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表征与主客同位景观: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的一种后现代性

摘 要：以旅游空间生产为主要特点的模拟的民族文化主题公园和人造景观是后现代旅游的一种典型代表。本文以云南“彝人古镇”为例，从空间生产角度对民族文化旅游所体现的后现代性特征及其社会效应进行探讨，认为“符号表征”与“主客同位景观”分别是民族文化旅游空间客体生产与主体生产的标志性特征。

民族文化主题公园成就了存在主义原真性旅游体验，在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民族旅游； 空间生产； 符号表征； 主客同位景观

21世纪以来，以少数民族（族群）文化为旅游消费对象的民族文化旅游日益表现出后现代性的发展趋向①，或者说是一种后现代旅游的趋向。Natan Uriely（1997）认为，学术界关于后现代旅游的社会话语由“模拟的”和“他者的”两种理论框架构成。模拟的后现代旅游（the simulational postmodern tourism）的学术脉络聚焦于超现实体验，指向模拟的主题公园和其他典型的后现代人造景观；他者的后现代旅游（the other postmodern tourism）概念强调对真实的探寻，指向不断成长的自然的吸引力和作为后现代表达的乡村。后现代旅游的这两种维度构成关于旅游性质互补而不是冲突的观点。当代中国民族文化旅游的人造主题公园类型与生态博物馆（文化生态村）类型，分别是模拟的和他者的后现代旅游的典型代表。而模拟的民族文化旅游的后现代性主要体现在空间生产方面。国内关于后现代旅游的研究非常有限，且相关研究以宏观理论探讨为主，对当代中国民族文化旅游的后现代性缺乏专题的分析探讨。本文基于对云南“彝人古镇” 见下文案例分析。典型个案的田野调查，尝试对民族文化旅游通过旅游空间生产而体现的后现代性特点及其所体现的社会效应进行分析，并提出作为文化旅游后现代性重要标志的“主客同位景观”概念。

1 民族文化旅游空间及其生产

空间是后现代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法国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家Henri Lefebvre（1991）曾提出空间的三重性或称三层次性，即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与表征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空间的实践”是作为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基本过程的一部分，表现为可感知的物理意义上的环境；“空间的表征”是科学家、规划者、城市主义者、技术官僚和社会工程师等共同生产的概念化的空间；“表征的空间”是与物理空间重叠的属于居住者生活经历与经验的空间。可见，空间具有物理性、社会性、符号性和可生产性。

民族文化旅游所指涉的空间，是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和产品的样态，是旅游者活动的空间范围和表现形式。其内涵兼容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历史文化遗产和常态民俗生活文化等内容，是具有明确地理空间范围的旅游主客体互动的社会文化空间。从旅游主体（旅游者）的角度看，“旅游空间有着不同于日常生活空间的特征和符号内涵，它既是获得旅游体验的前提条件，也是旅游体验建构的产物，具有主观建构的抽象性和剧场化特征”（谢彦君，2010）。从旅游客体（与旅游者相对应的旅游对象）的角度看，“旅游空间是通过旅游产品“量”的扩张与“质”的提高，被旅游规划人员“有意图生产出来的旅游产品”（李琮，2009）。可见，民族文化旅游空间是物理空间、文化空间、社会空间的叠合空间，涵盖和体现了民族文化旅游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多层面的现实意义。

空间生产是民族文化资源成为旅游产品和旅游景观的重要途径。民族文化旅游所涉及的景观生产、符号消费、文化体验、遗产保护等问题，都与空间生产息息相关。民族文化旅游所营造的空间具有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91）所说空间的基本属性和层次。相对应地，空间的实践生产，指旅游地空间区位与配置组合、自然地理景观与民族文化物质载体等物理空间的开发实践；空间的表征生产，指旅游地标志性旅游景观符号系统及旅游产品的制造、舞台化再现与产业化开发，是文化旅游参与体验的主要空间；表征的空间生产，既相连于旅游地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层面，又相连于游客的艺术想象和建构，是获得民族文化旅游原真体验的重要空间。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生产，体现了旅游空间基于主客体互动的文化建构本质。

