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随笔(之三)

俄国的“荷马”和“莎士比亚”

普希金走上俄罗斯文坛的时候，面临的几乎是一片荒漠。同时代的欧洲作家要比他幸运得多，他们有着丰富的文学传统可以继承：希腊人有荷马，意大利人有但丁，西班牙人有塞万提斯，英国人有莎士比亚，法国人有拉伯雷……然而普希金却没有这样的幸运。基辅罗斯时期曾有一个好的开端，产生了几部编年史和一部俄国人最引以为荣的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但在鞑靼统治时期，却只有《拔都攻占梁赞的故事》、《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行传》、《顿河彼岸之战》等几部历史故事；莫斯科的俄罗斯时期，值得一提的只有伊凡雷帝和库尔布斯基的通信集；彼得一世执政以后，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文学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古典主义、感伤主义、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一浪高过一浪，俄国人在文学的道路上急起直追。不过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文学仍然带有过渡性质，它主要是“介绍俄国认识欧洲”，而不是介绍欧洲认识俄国。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在普希金以前，却绝对没有俄国文学。”这样，建立民族文学的使命就历史性地落到了普希金的肩上。他没有荷马和莎士比亚那样的先辈，他必须自己成为俄国的“荷马”和“莎士比亚”。

阅读与研究

瓦西里・洛扎诺夫认为，听别人讲话要能听出“弦外之音”，因为这是“灵魂的言语”。而“阅读也需要听声音”，“只有谛听说话的普希金的声音，体会一个活着的人所有的语调，才能与普希金产生共鸣”。因此，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被堆积如山的注释所淹没的科学院版普希金全集和“加上了粗制滥造的插图和形形的学术集市”的温格洛夫主编的《普希金文集》，认为“他们无疑是把抽屉里的灰尘倒在了普希金身上：他全身是灰尘，全身是累赘。他形象和灵魂的主要特征――惊人的简洁和朴实消失在版本的形象和外表中。”他甚至挖苦说，注释者跟普希金没有共通之处，犹如狗熊跟达吉雅娜没有共通之处一样。

应该承认，洛扎诺夫提到的两种版本是最具权威性的普希金作品集，它们的编写班子都是由赫赫有名的普希金研究学家组成。科学院版全集的编辑委员会由马克西姆・高尔基挂帅，温格洛夫主编文集的编写者中有С．邦迪、Ю．奥克斯曼、Б．艾亨巴乌姆等人。这两部作品集对普希金研究是完全必要的，非常有益的，事实上它们本身就是集体研究的重要成果，并为普希金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过，研究是一回事，阅读却是另一回事。供一般读者阅读的版本不宜有过多的注释，在这方面，刘湛秋译《普希金抒情诗选》就做得较好。他在《译者的话》中认为，注释破坏读诗的情绪，“注释所造成的停顿等于把完整的情绪割成了碎段，使人难以忍受。”这话不无道理。试想，如果给《致凯恩》或《给娜塔莎》加上一连串注释，那优美的韵律和节奏还能保存吗？诗还能读得下去吗？

普希金娜的回归

莫斯科阿尔巴特街53号是普希金的故居，1831年俄历2月18日，俄罗斯第一诗人普希金与莫斯科第一美女冈察罗娃结为夫妇（冈察罗娃婚后改姓普希金娜），在这幢房子里住了三个月。为了纪念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人们在故居对面的马路边为普氏夫妇塑造了两尊全身铜像。台座上的普希金在右，他身穿燕尾服，昂首挺胸，眼睛注视着前方；普希金娜在左，身穿一件袒胸连衣裙，右手握着丈夫的左手，一双美丽的眸子也注视着前方。台座正面镌刻着“亚历山大・普希金娜塔丽娅・冈察罗娃”的字样。是的，他们曾经这样手牵手地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也是最艰难的6年时光。

然而，在普希金生前和逝世之后，普希金娜却受到人们的种种误解，寡居7年后嫁给禁卫军骑兵团团长兰斯科伊一事，也遭到人们的指责。在她逝世后，她的墓碑上也只用了“兰斯卡娅”这个姓氏，仿佛她与普希金毫无关系似的。

直到上世纪70年代，由于普希金娜给她哥哥的6封书信被人发现，人们才认识到她对普希金的真挚、深厚的感情，她的名誉得以逐渐恢复。她的画像开始出现在出版物中和博物馆里，阿尔巴特街的“普希金故居博物馆”还专门辟有普希金娜的陈列室。人们多么希望她尽快地回到普希金的身边。故居对面的这两尊塑像表明，普希金娜回来了，她与丈夫仍然手牵着手，满怀信心地朝前走去。

