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及完善

【摘要】隐私权是一项重要的人格权，对隐私权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我国现有法律对保护自然人隐私权的规定存在很大缺陷，如内容零散，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缺乏统一性等。对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应根据我国国情同时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完善我国隐私权保护制度。

【关键词】隐私权 名誉权 立法完善

1890年美国的两位法学家沃伦和布兰戴斯在《哈佛法律评论》发表了一篇名为《论隐私权》的文章，并在该文中明确提出了一种新的权利：隐私权。该文的发表，标志着隐私权理论研究的开始。而隐私权在我国的研究起步较晚，我国现有法律对保护自然人隐私权的规定存在很大缺陷，不能适应当前情况。因此，加强对隐私权保护的研究和立法已经成为当前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

隐私权的概念及特征

关于隐私权的概念，由于中外学者对隐私的理解不同而有所不同。美国学者William Prosser是通过归纳侵犯隐私权行为来对之加以定义的。在国内，学界关于隐私权概念的观点颇多，通过对众多定义进行比较，张新宝在《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中认为，“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而且权利主体对他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介入自己的私生活，对自己是否受他人公开隐私以及公开的范围和程度等具有决定权。”①此定义揭示了隐私权的性质，包括了学界对隐私权所形成的共识―隐私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②，属于人身权的一种，不具有直接的财产内容。隐私权的内容丰富且广泛，包括私生活信息、私生活安宁及私生活事务等。其法律特征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隐私权主体具有限定性，隐私权的主体只能是依法享有民事权利资格的特定公民个人；二是隐私权客体的秘密性、真实性和复杂性，隐私权是以个人隐私为客体的权利，真实性和秘密性是其本质特征；③三是相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基于国家公共利益以及公众知情权等需要而具有相对可克减性。

在人格权中，由于立法和司法的缺陷，隐私权与名誉权最容易被混淆。但无论在理论还是司法实务中，这两种人身权利具有明显区别。名誉权所关注的是权利主体名誉表述的真实性和评价的恰当性，而隐私权本质在于权利主体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不被披露。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两者等同或者从属，而应该把它看作一项与名誉权并列存在的独立的人格权。二者在主体、性质、调整范围、侵权方式、侵权责任等方面都有所区别，是人格权里的两个独立的权利领域。同时完善隐私权必须协调好隐私权与知情权之间的关系，知情权又称知的权利、知悉权、了解权。它是一个新的法律概念，指公民有权知道其应该知道的信息资料，包括知政权、社会知情权和个人信息知情权。权利冲突是权利实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话题，科技进步和大众传媒的发展增加了公民隐私暴露的危害性，但是作为纳税主体的公民同样有知晓公共信息的权利，而对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无形中也侵犯了公民的公众信息知情权，因此知情权与隐私权作为两种性质不同的权利，代表了两个法律权利方面的精神利益。但隐私权作为一种静态、消极的权利，极容易被知情权侵犯。

我国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存在缺陷

我国隐私权理论研究还很不完善，虽然相关立法对隐私权保护进行了相应规定，如《宪法》仅仅对涉及到公民住宅安全以及通信信息安全进行了原则性规定，但缺乏可操作性。《民法通则》以及相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和第九条也涉及到了隐私权规定，但是有关民事权利的立法规定以及相应司法解释并没有关于隐私权的直接规定，对隐私权的相应保护措施也是间接性的。《侵权责任法》明确隐私权属于一种独立民事权利，侵犯该权利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另外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也进行了相应规定，对涉及隐私案件是否公开审理、是否在公开开庭时出示证据作了明确规定。但是我国隐私权保护立法存在很多缺陷，在实践中显示出软弱无力和操作性差的特点，亟待修改、补充和完善。

隐私权法律保护存在间接性的缺陷。隐私权在我国法律上的渊源主要体现为宪法的条文以及最高法院的三个司法解释，这种间接性保护模式存在很大漏洞。首先，我国宪法、民法均未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加以确认，使得立法规定不够完备。其次，宪法的适用在现实中屈指可数，这使得隐私权变得有些抽象。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也代替不了实体法。再者，即使有这些司法解释，也没有明确界定要素的范围及侵害隐私权的构成、归责原则等等。