旅游产品、旅游景观、文化空间、旅游文化符号等概念与民族文化旅游空间及其生产密切相关，而且这几个概念的内涵互有交叉（见图1）。通常意义上，旅游产品是指为满足旅游者需求而向旅游市场提供的各种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从旅游空间的分层和实际功能看，旅游空间中的物质实体和环境氛围只是旅游产品存在和呈现的结构要素。但从宽泛的符号消费角度看，“无形的象征、氛围甚至愉悦感，都可以透过符号价值的交换而被购买，视觉消费成为现代旅游活动的另一重要特点”（宗晓莲，2005）。所以，作为旅游符号消费必不可少的结构要素，旅游空间中的物质实体和环境氛围也可被视作旅游产品。可见，旅游空间生产既有典型商品化旅游产品的生产，也有旅游商品依存和呈现所依赖的实体、环境与氛围的生产，还有旅游者与民族文化旅游地东道主互动的社会关系的生产。旅游空间生产，是较一般旅游产品生产更为复杂的一种复合性生产。旅游景观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人文景观中，只有向游客开放并且直接服务于旅游需求的才属于旅游产品。如同样是民族服饰，只有成为商品交换和舞台展演道具的才是旅游产品。旅游空间的生产正是通过旅游景观的规划设计与生产制造而得以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文化空间”定义为：“具有特殊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表现”（乌丙安，2005），它强调在固定的地点和时间举行的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活动。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生产的核心内容，强调文化旅游产品的民族性、传统性、空间场景性，所以，文化空间是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生产最核心的内容和主要的产品形式。符号是人们共同约定用来指称一定对象的标志物，所有在某种形式上能被知觉并揭示出意义的一切现象都是符号（恩斯特·卡西尔，2004）。旅游可被视作游客对旅游文化符号的消费。旅游文化符号与旅游产品、旅游景观、文化空间部分内涵叠合。文化空间既是标志性旅游文化符号，还是核心旅游产品和典型旅游景观。

2 无所不容与符号表征表征（Representation）是指在实物缺席的情况下重新指代这一实物的任何标识或符号集（史忠植，2008）。认知意义上的表征不仅是认知对象的替代物，传递着认知对象的信息，它还是反映认知对象的一种内部心理结构，是在思维中被加工的客体（彭聘龄，张必隐，2004）。因此，表征本质上是对某一种事物的加工性的替代。符号表征即用符号指代某种事物。符号和符号所指代对象之间构成了表征关系。 ：旅游空间客体生产的后现代性

旅游空间客体作为旅游规划人员有意图生产出来的旅游产品，包括旅游地物理空间、旅游景观符号、旅游商品等游客接触并参与其中的空间实体及氛围。

“彝人古镇”通过吸纳整合韩国、东南亚的世界资本而形成了一种独特旅游消费空间。这个旅游空间提供了从地方性到世界性的文化特色旅游商品，具有詹姆逊所言的被大众商业文化重新整合的全球性、整体性的后现代“超空间”性质（姜楠，2008）和哈维所说的“以时间的压缩和空间的分散、多样为标志”的后现代“时空压缩”的特点（陆扬，2009）。“彝人古镇”旅游空间的生产综合了历史复原、模拟示范、创新复合等多种方式，在内容上表现出去地方化的无所不容，在形式上表现出地方化的符号表征，体现了古镇旅游空间客体生产的突出特点。

