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停息的阿哈斯瓦尔

摘要：孤独者在鲁迅的笔下是一种泛化的存在，他对这些人物的经历与命运进行了深刻地剖析与解读。从孤独者的泛化存在、“过客”情结的主体渗入以及绝望抗战者的自我放逐等三个方面，分析鲁迅笔下的孤独者产生的物质根源，探讨鲁迅钟爱孤独者形象的心理根源，阐释鲁迅在现实困境中，所具有的不倦地追求与不妥协地战斗的精神。

关键词：鲁迅；孤独者；“过客”情结；绝望抗战

鲁迅塑造了两类孤独者——知识分子与普通个体，在他的笔下，无论是坚守或放弃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还是有时甚至令人厌烦的无辜的普通个体，往往都是因为其特异性而被群体排斥抛弃，或者被目为“狂人”（《狂人日记》），或者被看做“疯子”（《长明灯》、《药》），或者被称作“谬种”（祥林嫂，《祝福》），或者被看做是危险分子（阿Q，《阿Q正传》。鲁迅作品中孤独者形象的泛化存在，有着现实物质生存困境的影响，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更有着鲁迅作为启蒙者的深刻体验。

一.孤独者的泛化存在

孤独是人生的一种非主动性境遇，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孤独都采取主动的规避：原始初民以个体集结的群体方式来获得生存，个体与群体的脱离意味着死亡；人类创造语言并以之为交流工具来沟通思想与心灵，个体在群体中的失语会导致精神的挫伤乃至崩溃。因而，当个体与群体处于对立或分离关系时，个体的孤独感便会成为无法逃脱的存在。如果这种孤独感的产生并非是主体的个人性抉择，而是群体的驱逐性附加，那么，对群体而言的喜剧就成功降为受动个体的悲剧，鲁迅笔下的个体存在者便是进入此悲剧场的孤独者。狂人、孔乙己、夏瑜、七斤、阿Q、祥林嫂、疯子等人，都处于孤立之中，这种泛化的存在，是群体对个体逼压的结果。因此，个体力图摆脱孤独的挣扎——或辩解，或逃走，或妥协——在群体情境中皆为徒劳。孤独是个体无法超越的生存状态，从群体疏离的个体并非是群体的代表或典型，而是“被吃者”。

在个体与群体的组合中，个体作为群体的一员渴望群体的认同，但同时也欲保留自身的独立性，形成与群体的疏离。群体作为整体性存在又不能容忍个体的特立独行，它顽固地维护统一的平面形象，对个体进行整个，由此，二者形成对立。这是一种正常对立：人必须首先是物质的、群体的，然后才是精神的、个体的。然而，对物质财富的主动迎合与追逐中置精神和理想于不顾，以及群体为了现实生存而贬抑个体自由的现象却构成了悖谬。物质与精神是人不可或缺的基本侧面，二者的分裂将导致人的单向度的缺失；个体与群体是人的立体构画，个体形象在群体中的暗淡将造成人类思想恩典单调刻板。个体与精神的第二性构筑了对群体与物质的第一性的悖论，力图保持着人的丰富性与自由维度。鲁迅将第一性凌暴下第二性的丧失称为“文化偏至”。早在1907年，他即以此为题写了一篇著名论文《文化偏至论》。论文详细地剖析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指出其对个体与精神的抑制而造成人的内面精神世界的残缺，此种“文化偏枯”也是中国文秘的痼疾。基于此，鲁迅否定了以物质与众数手段来挽救中国的“金铁国会立宪”的主张，因为它本身即是助长恶劣的习气，加速中国的颓败。他认为唯一的出路在于通过“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1］的途径，而达到“立人”进而“立国”的目的。以思想拯救思想的启蒙选择贯穿鲁迅的前后创作，直到1933年，在谈到“怎么做起小说来”时仍宣称自己“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2］