内容零散，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缺乏统一性。我国对公民隐私权保护的相关内容散见于各类部门法及司法解释和行政法规之中，比较琐碎杂乱且过于笼统，内容之间也缺乏衔接性、统一性，没有形成全面系统的立法体系。法律的不统一性使得公民在隐私权受到侵犯时无从救济，司法机关在履行保护公民隐私权职责时也无所适从，甚至适用不同法律会有不同的处理结果，这使得隐私权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操作。

对隐私权的保护虽有规定，但相互之间缺乏协调。我国三大程序法对公民隐私权的法律规定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隐私案件不公开审理制度；二是在收集证据等诉讼程序活动中要注意保护公民的隐私。这些法律规定相互之间并不协调，如在程序法上虽然规定了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但却没有规定如果司法人员违反了这些规定该如何处理，使得这些保护公民隐私权的内容形同虚设。

我国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有待完善

对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应根据我国国情同时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完善我国隐私权保护制度。

采取直接保护方式。隐私权保护有间接和直接两种保护方式，我国当前的隐私权立法对隐私权采取间接保护方式，美国是采取直接方式保护的典型，隐私权相应研究和立法也较为完善，而英国采取间接保护方式，但隐私权的保护和名誉权以及其他相关权利是联系在一起的，隐私权并没有被作为一种独立的人身权加以保护。结合我国当前国情，间接保护方法不利于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应当改变隐私权保护方式，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人格权采取直接方式加以保护。并且提高对隐私权法律保护的层次，将其在宪法中明确进行规定，可以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律研究中心提出的两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均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立法，并对侵害隐私权的行为、方式、责任承担以及相关内容作出具体规定，使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不再是一纸空文。

明确隐私权保护的内容与范围。科技进步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人们带来信息快捷化的同时，也引起了隐私权被侵犯的范围和内容逐渐增多，同时侵权行为类型也呈现多样化特点，为了更好保护公民私人信息以及相关信息的安全，相关立法可以采取列举和概括相结合的方式对隐私权范围进行规定，除了对隐私权范围进行明确规定外，可以吸取我国现有立法经验，规定一条隐私权保护范围的弹性条款。从而使隐私权的保护在司法实践中更具有弹性。在确定隐私权范围和内容的同时，协调好隐私权与其他相关权利的关系，明确规定隐私权抗辩事由和条件。

构建完善的隐私权保护体系。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虽有规定，但相互之间缺乏协调，需要建立以隐私权的宪法保护为基础，以民法为重点，程序法与特别法相配合的统一、协调的法律保护体系。构架隐私权保护制度，既需要在宪法中对宪法进行明确规定，确立隐私权保护基本原则，同时隐私权作为民事权利的一种，又需要从民法层面来架构隐私权保护制度，完善相关程序法立法。

明确规定隐私权保护的除外限制。权利保护的同时不可避免会涉及到其他权利的侵犯，有权利必有冲突，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同时也可能会涉及到对公民其他权利和国家公共利益保护的忽视。在对公民隐私权进行保护的同时进行必要限制，必须兼顾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必须协调好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入手：其一，明确规定自然人隐私权权能使用不得违反我国法律、法规和公共利益。其二，侵犯隐私权的免责事由。对于合理使用、科学研究以及国家安全等其他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免除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

隐私权保护制度的完善对于保护公民私人信息、维护法律尊严以及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我国隐私以及隐私权保护制度相关研究还不成熟。我们相信，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和技术，并且结合我国实际，我国的隐私权保护制度一定会日趋完善。

（作者单位：攀枝花学院人文社科学院）

注释

①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北京：群众出版社，2004年，第51页。

②杨立新：《人身权法论》，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第167页。

③王佳：《网络个人信息保护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