2.1 内容：去地方化的无所不容

“彝人古镇”本文个案点“彝人古镇”是一个典型的后现代人造主题公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中国最美十大主题公园”之一。位于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经济开发区内，建在原（宋）大理国德江城旧址，占地约3161亩，总投资32亿元，是以古建筑为平台、彝文化为灵魂的大型文化旅游地产项目，是楚雄彝族自治州政府确定的十大文化产业之一，是楚雄汇通古镇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镇公司）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综合试点单位。据公司负责人介绍，“彝人古镇”还荣获“中国最高火把”、“规模最大的新建仿古镇”两项世界吉尼斯之最。笔者于2011年7月至10月对“彝人古镇”进行了田野调查，对景区主要的旅游项目进行了参与观察，与古镇公司管理人员、导游、祭火表演的毕摩、游客、本地彝族群众、周边汉族居民、古镇经营户等不同群体进行了访谈。本文所用资料，除特别注明出处的之外，主要来源于此次田野调查。所在楚雄彝族自治州地处“彝族文化大走廊”的中心部位，具有“一州连三市”（昆明、大理、攀枝花）的区位优势，是全国两个彝族自治州之一。州府城市楚雄是滇西旅游黄金线上的重要门户。“彝人古镇”位于楚雄市中心区，作为滇中重要旅游商贸区，吸引着全国各地及世界的旅游商品生产商和销售商纷至沓来，由此形成无所不容的旅游空间，其涵盖自然风景、民族历史文化、旅游商贸、旅游地产等诸多内容。“彝人古镇”有7大分区、70多个小分区，以楚雄州内风光名胜为基本素材，各种木桥、石桥10余座，亭台楼阁、假山地景若干，是一个集文化、旅游、商贸、地产、餐饮为一体的现代仿古镇。核心景区德江城已形成清明河、茶花溪和德运路为主的三大商业中心区。

“彝人古镇”旅游空间提供了从地方性到世界性的文化特色旅游商品。游客可以在喧闹的商贸街品尝特色小吃、购买来自缅甸、韩国及国内各地的时尚旅游商品，体验Spa休闲健身，也可以乘坐游船游览幽静的“清明河”，或乘坐洋车、欧式宫廷马车游览全镇。旅游空间内容的无所不容还直接体现在旅游产品的开发设计上。以建筑为例，“彝人古镇”的建筑风格在以楚雄、武定等地彝族传统民居为原型的基础上，博采了大理、丽江、江南水乡等古园林建筑之长，形成多元建筑文化元素兼容的独特样式。再如节日产品，国家法定节日、本土彝族节日、主流的汉族节日均被填充于“彝人古镇”的节庆时空中，举办元旦节、春节、元宵节、正月十五庙会、圣诞节、火把节、彝族情人节、中秋节、光棍节、彝族年、儿童节等众多节庆活动。

“彝人古镇”营造了融汇世界文化的全球化旅游图景，如夏普雷（1994）所言，“在旅游的情景中，后现代最突出的表现是‘去差异化’（dedifferentiation）”，“旅游地呈现同质性、无地方性特征”（王宁，等，2008）。在调研中，笔者就“彝人古镇”旅游空间无所不包的后现代性曾访问过旅游规划管理者、旅游营销者、游客（含本地市民、外地旅游者、古镇居民）、本地彝族群众。被访者几乎都认同这种旅游空间文化元素是被移植的、碎片化的、全球同质化的、无所不包的、快餐式的，同时又对其满足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大众旅游者的实际功效给予肯定。从这个意义上看，具有后现代旅游性质的“彝人古镇”，已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大众旅游者广泛认同的、跨越文化边界与时空范围的旅游消费空间，而“游戏碎片”（瑞泽尔，2003）也成为“彝人古镇”旅游空间生产后现代性的必然后果。碎片化的、表层化的大众旅游消费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旅游空间的文化整体性和深度，从以下被访者褒贬不一的评论可窥一斑：

古镇管理人员（LJY，女，40岁）：把具有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商品都集中在一个地方，既丰富了古镇旅游商品内容、体现了古镇的民族特色，又方便游客、活跃旅游市场，何乐不为？平常旅游团队非常多，周末这里就是昆明及周边城市居民的黄金度假区。

古镇旅游公司导游（GH，女，25岁）：昆明很多旅行社经常安排到大理、丽江旅游的团队来这里。通常是下午来，住一晚，第二天走。一是体验彝族文化，省外的客人特别喜欢；二是这里旅游商品丰富，时尚的、传统的应有尽有，能充分满足客人的娱乐消费。遇到节假日，旅行社提前一周预约都排不上队。