二“过客”情结的主体渗入

鲁迅的现实人生经历暗含了其对孤独的“过客”心理及其寂寞地“行走”行为的偏爱，其中涉及了五个地点的四次转移：故乡——N地——仙台——东京——S会馆，每一次离去都被赋予了寻求异样生活的渴望。陷入困境的孤苦与故乡的冷眼压抑，迫使鲁迅第一次离去，因此，故乡的美好只停留在少年时代，成人之后，在族人的逼迫下卖掉祖屋，鲁迅对故乡及乡人的最后留恋被涤荡殆尽，1919年从故乡迁家至于北京之后，他再也没有回过故乡。思乡的蛊惑下，鲁迅美化记忆中的故乡往事，却将它的现实处理为缺乏生机、毫无人情、令人失望的所在，“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隐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3］鲁迅预知了回乡后的尴尬与失语，因此发出了“他乡不熟悉，故乡亦不能归去”［4］的感叹。于是，我们读到了离去、归来又复离去的失乡者的故事［5］，“走”成了主人公的一种宿命：狂人赴某地候补，“余”由异地归乡（《狂人日记》）；N君留学途中不得不回到上海（《头发的故事》）；七斤撑着航船往返于乡下与城市间（《风波》）；“我”回到故乡将家搬往异地（《故乡》）；祥林嫂从山里的婆家逃到鲁镇，之后被卖到另外的地方，最终又回到鲁镇（《祝福》）；阿Q由未庄进城又重返未庄（《阿Q正传》）；“我”由S城到山阳，辗转而回到S城（《在酒楼上》）；子君走出家门又走回去，最终走向了“无碑的墓地”，涓生怀着孤寂与创伤走向未知的路（《伤逝》）；“过客”不停地向西走（《过客》），耶稣四处流浪，宣讲神道以拯救众生（《复仇（一）（二）》）。

“故乡”在鲁迅的笔下成为扼杀生命、摧残精神的存在物，眷恋故乡而回归故土，等于自去死地，阿Q的被枪毙与祥林嫂的被贱弃可为见证。在故乡人事的打击与影空气的窒息下，回归的知识者或逃走（“我”）或死亡（魏连殳），鲁迅对故乡的梦魇般的认知由此而得以彰显。旧土只能哺育人的卑微的肉体生命，它无法提供更高的物质滋养与精神提升的动力，因此，觉醒的一代知识分子在现实的压力与新思想的召唤下，走出沉滞的乡村氛围，做永不回头的“过客”：“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有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框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6］此处的“那里”与“故乡”具有相似的含义，代表了停滞窒息的封建历史与社会现实，“过客”同时具有了历史与伦理层面的含义，就是鲁迅常说的“历史的中间物”。在历史层面上，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过客，他连接着历史、现在与未来，其生命的价值在于对历史与现实权威的反叛、对历史与现实的否定以及对未来与自由的追求上；在伦理层面上，“过客”与老翁及小女孩之间都有着深刻复杂的关系，“过客”处于老翁与女孩之间，他既是父亲和儿子，也是同志和爱人，既是生命的巅峰也是生命的衰老。

在“过客”的背后，被抛下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虚伪与堕落、人性的丑陋与偏僻，他所追寻的是精神上的救赎，这个追寻的过程是痛苦的，是无法预知结局的，但因为对“背后”所抛下的一切的极端厌憎，使得他的“向西行走”极为坚决，任何的艰难困苦身体上的疲惫不能使他停下脚步，任何的路途中的善意忠告或温情挽留都不能阻止他的追寻，甚至终点的存在状态（鲜花、荆棘或坟地）都不能使他放弃。这样的“行走”与追寻既像寻求又像逃避，既坚韧又固执，这种逃离又带有生命追求的终极意味，是对自由与真实的渴望，具有流浪气质的“过客”，行走与生命同在。

三.绝望抗战者的自我放逐

阿哈斯瓦尔是《圣经》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传说耶稣在走向骷髅地刑场的路上试图在他的门前歇息，遭到了拒绝，耶稣诅咒他一生都要流浪，不能停歇。阿哈斯瓦尔背负着耶稣的诅咒，不停地行走，直到耶稣再次将临时才能得救。阿哈斯瓦尔在“走”的行为中，追逐着神的也即基督的福音，祈求着停息——死亡后灵魂的提升，他的行走因而带有了刑罚与赎罪的意味，停下意味着自我沉沦与毁灭。鲁迅的小说有着对人物不断地行走模式的深刻书写：离家出走的子君、娜拉，被迫变换生活地点的祥林嫂与阿Q，绕了一圈又回到起点的吕纬甫，诸多作品中反复出现、不断逃离的“我”，这里面都有着去异地寻找别样人生的“鲁迅”的影子，这些人仿佛背负了诅咒一样，只有在不停的“行走”中才能生存下去，才能得到灵魂的安息。(上转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