特维尔大街上的两座建筑

特维尔大街是莫斯科最繁华的一条大街，普希金广场就位于这条街上。广场上矗立着一座巍峨的普希金纪念碑，它是俄罗斯文化的象征，而普希金本人便是人们心目中的俄罗斯文化英雄。

在广场对面的特维尔大街和特维尔林荫路的交汇处，座落着一幢有着“M”标志的建筑――麦当劳快餐店，它是西方文化的象征。

普希金纪念碑的长椅上总是坐满了人，男女老少都有。每逢普希金纪念日，人们常常在这里举行集会，朗诵诗歌。

麦当劳快餐店里也总是座无虚席，有时门前还排着长长的队伍，顾客则大多是年轻人。

普希金纪念碑和麦当劳快餐店隔街相望，和平共处。

在二战后的那些年代里，联共（布）中央把西方文化视为洪水猛兽，就文艺问题作了4个决议，并批判了两个作家（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以抵制西方文化，结果弄得文艺界人人自危，鸦雀无声，这就是西方学者所说的“荒凉的日丹诺夫时代”。后来，当权者变得聪明一些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废除了40年代的4个决议，不再用批判本国作家的办法来抵制西方文化，而是一方面吸收西方优秀文化，一方面弘扬民族文化，树立本民族的文化英雄（如普希金），使之与西方文化相抗衡。

特维尔大街两边的景物便是这种观念的产物。人们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

波尔金诺的小枫树

波尔金诺曾是普希金的祖传领地，如今它已成了举世闻名的文物保护区。在一个夏日里，我们有幸来到这里参观。太阳火辣辣地当空照着，天气十分炎热。然而我们惊喜地发现，普希金故居附近有两棵小枫树，它们在万绿丛中发出红灿灿的光华，显得特别美丽。这两棵小枫树也许是秋的使者，它们听说我们要来，提前透露出秋的信息。小枫树啊小枫树，你们让我们亲身体验了“波尔金诺的秋天”！这个美丽的夏日里的秋日！

托尔斯泰的平民化实践

列宾画过一幅题为《托尔斯泰在犁地》的油画。据作者在《回忆托尔斯泰》一文中记述，1891年8月里的一天，63岁高龄的托尔斯泰想给一个贫苦寡妇犁地，他由列宾陪同，在马厩里挑了两匹役用马，套上马轭，便来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新村。这位伯爵在地里耕了整整6个小时，一会儿走上高岗，一会儿下到低地。他是那样专心，那样熟练，混和着黑土的汗水顺着脸上的深窝淌下来。而列宾则拿着画册在地里不断跑动，于是就产生了《托尔斯泰在犁地》那幅著名的油画。画面上的“伟大的耕地者”头戴白色便帽，身穿淡青色麻布长衫，腰系深红色带子，前面的白马拉着一张铁犁，后面的白马套着一张铁铧，托尔斯泰走在两匹役马之间，双手扶着犁柄，浓密的长须飘向左颊，遮住了他的脖子。在他身后，有两个农夫正在耕地，背景是田野和森林。这是这位从青年时代起就身体力行地追求平民化的伯爵的又一次平民化实践。

寻访高尔基

下诺夫戈罗德市是高尔基的故乡。他在这里出生，在这里度过童年时代，从这里走向“人间”。人们曾以高尔基这个老乡感到自豪，城市也曾一度以高尔基的名字命名。

可是如今，这个老乡似乎销声匿迹了。当我们从彼得堡来到这座城市，出席第四届“普希金与世界文化”国际会议的第二阶段会议时，整天听到的是普希金，看到的是普希金，谈论的是普希金，仿佛这里成了普希金的故乡，而与高尔基却毫无关系。诚然，普希金在这个城市呆过两天，把它列为普希金纪念地是无可厚非的，建立博物馆也是非常必要的，然而为什么要冷落自己的老乡呢？

我们决定自己去寻访高尔基。从旅馆出来，我们边走边问，不一会便来到谢玛什科街19号。这是一幢两层小楼，里面陈设简陋。1902――1904年，高尔基曾在这里住过，而1902年正是高尔基写作剧本《底层》的时候。第二年，著名歌唱家沙里亚平曾在他家小住。如今这里已改为“高尔基故居博物馆”。在米宁街，我们还找到了“高尔基文学博物馆”。这里的规模要大得多。展出的图片和实物既介绍了高尔基的生平和创作，也介绍了当时的社会情况，这对于了解高尔基的整个创作是大有裨益的。讲解员安德烈很投入，看到两个中国人听得如此认真，他仿佛找到了知音。而对于我们来说，也只有在这两个博物馆才感受到了高尔基的存在和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