古镇居民（女，经营风味食品）：“彝人古镇”就是个大杂烩，这里是我们楚雄州的大商场、美食城、娱乐场、城市公园，不光外地游客喜欢，楚雄州和周边州市的人都爱来。

游客（男，昆明游客）：这里彝族文化旅游项目设计得还行，特色突出，很热闹；但没深度，只能满足一般性的旅游观光和吃喝玩乐。

2.2 形式：地方化的符号表征

“彝人古镇”旅游空间客体的生产同时包含了去地方化和地方化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容上去地方化的无所不容，另一方面是形式上地方化的符号表征。霍尔（2003）认为，表征的实践就是概念、观念、情感等“在一个可被传达和阐释的符号形式中具体化”。这是一个旅游空间及其客体符号化生产的过程：一方面，“彝人古镇”作为旅游消费空间，从宏观区位选择和微观的旅游规划布局都被“主题公园”、“文化旅游产业”等符号所定义，呈现为符号化的旅游消费空间；另一方面，作为具体旅游空间客体的标志性文化符号、核心旅游景观与游客参与体验空间等均依托传统彝族文化进行符号化生产，这些体现出“彝人古镇”旅游空间地方化的符号表征特点。

“彝人古镇”旅游空间客体的符号化生产，是指标志性景观符号系统的制造和符号性旅游产品的舞台化表演与产业化开发，是旅游规划人员根据彝族文化特色和市场需求，为旅游者认识、了解彝族文化而有意识规划与生产的概念化的空间想象。但凡被称作文化遗产的都是最具民族特性的传统文化，物质文化是其“形”，非物质文化是其“神”。旅游空间客体的符号化生产就是民族文化遗产“形”与“神”结合再现的生产。这些符号化的旅游空间客体，是依托彝族传统文化遗产、兼顾旅游者“凝视”取向而进行艺术加工、提炼的民族文化再生形态，是彝族文化旅游资源商品化的结果。通常情况下，旅游空间“地方化”符号表征实践，以表演艺术、礼仪、节庆、传统手工艺技能展演为主要内容，以游客参与体验空间的生产为主。“彝人古镇”以楚雄本土彝族文化为主题，主要景点有：彝人部落、毕摩文化广场、梅葛广场、咪依鲁广场、土司府、庙会戏台、望江楼、威楚大道等。在彝人部落、毕摩文化广场等核心景点，游客可以体验到地道的彝家美食、彝族歌舞表演和彝族“祭火大典”仪式；庙会舞台的方寸舞台之上不仅有传统的彝族古音乐节目《威楚余韵》，还汇聚了众多现代舞蹈、相声小品等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彝人古镇”文化旅游景观及常态活动一览表》即可领略彝族民族建筑、歌舞表演、《祭火大典》、节庆等旅游产品具有典型的“地方化”特点（见表1）。

舞台化的文化空间生产与符号表征是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生产的主要手段。“为了强化民族表识、民族特色和营造旅游地的民族形象而出现了传统文化向‘艺术’形式的转变，即传统文化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形成了具有表演和观赏价值的艺术”（刘晖，2006）。作为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显性因子的彝族歌舞艺术，在旅游空间生产中被舞台化生产为《威楚彝韵》、《彝乡恋歌》等系列舞台剧目。彝族火崇拜的祭火仪式也被开发为舞台节目。毕摩文化广场的《祭火大典》和彝人部落的《彝乡恋歌》系列节目（含品彝族长街宴、赏伴餐歌舞表演）是每天的常态活动，也是深受游客喜爱、参与性最强的活动。彝人部落集中展示了楚雄彝族传统的民居住屋、土主庙、姑娘房、毕摩房、服饰、餐饮、歌舞及酿酒、制豆腐等传统手工技艺等民俗文化。以《祭火大典》为例，节目虽以祭火为题，但诸多符号化、艺术化的歌舞元素贯穿节目始终。参加祭火表演的，除毕摩是地道的彝族宗教职业者，其余人员均为公司歌舞团的专业演员。毕摩姓鲁，是古镇公司专门从楚雄州姚安县请来的，除晚上在祭火仪式上担任重要角色，还在彝人部落里开餐馆，有时还有人请做法事。当笔者问及“古镇的祭火仪式和你们村里的有什么不一样”时，他说，“火把节的时候会回村里主持祭火，村里一直在做，在古镇属于商业化操作，但民族特点得到了体现”。2011年10月6日，笔者亲眼所见祭火仪式的火把被当场以1800元高价拍卖。

