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领左右、备身府与骁果制度

摘要：隋朝禁卫军十二府之列的左、右领左右府，各置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领千牛备身、备身左右各十二人，备身六十人，其基本职能是“掌侍卫左右，供御兵帐”，在禁卫武官制度中处于关键地位。隋炀帝大业三年改制，改左、右领左右府为左、右备身府，与十二卫及左、右监门府共同构成禁卫军十六府。左、右备身府各置备身郎将一人、直斋二人，领千牛左右、司射左右各十六人。隋朝领左右、备身府制度源于东魏北齐，东魏北齐领军府统领左右府，其长官为领左右将军，领千牛备身及左右备身、刀剑备身、备身三个系列的禁卫武官。其制最早可追溯到北魏孝明帝中叶元叉之初出现的领左右及千牛备身诸职。大业九年隋朝开始招募骁果，设折冲郎将、果毅郎将为长、贰官“掌领骁果”，并置左、右雄武府，以雄武郎将、武勇郎将为长、贰官领骁果府兵，而在现实中统率骁果的将领并不都是折冲、果毅、雄武、武勇郎将。骁果的征募及相关军将的设置，是在隋末大规模战争中府兵大量减员且无法继续从民间征发的情况下，隋炀帝采取的征集兵员特别是保障禁卫兵力的措施，是禁卫武官制度一次局部性变革，是对府兵制和禁卫军十六府制度的补充。

关键词：隋朝；府兵制；领左右；备身；骁果

中图分类号：K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4-0001-10

笔者曾致力于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多年，主要是从官制角度对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的组织机构、制度变迁及禁卫军权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今循此思路，对隋朝禁卫军组织机构之一的领左右、备身府相关制度进行考察，并就隋末的骁果问题提出一点看法，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隋文帝时期的领左右府

隋朝初年所设禁卫军机构包括：左、右卫府，左、右武卫府，左、右武候府，左、右领左右府，左、右监门府，左、右领军府。除左、右领军府外，其他十府皆为“内官”。关于左、右领左右府的组织和职能，史志有明确记载。《隋书》卷28《百官志下》：“左、右领左右府，各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掌侍卫左右，供御兵仗。领千牛备身十二人，掌执千牛刀；备身左右十二人，掌供御弓箭；备身六十人，掌宿卫侍从。”府置长史、司马、录事及仓、兵二曹参军事、铠曹行参军各一人。同书卷12《礼仪志七》：“高祖受命，因周、齐宫卫，微有变革。戎服临朝大仗，则领左右大将军二人，分在左、右厢。左右直寝、左右直斋、左右直后、千牛备身、左右备身等，夹侍供奉于左右及坐后。”领左右大将军与左右卫、武卫、武候大将军具有相同的冠服制度，“并武弁，绛朝服，剑，佩，绶”。隋朝代周而立，但领左右制度的源头却在北齐而不在北周。与北齐相比，隋制最大的变化应是领左右府明确分置左、右。除了《隋书・百官志下》所载职能外，隋朝领左右府诸职在皇帝戎服临朝大仗时还承担贴身侍卫的职责。根据上引《隋志》及其所载官品令，隋文帝时期领左右府组织结构可列表如下：

隋朝左、右领左右将军及千牛备身均于史可见。《隋书》卷50《元孝矩传附弟雅传》：“有文武干用”，“开皇（581-600）中，历左领左右将军、集沁二州刺史，封顺阳郡公”。卷50《李安传》：升任上大将军、邓州刺史，“安请为内职，高祖重违其意，除左领左右将军”。卷63《史祥传》：“进位上开府，寻拜蕲州总管，未几，征拜左领左右将军。”卷79《外戚・独孤罗传》：袭爵赵国公，“擢拜罗为左领左右将军”。罗弟，“高祖受禅，拜上开府、右领左右将军”。左领左右将军较右领左右将军多见，这是左尊于右的体现。史祥由左领左右将军“迁右卫将军”。独孤罗由左领左右将军“迁左卫将军”，“久而出为凉州总管，进位上柱国。仁寿中，征拜左武卫大将军”。李安由左领左右将军迁右领军大将军。这表明左、右领左右将军地位低于左、右卫将军，亦低于左、右武卫大将军及左、右领军大将军。进一步推断，左、右领左右府之地位应低于左、右卫府，亦低于左、右武卫府，此与《隋书・百官志下》有关位次的记载相一致。《隋书》卷25《刑法志》：

