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动物文学

维护生态平衡，呵护地球家园。关爱动物，与动物分享同一片蓝天和大地。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共同关注的“全球性”话题。儿童对动物的喜爱与生俱来，“动物文学”因此一直备受小读者喜爱。商品化时代，人类面临着人文精神断裂的危机。不少作家对“人的世界”非常失望，甚至绝望。因此，他们把写作的重心转向“动物世界”，企图以“动物性”反观“人性”，甚至试图以“动物性”救赎“人性”。随着《狼图腾》《藏獒》等作品的走红，原本就不寂寞的动物文学更是风生水起。提倡人与动物和谐共处，呼吁关爱动物，以及以“动物性”比照，鞭策“人性”，是此类作品表达的主旨。

人脱胎于动物，自古以来动物便与人如影随形。人和动物，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甚至互为猎物。文学虽系“人学”，但动物从来就是文学书写的对象。可以说，因秉持的动物观不同，动物文学景观就各异。跟随文明演进的步伐，动物观与动物文学亦不断发展。从“人类中心主义”到“人道主义”至“动物中心主义”，动物先是被当作工具理所当然受役使，继而被当作享有平等权的伙伴，进而甚至凌驾于人类之上。肆意践踏动物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不可取，而刻意拔高“动物性”而贬低“人性”的“动物中心主义”显然有违人伦。事实上，“动物性”和“人性”的二元对立是不可彻底消弭的，“动物性”凌驾于“人性”之上不过是一种乌托邦，或者说，是轻视人类自身的一种“犬儒主义”。

那么，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动物文学？

动物文学如日中天，但围绕“什么是动物文学”的争鸣甚嚣尘上，争鸣的焦点在于“真实与虚构”。不少论者认为许多动物文学远离了“动物真”，漫无边际“虚构”，实则与“动物”无关，作品中作为主角的动物不过是披着动物毛皮的“人”。然而，要求动物文学绝对真实，实为将动物文学与“动物纪实文学”混为一谈，甚至是以“动物学”苛责文学。文学艺术是以假定性为前提的，因此，艺术虚构就是对想象力的激发，是提升文学艺术水准的重要准则。即或是纪实文学，也不可能做到绝对真实。因为纪实文学的写作亦必须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回忆，而回忆大多是不可靠的，必然失真，进行艺术虚构自然在所难免。

当下，动物文学常见的写法可概略为三类：一是“纪实性”，运用纯客观视角，力求原生态展示动物世界；二是为动物代言，以动物视角观看动物世界，尽力保持动物立场；三是站在人的立场观看动物，塑造的多是具有人的思想、情感的“动物人”，旨在以动物性观照人性，以及以人性观照动物性。这三种写法明显各有利弊。纪实性写法以求绝对的“动物真实”，但忽略了合理的文学诗性提升；为动物代言的写法，提升了文学艺术的虚构魅力，但不可避免有“动物自我膨胀”之嫌；以人的视角观照动物，这种写法最流行，但最受诟病。尽管充分发挥了文学的想象张力，但时常背离了动物性，甚至无关乎动物。

当我们追问何为真正的动物文学，显然不能孤立地谈论上述问题，而应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评判。最为简单、便捷的操作方法是，吸纳各自的优点，剔除各自的弊病，整合成一种合理、有效的写作策略。由是，不难发现，好的动物文学必须具备如下三种气质：不管怎么写，第一要义是作品能够引起读者“共鸣”。不管作者的动物观多么先进，若作品远离了读者，就难言优秀。第二，既然是动物文学，毫无疑问，动物应当是作品中的主角。既然舞台为动物搭建，就应该让动物登台充分展现自己。遵从动物习性，不刻意拔高动物行为和思想，不将动物异变为披着动物皮毛的人，按照动物天性来叙事，无疑更具有叙事魅力。第三，动物文学首先是文学，既然是文学就得遵循文学艺术的基本规律。因此，不必苛责动物文学的虚构，只要符合艺术真实即可。

本期所组的三篇书评，分别解读了三部动物小说经典―――《野性的呼唤》（美国，杰克・伦敦）、《西顿动物记》（英国，西顿）和《骆驼王子》（中国，沈石溪）。囿于时代、地域、文化语境的差异，三部作品中渗透出的动物观和动物文学观各有千秋，但都具有独特的文学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