少数民族节庆是民族歌舞、宗教仪式、服装、饮食等传统文化荟萃一堂的文化空间，也是最具吸引力的旅游景观与参与体验空间。彝族年是“彝人古镇”新推的旅游品牌。2011年11月19日，“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年活动”在“彝人古镇”内隆重举行。大牌坊下松针满地，号角声响彻云霄，盛装的彝族青年男女夹道起舞，客人们喝下热情的迎客酒。威楚大道上摆了可容纳近3000人多达300桌的长街大宴。彝家人祭奠先祖，庆贺丰盈。夜晚民歌对唱、歌舞表演、祭火大典、篝火晚会等

一系列丰盛的文化活动，让楚雄市民、游客与彝家人共同领略了彝族新年的魅力。

其中不少外地游客是昆明各旅行社与古镇公司提前预约安排的。彝族新年民族文化符号的集中呈现与仪式化操作得到游客的一致好评，笔者随机问了几位外地来的游客“对彝族新年感受如何？增进了您对彝族文化的认识了吗？”回答多是“太有意思了”、“有彝族的特色”。

针对“彝人古镇”能否体现楚雄彝族文化特色、其文化旅游的符号表征的社会效应如何等问题，笔者专门访问了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的SX。他认为，古镇通过较为系统的规划设计，把彝族传统村落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精华，把彝族文化有特色的、能展现的都呈现给了游客，集中展现了楚雄彝族文化的精髓；虽然符号化、舞台化的痕迹非常明显，但作为旅游背景下的民俗文化展示，这是无法避免的。综合“彝人古镇”旅游营销者、游客、古镇居民、彝族文化研究者的观点，社会对“彝人古镇”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报告人普遍强调，这样一个文化高度浓缩的旅游景区，可让那些旅游行程紧张的游客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内尽可能多地感受到彝族文化的特色。

民俗生活事项被高度符号化似乎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种旅游开发策略。但其后现代旅游的弊病也显而易见。旅游空间客体的符号化生产是为迎合后现代游客的符号消费欲求、以游客和旅游市场为生产标准、抽取族群标志性的文化符号、采借主流社会文化符号而融汇创造的一种拟态的民族文化景观，因此，这种“在地化”的符号表征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文化碎片的特征与符号拼凑的痕迹。彝族文化真实、完整的文化体系被肢解，文化符号的原有所指被消解，而重新生产出满足后现代游客符号消费的舞台化、片断式、浅表性的所指意义。楚雄彝族的族群形象在“彝人古镇”这样一个后现代文化旅游情境中，被塑造为“旅游民族景观”。

3 去中心化与主客同位：旅游空间主体生产的后现代性

“彝人古镇”作为民族文化旅游的后现代人造主题公园类型，因其旅游空间与生活空间交融而产生多元主体。多元主体在自娱——表演的旅游场景中主位角色与客位角色的叠合，建构了独特的主客同位景观美国语言学家派克从语音分析的音位（phonemic）和音素（phonetic）两个角度，引出了主位（emic）和客位（etic）的概念，并指出这两个概念对于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化现象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后来被运用到人类学田野调查中。主位如同音位，是指从当地人的视角、以局内人标准看待和理解文化；客位如同音素，是以外来观察者的角度、以局外人标准看待和理解文化。主位与客位之划分，被用于强调当地人与外来者相区别的文化角色。就民族文化旅游而言，文化旅游目的地的少数民族文化持有者与游客是两大关键主体。少数民族文化持有者是主位的，外来游客是客位的。具体就本文而言，在“彝人古镇”后现代的旅游-生活空间中，以彝族群众为主的多元主体，他们既是古镇内反映彝族文化的展演性景观（主位），也是从周边各地汇聚到此娱乐的游客（客位），这就产生了主位与客位叠合的情况，即“主客同位”现象。相关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如王宁、刘丹萍、马凌等（2008）编著的《旅游社会学》提及，英国每个城市和乡镇都将自身作为旅游目的地来促销，在这些城市旅游的游客往往就是这个城市的居民，旅游目的地与游客常居地之间的差异（“我者”与“他者”的对立）已显得不再重要。。与旅游主客体泾渭分明及旅游场域侧重以游客为中心的现代旅游不同，旅游-生活空间多元主体去中心化和自娱-表演景观的出现，是“彝人古镇”这种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楚雄彝族自治州）模拟的民族文化旅游后现代性的突出特点。