高祖性猜忌，素不悦学，既任智而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每于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开皇）十年，尚书左仆射高颊、治书侍御史柳或等谏，以为朝堂非杀人之所，殿庭非决罚之地。帝不纳。颊等乃尽诣朝堂请罪……帝于是顾谓领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帝问其状，元举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棰楚人三十者，比常杖数百，故多致死。”帝不怿，乃令殿内去杖，欲有决罚，各付所由。这条记载显示，隋文帝时还有领左右都督之职，在殿廷侍卫皇帝左右，其职应隶属于领左右府。隋文帝时千牛备身可考者有：元成寿，“便弓马，起家千牛备身。以上柱国世子，拜仪同”（卷39《元景山传附子成寿传》）。唐高祖李渊，“隋受禅，补千牛备身。文帝独孤皇后，即高祖从母也，由是特见亲爱”（卷1《高祖纪》）。独孤罗为左领左右将军时，其弟独孤整为千牛备身。隋文帝外孙窦抗，“释褐千牛备身、仪同三司”（卷61《窦抗传》）。

仁寿四年（604）七月，隋炀帝即位，同年“九月乙巳，以备身将军崔彭为左领军大将军”（卷3《炀帝纪》）。按崔彭任备身将军在隋炀帝即位之前，则隋文帝时实际上还应有备身将军之职。崔彭在隋文帝朝曾长期担任禁卫武官――监门郎将、兼领右卫长史，转车骑、骠骑将军，“恒典宿卫”。《隋书》卷54《崔彭传》：

性谨密，在省闼二十余年，每当上在仗，危坐终日，未尝有怠惰之容，上甚嘉之。上每谓彭日：“卿当上日，我寝处自安。”……后加上开府，迁备身将军。上尝宴达头可汗使者于武德殿，有鸽鸣于梁上。上命彭射之，既发而中。上大悦，赐钱一万。……炀帝即位，迁左领军大将军。

备身将军于殿廷侍卫皇帝的职能于此可以得到充分的认识。李安在迁右领军大将军之时，其弟李葱被隋文帝任命为开府仪同三司、备身将军，《隋书》卷50《李安传》谓“兄弟俱典禁卫，恩信甚重”云云。《旧唐书》卷60《宗室・庐江王瑗传》：“高祖从父兄子也。父哲，隋柱国、备身将军，追封济南王。”按李安、李兄弟为“陇西狄道人也。父蔚，仕周为朔燕恒三州刺史、襄武县公”，后隋文帝“拜安、俱为柱国”。李哲当即李。《隋书・百官志下》载开皇“十八年（598），置备身府”，备身将军当为备身府之长官。也就是说，史书所见隋文帝时期担任备身将军的事例均当在开皇十八年之后。未明确见到废罢左、右领左右府的记载，表明备身府与领左右府曾同时存在。同卷又载隋炀帝大业三年改“左、右备身为左、右骑卫”，居十二卫之列，则隋文帝开皇十八年所设备身府实为左、右备身府。

二、隋炀帝时期的备身府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改制，改左、右领左右府为左、右备身府，位居十二卫之外，与十二卫及左、右监门府共同构成了禁卫军十六府。《隋书》卷28《百官志下》：

炀帝即位，多所改革。（大业）三年定令，品自第一至于第九，唯置正、从，而除上、下阶。……改左、右卫为左、右翊卫，左、右备身为左、右骑卫。左、右武卫依旧名。改领军为左、右屯卫，加置左、右御。改左、右武候为左、右候卫。是为十二卫。又改领左右府为左、右备身府，左、右监门依旧名。凡十六府。

左、右领左右府，改为左、右备身府，各置备身郎将一人。又各置直斋二人以贰之，并正四品，掌侍卫左右。统千牛左右、司射左右各十六人，并正六品。千牛掌执千牛刀宿卫，司射掌供御弓箭。置长史，正六品。录事、司兵、仓、骑参军等员，并正八品。

按备身府在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就已设立，炀帝大业三年改制时将左、右备身改为左、右骑卫，又将左、右领左右府改为左、右备身府。根据以上记载，隋炀帝改制后的左、右备身府之组织结构可列表如下：

此外，隋朝太子东宫卫队亦有备身之职。《隋书・百官志下》载隋文帝开皇初定制：“（太子）左右内率、副率各一人，掌领备身已上禁内侍卫，供奉兵仗。……有千牛备身八人，掌执千牛刀；备身左右八人，掌供奉弓箭；备身二十人，掌宿卫侍从。”太子千牛备身、太子备身左右，正七品下；太子备身，正九品上。隋炀帝大业三年定令，“千牛备身改为司仗左右，备身左右改为主射左右，各员八人”。史书中可见到数人为太子千牛备身，《隋书》卷50《宇文庆传附子静礼传》载其“初为太子千牛备身”，卷72《孝义・田德懋传》载其开皇初“授太子千牛备身”，卷64《陈茂传附子政传》载其“少养宫中，年十七，为太子千牛备身”，卷80《列女・刘昶女传》载其子居士“为太子千牛备身”，《旧唐书》卷58《柴绍传》载其“少补隋元德太子千牛备身”。按《北史》卷91《列女・刘昶女传》载“居士为千牛备身”，千牛备身与太子千牛备身有别，当是李延寿删改致误。

