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初次收入分配改革

【前言】加快初次收入分配改革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2013年上半年的数据似乎是兜头一盆冷水，在居民收入增速快速下滑的同时，居民收入增长的结构进一步恶化。工资等劳动力要素获得的分配份额明显减少，经营管理获得的分配份额减少幅度最大，相反，财产性收入大幅度上升。2012年全年，在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中，工资性收入...

今年上半年公布的统计数据，值得关注的不是7.6%的GDP增速，而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的迅速下降，结构恶化。经济增长这块蛋糕诚然是收入分配的基础。

从另一方面看，收入分配尤其是初次分配的优化不仅能够激发各生产要素的动力，而且能够促进社会公平，从而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向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促进经济增长，目前更应该加紧收入分配尤其是初次收入分配的改革。 居民收入增速结构双恶化

今年上半年GDP总额近25万亿元，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649元，同比名义增长9.1%，但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只有6.5%，增速与去年同期相比回落了3.2个百分点，比同期GDP增速低1.1%。这与“十二五”期初规划强调的“两个同步”“两个比重提高”的目标相比差距进一步加大。

“十一五”期间（2005年-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9.7%，比同期 GDP年均增长率11.2%低1.5%。因此，在“十二五”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进入“十二五”，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4%，比同期GDP增长率（9.2%，国家统计局）低0.8%；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10.7%，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首次跑赢7.8%的GDP增速。2012年的数据让人看到了希望，0.474的基尼系数实现了五年连续下降。虽然居民还没有切实感受到收入增长带来的变化，一切似乎在向好的方向转化。

2013年上半年的数据似乎是兜头一盆冷水，在居民收入增速快速下滑的同时，居民收入增长的结构进一步恶化。工资等劳动力要素获得的分配份额明显减少，经营管理获得的分配份额减少幅度最大，相反，财产性收入大幅度上升。2012年全年，在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12.5%，经营净收入增长15.3%，财产性收入增长8.9%，转移性收入增长11.6%（以上数据扣除价格因素将下降约3个百分点）。

2013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结构发生了逆转，工资性收入同比名义增长8.7%，经营净收入增长8.5%，财产性收入增长14%，转移性收入增长9.4%（以上数据扣除价格因素将下降约2.7个百分点）。

可以计算得出，扣除价格因素，今年上半年财产性收入高达12%，资产要素获得的回报是劳动要素和经营管理要素回报的2倍。 事关可持续发展

把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下滑、结构恶化简单地归结为经济下行，企业效益不好显然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全面的。制约经济转型的制度性安排不改革，不仅体现在居民收入增速下滑、结构恶化，更重要的是不可避免地会阻碍经济增长。就像没有激励机制就没有努力投入一样，没有合理的初次收入分配机制，经营管理没有动力，技术创新没有动力，劳动力要素不活跃、不努力，创造价值的市场主体没有内生动力，经济增长的车轮必然会减速。

初次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早在数年前就已初现端倪，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初期，亟须提高市场经济效率，在“注重效率、兼顾公平”的前提下，初次分配积累的不公平问题逐渐体现出来，2008年基尼系数达到历史高点0.491。

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把改变收入分配差异的重点放在再分配上。中央政府进行分税制为主体的税制改革，以及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可以说是这一政策的体现。这一政策也体现在诸如扶贫和建立社会低保等举措上。

没有人否认再分配的重要性，但光是靠再分配是不能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所有制是分配制度的基础，初次分配是分配的主体，再分配是分配制度的辅助部分。无论从国外的事实或者从国内的现状看，初次分配都是人们利益关系的根本，它占居民收入的80%-90%，再分配只占居民收入的10%-20%，即令在福利国家的分配中，再分配充其量超出不了30%。2006年，我国初次分配约占90%，再分配则占10%。初次分配一旦形成了巨大收入差距，再分配是很难矫正的。就是实行福利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也矫正不了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要素价格是关键

2012年底，社科院的《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指出，近年来，企业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相对稳定，政府收入占比不断上升，劳动收入占比较低并表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从2009年的46.62%下降到2011年的44.94%。住户收入的比重从2004年的59.6%下降到2008年的57.23%；企业收入从2004年的23.48%上升到2008年的25.26%，政府收入比重则从16.93%上升到17.52%。该分析报告认为，随着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的发展，劳动收入占比则会进一步的下降。

初次分配改革的关键是价格问题。价格也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市场经济中那只看不见的手就是“价格”，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是由价格决定的。参与充分竞争的劳动力要素和生产经营要素在不公平的双轨体制中的价格不同，支付的成本不同，获得的回报不同。

劳动力和生产经营更倾向于通过寻租获得垄断资源，取得较高定价，获得较高回报。壁垒的存在不仅造成了起点不同的收入分配差距，更严重的是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生产经营、管理创新的意义受到质疑，经济增长渐失动力。各个收入主体的收入，还会通过收入税、社会保险缴费、社会保险福利等形式“再分配”。在我国现行的以企业税收为纳税主体的“再分配”体系下，企业的可支配份额会进一步下降，这意味着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会进一步下降。