3.1 去中心化：旅游-生活空间的多元主体

作为模拟的后现代旅游类型，以人造景观为主的民族文化主题公园因民族文化主体（文化持有者）与民族文化的分离，换言之，因民族文化主体（文化持有者）的“在场”缺失，催生了旅游-生活空间多元主体的出现。“彝人古镇”是“景区+社区”模式，由此形成生活空间与旅游空间交叠的结构。据古镇公司项目部的工作人员介绍，古镇社区有来自浙江、广东、上海、北京、成都、深圳、台湾以及欧美、澳洲、东南亚上千位海内外业主。作为楚雄大众休闲、娱乐、购物的城市繁华景观和商贸、地产、文化展示混合的旅游地，“彝人古镇”成为城市居民和周边被征地乡镇农民的文化乐园。作为全州彝族文化展演的中心，吸引了众多群众汇聚于此，以展示、表演彝族歌舞等传统民俗文化自娱自乐。周边彝族群众（彝族文化持有者）、社区居民（商住户）、游客、景区文化旅游演职人员、城市市民、周边被征地农民等构成古镇的多元文化主体。与现代旅游以游客为中心的空间结构不同，作为模拟的后现代旅游类型，“彝人古镇”旅游-生活空间多元主体作为“联合旅游者”，在这个“大众旅游的联合世界是没有传统、是非中心化的”（阿格尼丝·赫勒，2005）。这使得作为彝族文化旅游地核心主体的彝族文化持有者处于去中心化的地位。“后现代社会的旅游模糊了过去对旅游时间和闲暇时间的区分”，“人们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可以作为游客存在，旅游活动与日常活动不再被明显的区分开来”（潘秋玲，丁蕾，2007）。在“彝人古镇”的旅游-生活空间中，多元主体中的部分主体，如社区居民（商住户）、彝族文化持有者、城市市民、周边被征地村民的身份往往与游客身份同位叠合。换言之，出现在“彝人古镇”景区内的社区居民（商住户）、彝族群众（彝族文化持有者）、城市市民、周边被征地农民，他们既是古镇的主人，也是古镇的游客。

3.2 主客同位：自娱-表演景观的建构

主客同位的自娱-表演景观的出现，是“彝人古镇”作为后现代旅游空间主体生产的标志。它彻底打破了现代旅游主体与客体泾渭分明的角色划分。自娱-表演景观的建构主体和展演者是景区内处于去中心化地位的彝族文化持有者，他们具有文化主体与游客的双重角色。从游客局外人的客位视角看，他们是古镇民族文化的主人，他们是真实彝族文化的持有者和展演者，他们连同所展现的文化景观一同构成了旅游空间中被游客欣赏的客体。从他们自身局内人主位的视角看，他们清晰地知道，自己是这彝族文化主题公园（古镇社区）的真正主人，他们只不过是在景区内休闲娱乐，在古镇旅游场景的激发下借助于旅游活动或旅游氛围寻找本真的自我，体验自己作为彝族文化持有者的存在。他们处于一种文化主体（局内人主位）与旅游客体（局外人客位）同位叠合的“阀限”“阀限”是范·杰内普创立的关于过渡仪式的一个重要概念，指仪式参加者在仪式过程中处于一种失去所有身份特征，被排斥在社会正常分类体系之外的边际化状态。美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在《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一书中对此概念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并使之成为人类学仪式研究的核心概念。状态。根据王宁的观点（Ning Wang，1999），“存在性真实是指生命的一种潜在存在状态，旅游中的真实体验是在旅游的阀限过程中去获得这种被激活的存在状态（an existential state of Being）”，这种主客同位者的旅游体验正是存在主义原真性体验原真性概念最初源于博物馆与哲学研究领域。原真性是旅游体验的核心概念。目前关于原真性旅游体验的分类主要有客观主义原真性、建构主义原真性、后现代主义原真性、存在主义原真性、定制化的原真性等。其中存在主义原真性强调对旅游主体即旅游者自身真实性感受的关注。Ning Wang（1999）认为，存在主义原真性又可以细分为个体内在的原真性（intrapersonal authenticity）和个体间的原真性（interpersonal authenticity）。。后现代旅游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游客的体验更强调个体性，注重个人的创造性和参与感，强调人的主观感受，不再依赖传统的旅游吸引物，人们注重寻求自我独特的体验及不同情绪的满足”（潘秋玲，丁蕾，2007），“后现代旅游的核心意识是从商业化的旅游向生命体验的回归”（白光润，李仙德，2007）。这种存在主义原真性体验，正是主体在“彝人古镇”后现代人造景观旅游体验的主要模式之一，它催生了自娱-表演主客同位景观。