比较隋炀帝改制前、后的相关制度，可以看出：“掌侍卫左右”之备身郎将、直斋，相当于改制前“掌侍卫左右，供御兵仗”之领左右大将军、将军；“掌执千牛刀宿卫”之千牛左右，相当于“掌执千牛刀”之千牛备身；司射左右与备身左右皆“掌供御弓箭”，二职相当。改制后之备身府长、贰官备身郎将、直斋，品级低于改制前之领左右府长、贰官领左右大将军、将军，而其属官之品级则无明显变化。也就是说，领左右府的地位经大业三年改制而有所下降。需要说明的是，直斋本为左右卫府属官（各十五人），在太子左右卫府亦设是职。《隋书》卷85《段达传》：“高祖为丞相，以大都督领亲信兵，常置左右。及践阼，为左直斋。”按段达所任左直斋必为左卫府属官，表明直斋亦分左、右。隋炀帝改制后，左、右卫府及太子左、右卫府之直斋皆被废罢，而在左、右备身府设直斋各二人，且由属官提升为贰官，其地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隋书・百官志下》载炀帝大业三年“左、右领左右府改为左、右备身府，各置备身郎将一人”，但在现实中却难以见到备身郎将之职。《隋书》卷8《礼仪志三》载大业三年大射之制，其中有云：“有司又敛小绥，乃驱兽出，过于帝前。初驱过，有司整御弓矢以前，待诏。再驱过，备身将军奉进弓矢。三驱过，帝乃从禽，鼓吹皆振，左而射之。”备身将军或左、右备身将军在史书中较为常见。《隋书》卷65《董纯传》：“开皇末，以劳旧擢拜左卫将军”，炀帝时“转左备身将军”，“数年，转左骁卫将军、彭城留守”。卷62《王韶传附子士隆传》：“尤便弓马，慷慨有父风”，“大业之世，颇见亲重，官至备身将军”。卷65《赵才传》：“少骁武，便弓马”，隋文帝时为太子右虞候率，“炀帝即位，转左备身骠骑，后迁右骁卫将军。……岁余，转右候卫将军。……及辽东之役，再出碣石道，还授左候卫将军。俄迁右候卫大将军。时帝每有巡幸，才恒为斥候，肃遏奸非，无所迥避”。卷71《诚节・卢楚传》：“越王侗称尊号，以楚为内史令、左备身将军、摄尚书左丞、右光禄大夫，封涿郡公，与元文都等同心戮力以辅幼主。及王充作乱，兵攻太阳门，武卫将军皇甫无逸斩关逃难，呼楚同去。”卷79《外戚・独孤罗传附庶长子开远传》：“宇文化及之弑逆也，裴虔通率贼人成象殿，宿卫兵士皆从逆，开远时为千牛，与独孤盛力战于阁下，为贼所执，贼义而舍之。”按独孤开远所任“千牛”即千牛左右之职。千牛左右可考者还有：《隋书》卷71《诚节・张季传附弟琮传》载其“为千牛左右，宇文化及之乱遇害”。卷39《豆卢传附愿师传》载其“大业末，授千牛左右”。隋恭帝义宁二年（618）三月宇文化及等发动江都之变，千牛左右李孝本、孝质兄弟参与其中（卷4《炀帝纪下》）。千牛左右之职在北周已经存在。《隋书》卷68《阎毗传》：“能篆书，工草隶，尤善画，为当时之妙。周武帝见而悦之，命尚清都公主。宣帝即位，拜仪同三司，授千牛左右。”很显然，隋炀帝设置千牛左右有远承北周制度的因素。司射左右亦应是对北周制度因袭的产物，《隋书》卷39《贺若谊传》：“周闵帝受禅，除司射大夫，改封霸城县子。转左宫伯，寻加开府。”

《隋书》卷4《炀帝纪下》：大业“九年（613）春正月丁丑（初二，1.28），征天下兵，募民为骁果，集于涿郡”。“辛卯（十六，2.11），置折冲、果毅、武勇、雄武等郎将官，以领骁果。”同书卷28《百官志下》：“（左、右备身府）有折冲郎将各三人，正四品，掌领骁果。又各置果毅郎将三人以贰之，从四品。其骁果，置左、右雄武府雄武郎将以领之，以武勇郎将为副，员同鹰扬、鹰击。有司兵、司骑二局，并置参军事。”据此，其组织结构可列表如下：

