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精神家园荒芜

在关于大学教授价值的诸多讨论中，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扇动了一下翅膀”，在中国教育界引起了一场针对教授的“旋风”。2008年青年节这天，在北大110周年校庆上，他指责有些大学教师已成了某些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并称学术大师难以出现，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受到严重影响，“这与市场侵蚀大学的自主性有很大关系”。这只是近年来针对大学浮躁的众多抨击中相对显要的一个。

“教师是副业”

“哪怕我真的想贩卖教授身份，恐怕也没人肯理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大教授说：“他(纪校长)有可能是针对经济学界说的吧。”

学科的差异使得教授们与“市场的距离”千差万别。同样是教授，研究存在主义与研究旅游管理相比，通常存在主义离市场更远：研究桥梁设计与研究之乎者也相比，通常之乎者也离市场更远。

郭磐石(化名)是毕业不到一年的北大文科博士，作为讲师，在北京某著名高校拿着每月4000多元的薪水。他距副教授职称仅有一步之遥。

最近几月，只要没课，郭磐石就从居住地穿越北京城的几个环路，跨越30多公里路程，前往新家监督装修工程进展。这套100多平方米的跃层住宅花了他100多万，其中贷款60万。但他的经济压力并不大。

“经济上，我的主业在自己的公司里。教师是副业，挣点零花钱。”郭磐石的公司去年开张，一个符合他专业特点的方向，里面的员工非博即硕。

但郭自称，即便在外开公司，他并未出现道德与现实的困扰。公司的运营并没有浪费太大精力。平时，他通过经理发出大方向上的指导。做这个行当需要人脉，这得由他亲自张罗。直到现在，公司的大部分员工仍不认识他。

所以，目前他的精力还能主要放在“副业”上。一周12节课，他比身边其他的大学教师工作量多出一倍“同事出国，没办法，暂时接替。”

“我决不忽悠我的学生，他们很喜欢我的课，你可以去私下问。这是我做教师的底线。”郭说他会很认真地做教学课件，并思考吸引学生注意力的方法。

“但教书就像‘刷盘子’，第一年新鲜，第二年就索然无味。”他说，这时就有两种选择，要么换着花样“刷盘子”，要么就去学“炒菜”，把“刷盘子”作为不得不完成的任务。看着洗干净的那么多盘子整齐码在一起，或者盛上了精美的菜肴摆上桌面，那当然有成就感，但得忍受“刷”时的孤独。

“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大学教师并不鲜见。郭磐石提供的“大学教师版”的顺口溜是：“一流教师开公司，二流教师跑项目，三流教师做讲座。四流教师上讲台。”郭说，如果按道德责任感作为标准，那结果恰恰相反。

“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经济条件和兴趣志向。当然，做教师拥有道德上的优势。”

文理科所获得的经济收入对比在郭磐石所在的学校相当明显。郭介绍，作为讲师，他第一年登台授课就拿到4000多块的月薪，这已属教师里中等偏上的薪水，但他所在的综合性大学内，一般理工科专业的教师每年由工资和项目加起来的收入总和，讲师的年薪为10万以上，副教授在15～20万之间，文科和理工科差距明显。

郭磐石说：“要不是在外面有自己的公司，我也会心态不平衡。”

“一本书增加一个教授”

“我非常欣赏陈丹青。”张镇之(化名)，某名牌大学副教授，从教接近30年。“他能独立生存，大不了辞职继续当画家。如果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学术或艺术都无法生存。”

通常解决生存问题的方案只有两个：一是市场，一是体制。如果不能像陈丹青那样从清华辞职去卖画，那么就只有深入体制的种种是非中去换取生存的资本。

每个进入体制内的人虽然都在抱怨体制的缺陷，但实际上人人都是体制这堵“墙上的一块砖”。

《大学有问题》这本书的作者、上海交通大学的熊丙奇认为，国家包办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高等学校不仅仅是由国家投资，更重要的是要听国家的行政指令，没有独立的个性。

“现在的症结，是大学在套用行政的那套体系。”张镇之说。从助教到讲师，到副教授，到教授，大学的职称晋升也是按部就班进行。到了一定年限或学历，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完成一定数量的科研项目，职称就一步步往上升。

“以前一本书能增加人类的知识量，现在一本书会增加一个教授。”张认为正是这样的考核体系导致学术的泡沫化。书籍、纸张由知识的承载物逐渐转换为职称的“兑换券”，对学术风气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

有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的数量已经进入世界前列。但是，在单篇论文被引用次数之类的指标上，中国在世界上的排名在一百多位。

张镇之说：“我们缺乏对学术成果的严格把关。现在好坏的标准是由行政确定的考核指标，而非纯粹的专家组由其内容判定。”

高昌平(化名)，一名正处于学术旺盛期的年轻大学教授，对《新世纪周刊》说：“浮躁的根源，就学校而言，与现在的教学评估体系所体现出的重科研、轻教学、重数量、轻质量的教学评估有关，具体来说就是学校实际上(名义上还是重视的)已不再重视教师的教学成果或教学努力，对教师而言，最聪明的做法可能就是只要保证完成一定工作量、凑够论文篇数就行了，与其将精力投到教学上，还不如多做点课题、多挣点钱。”

在高所在的大学里，一旦三年一期的在字数、本数等方面有硬性指标的科研考核不合格，教师面临的结果就是职称被降级，且未来几年不得晋升，原职称与降级后职称间的收入将全部收回，而且没了评奖、评优、申报课题等各种机会。

大师需要一些闲暇

“爱因斯坦在中国成不了教授，他太年轻，不够资历。”张镇之说，“可是人的创造性是随人的老龄化日渐衰弱的，真正的大师一般是在40岁前达到自己人生学术创造上的最高峰，其后的工作就主要是完善和修饰了。通常，如果40岁以前还不能有所创造，那一个学者一辈子就很平庸了。”

高昌平认为，就学校整体情况而言，浮躁更甚者恐怕还不是年轻教师。一是年轻教师似乎没有多少可以浮躁的资本和条件，二是就算年轻教师浮躁也跟学校的评价体系、学校的办事作风，跟整个社会重名利思想有关，更是被眼下当红的教授及学术明星们给影响的。

从工作量上来看，年轻教师任务是最重的，从科研上来看，哪位名教授的研究不是由年轻教师或学生来做?而年轻教师由于资源少、名气小，不会整天忙于参加社会事务，因而在教学、科研上投入肯定是最多的。也是因为没有多少名气，年轻教师要、要出书、要拿到课题谈何容易。

张镇之教授心目中的大师状态是：淡泊宁静于心，博览深践于行。

“大师通常处于慵懒的生活状态下。”张镇之列举了牛顿、爱因斯坦等人：“牛顿得有在苹果树下思考的闲暇。”他认为，仅靠推理和积累成不了大师，通往大师之路是由思想的火花点亮的，而灵感通常来自于闲暇时分。

“如果换了我是大学校长，我就会给有潜质的年轻人5～10年的考察期，根据研究内容的难易而定，他们爱干嘛就干嘛，如果时间过了还没出成果，那就没啥创新性了，出了优质成果就给教授头衔，教授的待遇应该被拉开。”他还认为当下教育界不能宽恕失败，三年的时间，对做大学问而言，是注定不可能成功的。

高昌平说：“学校得真正尊重大师，指那些真正在人品、在关爱学生、在投入教学、在推动学术上为人称道的大师，而不是靠头衔、靠职务、靠社会影响(非学术影响)而树起来的所谓大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