主客同位景观1：彝人部落内的城市彝族老人

古镇的彝族民俗活动大多集中于傍晚举行。每晚7：00-8：20，彝人部落是最热闹的地方。这里会有古镇公司歌舞团为品彝族长街宴的游客进行“彝乡恋歌”系列歌舞节目表演。与此同时，在彝人部落大门内，还有一队身着彝族盛装的老年人在进行彝族传统歌曲弹唱表演。8：20专业歌舞团表演结束后，他们便会进入部落广场继续载歌载舞，欢度良宵。2011年10月5日晚，在这里表演的6女4男系楚雄州武定县的彝族老乡会人员，他们白天在城内公园活动，晚上来古镇表演。据调查，像这样的民间团队有10多个，散布于“彝人古镇”的多个主要景点。多数是由来自州内不同县份的退休人员组成的彝族老乡会，受古镇公司邀请，晚上来古镇娱乐兼表演，公司发给交通补贴，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既是自娱自乐，又能为古镇添彩”。

主客同位景观2：周边被征地汉族老人

彝人部落、望江楼、庙会戏台等地，是古镇旅游开发公司邀请和安排群众自娱自乐兼表演彝族歌舞较为集中的区域。笔者通过访谈发现，这些自娱自乐兼表演彝族歌舞的人并非都是真正的彝族，部分是周边被征地的汉族群众。古镇已成为他们茶余饭后休闲娱乐的聚会场所。一位歌舞尽兴之后准备归家的汉族大爷告诉笔者，因为楚雄是彝族自治州，平日广播电视等传媒对彝族文化的宣传就比较多，加之村子周边彝族较多，汉族同胞从小受彝族文化影响，所以普遍都会彝族歌舞。可见，彝族文化作为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文化地标，无形之中影响了州内其他民族。“彝人古镇”作为彝族文化主题公园，彝族文化自然成为古镇排他性的标志性文化符号。

主客同位景观3：散布景区的本土彝族歌手

在歌舞充斥大众休闲娱乐空间的年代，“彝人古镇”也少不了冠以“彝族歌王”、“彝人古镇情歌王子”、“彝人组合”之名号的视听娱乐景观。他们真实的彝族身份和地道的彝族歌曲展演，成为古镇主街富有原创性和吸引力的旅游景观。与上述景观1和景观2不同，大多数彝族歌手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自娱自乐和展演，贩卖彝族音乐文化唱片是其主要目的。明显的商业经营行为，使这类景观较前两种主客同位景观更为复杂。尽管如此，它仍旧具有彝族文化持有者自娱-表演景观的特质。

