会改变对怎样满足人们信息需求的认识。

移动需求，其内涵丰富而多样。并持续演变。广播的重新崛起，是移动需求增强的重要表现。但移动需求不等于交通信息需求或乘车时的信息与娱乐需求。手机媒体化是移动需求的重要支撑，但媒体化的手机终端所能满足的，仅仅是移动需求中的一部分；或者说，移动需求的成长，还会在手机等手持终端中整合进更多的功能与内容，并激发新的移动需求，进而推动相关内容与服务产品的快速增长。

观察移动需求的多样化，可以短信发送量为样本。

中文短信于1998年前后才出现。2000年5月17日，中国移动正式开通短信(SMS)服务，发出中国第一条短信。当年，中国的短信发送量是10亿余条。也许是因为与高企的移动通信费用相比，短信费用低廉；也许是因为在东方文化影响下，维持人际沟通的强烈需求；也许是因为中国手机用户非同一般的想象力，短信在中国高速发展(见表1)。

有意思的是，2008年，中国手机用户数达6.41亿户，新增9392.4万户，普及率48.5％，但短信发送量增长率反而从37.8％陡然下降至18.2％。2009年，更下降至12.1％。为什么有如此明显的下降?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即时通信工具(IM)、对等互联与社交网站的媒介化，使之成为年轻人沟通的主要工具，其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短信的地位，典型者如QQ和开心网。

短信发送量增长率的明显下降，并不意味着手机等手持终端地位的下降。实际上，主要即时通信工具和社交网站客户端都已集成^新款手机。主流手机厂商深知。提供这样的便利会大大促进销售。显然，移动需求成长为第一需求，不仅对传媒行业，也对终端厂商的经营理念和商业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

2、移动化重组生活产生更有价值的需求

2010年发生的重要事件，是苹果市值超过微软。2000年，苹果与微软的市值之比是160亿：5560亿；2010年则是2300亿：1970亿。虽然乔布斯(苹果创始人、CEO)认为“这不能说明什么”，鲍尔默(微软CEO)认为“这是长期的游戏”。但已有论评者说：“真正要追问的是，是盖茨所代表的左脑科技的过失，还是乔布斯代表的右脑科技的功劳。”

所谓左脑科技的核心是技术创新，盖茨擅长让技术人才发挥最大作用，把理性的技术主义发挥到极致；所谓右脑科技则体现为“科技+美学”，即应用创新，乔布斯擅长激发创意人才的潜力，所推出的产品都能深深打动人的心灵。

从移动需求这个角度观察，苹果市值超过微软，还有另外一种样本意义。那就是移动需求的市场价值正在超过固定需求。尽管微软曾力推移动操作系统Window Mobile6，尽管市场正期待鲍尔默抱以歉意的Window Mobile7，总起来看，微软还是台式计算机时代的霸主，是一个以满足固定计算和信息需求为主的公司。而苹果，在乔布斯回归后，尽管有新的台式机产品，但在近十年，主要是在满足移动需求。从iPod到iPhone，再到iPad，莫不如是。因此，苹果市值超过微软这个案例告诉我们的是，移动化重组生活会产生更有价值的需求，满足这样的需求，就会造就更有价值的企业和品牌。

人们真的很需要iPod、iPhone、iPad?可以说这是一种新的消费偏好：即不一定是为了实际需要，而仅仅是为了一种精神满足，仅仅是为了一种心理需求。它们真的只满足一种心理需求，真的只是一种精神消费?不如说那是一种移动化组织工作和生活的时尚工具。

从以“在确定地点的人”为中心，到以“移动着的人”为中心。也就是从静态需求为中心，走向以移动需求为中心。“三网融合”的核心取向怎么可能停在正在过去的历史阶段上?

期待：以新的眼光用好“三网融合”政策

“三网融合”是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对广电和电信业来说，从互不进入到限期融合，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策，意味着本届政府在培育新的战略性产业方面跨出新的一步，在优化执政方式、突出施政重点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开启了一个学界和业界期待已久的大门。

这样一个重要决定，既给予下一代战略产业成长以新的推动力，也是深刻认识世界变革大趋势所做的必要的结构调整。从公共政策选择、经济发展方式、发展路径选择等等方面，都可看到这个政策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在我看来，不能仅仅把“三网融合”视为相关产业管理政策的调整。2000年时，我曾在一本发展经济学专著《西部对策》中写过：任何一项重要政策的出台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对市场格局、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讲到“三网融合”，现在还可以再加上一句话，即与大信息业相关的重要政策出台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是对信息流通格局、传媒格局的进一步调整。可能带来人们所预想不到的新力量对大信息业、传媒领域的渗入和融合。

“三网融合”所带来的。不仅是三张网之间界限的被打破，实际上是作为大信息业组成部分与信息流通、内容产品流通相关的采集、加工、传输、等等生产格局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大于狭隘意义上的“三张网的融合”。按照已经透露出来的融合安排，三年后通信业可以为家庭提供一定类别的内容产品，但从移动通信运营商的一系列投资动作看，三年后，在通信业的战略格局中，为家庭提供一定类别的内容，可能已不是它的第一战略重点了。

“三网融合”一定可以在诸多领域带来新的机会。有依据可以估量，“三网融合”不仅会给受众带来更多具有新媒体时代特征的内容产品，更会带来许多新的、甚至是今天还未见到端倪的内容产品与互动体验提供方式。基于这样的估量，在“三网融合”不断演进并在大传播领域产生一系列联动效应的背景下，可能对传媒竞争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就此，哪些问题更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三网融合”，是融向互联网，但不是一般地融向传统互联网，当然也不是一般地转向移动互联网。

在我看来，三网融合，最大机会在满足移动化重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