目前初次分配体系中充分竞争行业的劳动者要素价格偏低，不仅体现在普通劳动者，也体现在创造性劳动要素价格上。而相反在垄断行业，普通劳动者和管理者的收入都偏离了正常价格。

收入差距体现的不是劳动量和创新性等高附加值的区别上，而是更多地体现在行业间、企业间、企业内部的多重“双轨制”，体制不公平造成的收入差距，严重挫伤了劳动和创造的积极性。这些问题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形成和加剧了社会仇视和对立情绪。目前亟须从三个基本制度入手，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切实推进改革。

一是必须尽快落实国企薪酬管理制度。

这不是仅关系到几十个、几百个企业的事，而是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是关系到人才导向的大问题。2002年，中国开始推行国企高管年薪制，规定国企高管年薪不得超过一般职工平均工资的12倍，但实际的情况是，大部分国企高管的收入已经远远超过这个限定，这还不包括一些国企高管获得的灰色收入。以2007年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4932元为例，乘以12倍后，对国企高管年薪的限定是不超过31.25万元，但在金融、电信、石油、烟草、保险等领域，一些国企高管当年的薪酬已经远远越过这一红线，有的国企高管年薪已经达到上千万元。

二是研究一套强有力的制度来保障工会作用的发挥，切实增强充分竞争行业劳动者的工资谈判能力，还原劳动和创造的市场价格。

三是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制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不是随意定的，不是无章可循，可以建立最低工资标准与GDP增速挂钩的增长机制，切实实现劳动报酬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甚至要快于经济增长。

对于参与充分市场的生产经营者来说，垄断造成的行业壁垒，以企业为纳税主体的税收制度从企业“抽血”，巨大的隐性成本对企业“元气”的损伤，都对企业造成沉重打击，使生产经营失去积极性和创造开拓的信心勇气。垄断企业和国有企业往往依靠身份、权力等非分配要素进入分配领域，利用特权获得要素的初始配置，进而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根据王小鲁的研究，中国行业的收入差距中，有20%是由垄断行业带来的。现行的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有着更密切的联系，资本、高素质人才往往更倾向于流向国企。

垄断企业不仅可以获得垄断性资源、低成本资本、税收减免、低竞争型环境，甚至还可以享受政府财政的输血再造，可以说是高枕无忧。大量在市场中挣扎的企业无法获得稀缺的资源要素、很多行业无法进入、资金成本畸高、税收负担重、市场竞争激烈。由于行政审批和市场准入等配套措施不足，准入门槛高，对企业资质、业绩和注册资本的要求严格，为民营资本设置了“进入壁垒”，这也使企业不得不面对巨大的隐性成本。虽然中央早在2010年出台支持民营经济的新36条，但行业垄断并未打破，我国现有的98个行业中，有很多是不允许民营经济进入的。

由此，民营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减速的势头。2010年全年民营投资同比增幅达到32.5%，在全部投资中的占比为61.1%。到了2011年一季度，同比增幅为31.5%，占比为53.7%，增速下降。

要提高初次分配中经营管理要素的回报，最主要的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形成科学的定价机制，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一是要形成科学的资源要素定价机制。培育完整、健全的市场体系，明确所有者、使用者的权利。建立和完善公开、透明的要素交易市场，使要素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形成合理价格。与此同时，放宽市场准入，鼓励竞争。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资源市场，与国有资本享受同等的市场准入权利。在出让资源、国有要素使用权时，按规范化程序，通过市场来完成，杜绝公共权力等非分配要素进入分配领域。加强社会对于资源初始分配过程中的权力监督。明确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在资源要素交易中的平等市场主体地位。

二是改变垄断性质国企的分配方式。取消国有企业在资金取得、利润留存、税收减免方面的特权。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除税收之外应向国家缴纳的利润比例，政府将上缴的利润作为财政收入用于改善民生。

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10年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近2万亿元，只拿出5%左右上缴。2012年，国有企业利润收入2.1万亿元，但上缴体现于财政收入中的仅970.68亿元。而在支出方面，绝大部分国企上缴利润又通过各种模式返还给了央企。改革就是要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建立一个企业间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尤其需要对垄断行业、垄断企业的工资收入实行公开制度和听证制度，规范国有企业经营者年薪制，规范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关系。

三是加快税制改革，深化税收在初次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加快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切实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增加企业分配份额，发挥生产税在初次分配中的调节作用，构建公平的税收环境。实现社保费改税，减低缴纳比例，并研究财政配套资金比例，积极改善民生。规范减少税收减免，严格出口退税审批。

在再分配环节中，研究开征调节财产性收入的税收：如房产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等，引导资本向实体经济投入，构建地方税体系，实现调节收入分配与增加地方财力的良性循环。研究开征环境税，捐赠慈善行为的税收减免等有利于引导资金流向的税收制度。

“十二五”的核心任务是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其根本在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本届政府把政府职能转变作为开局的第一件大事来抓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政府部门过“穷日子”，才能给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发展让出空间。一定要先企业，后政府，先让企业发展起来，政府才能好。这个次序是不能颠倒的。 作者任职于国家税务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