由此可见，主客同位的自娱-表演景观的建构与展演者大多是真实的彝族，也有少数是汉族。无论其民族身份是真实的抑或虚拟的，其在“彝人古镇”旅游空间所展现的均是彝族文化持有者的角色。正如戈夫曼所言，“在社会剧场或舞台，自我的表演和呈现受到文化或社会‘剧本’的制约”（王宁，2011）。“彝人古镇”作为彝族文化主题公园的文化排他性，决定了不论他们是何民族身份，在彝族古镇，他们就只能建构和呈现彝族文化景观。事实上这种主客同位的自娱-表演景观的建构，是开发企业与旅游-生活空间多元主体的互动与共谋。“空间作为主体性存在的策略与场所”（潘泽泉，2009），正是旅游空间设计与开发人员、彝族文化持有者、周边被征地农民、景区商贸人员等多元主体“通过主体来完成空间的培育、生产和维护”（潘泽泉，2009），其中市民（无论彝族或汉族）的参与互动，对城市民族文化旅游景观的塑造起到重要作用。

4 旅游空间生产与民族文化保护

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生产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政治，不仅充斥着多元主体与多种权力话语的社会实践，还反映出民族文化资本化和民族文化旅游化保护的社会效应。

4.1 民族自治地方的城市景观生产

民族文化旅游空间作为少数民族文化与资本、与政治结合生产的社会景观，具有政治、文化、经济多重意义。“彝人古镇”已成为楚雄彝族自治州象征性的城市景观和彝族文化地标，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中国，制度结构对空间的塑造最为直接和强烈”（王丰龙，刘云刚，2011）。近年来，楚雄州委提出“打造彝族文化精品、发展彝族文化产业、建设彝族文化名州” “彝人古镇”项目背景[EB/OL].[2012-03-16].http：∥/show.asp？id=226的战略思想，“彝人古镇”开发项目被列为全州文化产业建设的十大项目之一，也因此成为云南省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标志性城市景观。

4.2 民族文化的旅游化保护

“彝人古镇”文化旅游空间生产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有企业、地方政府、旅游地多元主体，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共谋和权力协作，共同建构了“彝人古镇”旅游空间。在古镇彝族文化资本化生产与旅游化保护中，地方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楚雄州政府从各方面大力扶持和引导古镇发展，成为地方彝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地产业开发的成功典范。开发企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古镇文化旅游开发的具体组织策划与运营者，企业充当了具体文化旅游空间的规划、设计、生产者。古镇的多元主体是民族文化旅游的关键要素，作为后现代人造景观和模拟民族文化旅游必不可少的文化展演者与参与者，他们在闲暇娱乐的同时，充分展现了彝族文化的地方性知识。无论真实的或虚拟的彝族文化主体，他们作为古镇文化的主人，对旅游地的形象建构和本土彝族文化的传承保护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民族文化旅游景区，作为旅游资源和产品的民族文化处于一种持续的旅游情境与旅游化生存状态中。笔者将这种通过旅游场景再现和文化再生产方式进行的文化传承保护，称作“旅游化保护”（桂榕，吕宛青，2012）。从民族文化旅游与文化保护的角度看，应该“通过无所不在的强调地方本土文化重要性的游客凝视和相应的获利，使旅游成为保护地方的推动力”（Liu，2005）。民族文化要获得产品的资格和权利，这在根本上取决于他者的认同。获取这种认同的基本方式，就是这些文化要素在群体层面上的资本化运用（陈庆德，马翀炜，2007），“彝人古镇”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正是通过旅游空间生产和文化旅游消费形式得以实现。楚雄彝族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和公民权的标识，通过“彝人古镇”旅游空间生产方式进入社会公共空间，激活、保护与传承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在更大的社会空间中寻找到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尽管不同区域的彝族族群文化通过文化旅游的舞台化再生产，在对外民族文化形象塑造中被同质化与象征符号化，但在媒介与文化市场的共同形塑中又不断激发、建构出新的富有生机的民族性。

5 结语

“彝人古镇”作为模拟的后现代旅游景观，它是全球化背景下资本流通与旅游消费空间生产的产物，是民族文化旅游地利益相关者共同建构的社会空间。其旅游空间的生产表现出时空压缩、无所不容、符号表征以及旅游-生活空间多元主体去中心化、自娱-表演主客同位景观建构等后现代性特点。与生俱来的后现代性，一方面使其文化生产碎片化、符号化；另一方面，却成就了人本主义的存在主义原真性旅游体验，而且在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借助城市景观建设来开展文化遗产旅游化保护方面具有创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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