按折冲郎将可考者仅有赵行枢、沈光二人。《隋书》卷61《宇文述传》：赵行枢本“太常乐户，家财亿计”，宇文述“称其骁勇，起家为折冲郎将”。卷64《沈光传》：“大业中，炀帝征天下骁果之士以伐辽左”，光应征，以其勇敢而为帝所赏识，拜朝请大夫，“未几，以为折冲郎将，赏遇优重”。果毅郎将可考者仅有来弘一人，《隋书》卷64《来护儿传附子弘传》载其“仕至果毅郎将、金紫光禄大夫”。武勇郎将可考者则仅有隋末参与江都之变的赵行枢一人。（卷4《炀帝纪下》）

三、隋朝领左右与备身制度的渊源

北魏末年始见领左右之职，最早出现是在孝明帝时期。元叉（义）发动废黜临朝听政的胡太后，专断北魏朝政，身为朝廷禁卫军首脑的元叉，在担任领军将军的同时还兼任“领左右”之职。《元义墓志》载其之初，“转侍中、领军将军、领左右”（图版78-2）。《资治通鉴》卷152《梁纪八》武帝大通二年（528）四月氽朱荣任领左右等职条，胡三省注云：“领左右，领左右千牛备身也。”领左右之职应该是元叉为了更方便控制孝明帝而专门设立的官职，当时不仅元叉兼任领左右之职，协助其发动和专权的禁卫军将领右卫将军奚康生亦兼任其职。《魏书》卷73《奚康生传》：“征拜光禄卿，领右卫将军。与元叉同谋废灵太后。迁抚军大将军、河南尹，仍右卫，领左右。”数年后胡太后复辟，元叉被杀，但领左右制度却未废罢。《元邵墓志》：“年十八，为侍书，拜通直散骑侍郎。……俄领符玺郎中。……及妖起孽宗，雾结阃隶，桐宫从逼，宝胙将迁，虐盛道消，毒流顾复。泣血四载，尝胆六春，余喘若存，旭骸如朽。……逮两曜还明，三凶克屏，蝉侍俟德，密卫须才。乃除通直散骑常侍，领领左右。”按元邵为清河文献王第二子，其父元怿在胡太后临朝时为宰辅大臣，被元叉杀害，胡太后复辟后即以其为通直散骑常侍领领左右，成为太后的亲信内臣。《元爽墓志》：“以普泰（531）中，除散骑常侍、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领左右直长。又迁卫将军、领领左右，余如故。”（图版79）按此志所载“卫将军”似不确，当为左卫将军或右卫将军。领左右之职其后被其他的专权者或反叛者所沿用，如：河阴之变后氽朱荣控制北魏政权，《魏书》卷74《氽朱荣传》载其所任官职先为“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开府、兼尚书令、领军将军、领左右”，迁任“使持节、侍中、都督河北诸军事、天柱大将军、大丞相、太师、领左右、兼录尚书、北道大行台”。卷75《氽朱兆传》载其后来也担任领军将军、领左右之职。同书卷80《斛斯椿传》载其被梁武帝萧衍扶持的傀儡汝南王悦授予“使持节、侍中、大将军、领军将军、领左右、尚书左仆射、司空公”。《北齐书》卷19《张保洛传》载其被河北叛军葛荣政权任命为领左右。

千牛备身的出现早于领左右，北魏宣武帝初年即可见到该职。《杨泰墓志》载其“以景明三年（502），召补伏波将军、千牛备身”。《魏书》卷93《恩・寇猛传》：“世宗践位，复叙用，爱其膂力，置之左右，为千牛备身，历转遂至武卫将军，出入禁中，无所拘忌。”《寇猛墓志》谓其“侍玑凤阁，龙起遐”云云，即指其担任步兵校尉、千牛备身、武卫将军等禁卫武官时的情形。奚康生协助元叉，“叉以康生子难为千牛备身”（卷73《奚康生传》）。侯莫陈顺于北魏末年任散骑常侍、千牛备身、卫将军、内大都督（卷19《侯莫陈顺传》）。《刘懿墓志》载其卒于东魏兴和元年（539），“世子散骑常侍、千牛备身洪徽”云云。（图版294）其任职时间很可能也是在北魏末年。所谓千牛备身，当即执千牛刀之备身。《通典》卷28《职官十・武官上・左右千牛卫》，本注云：“千牛，刀名，后魏有千牛备身，掌执御刀，因以名职。”又引谢绰《宋拾遗（录）》，谓千牛刀为“人君防身刀”。北魏孝庄帝杀朱荣即是抽取其身边侍卫千牛备身之千牛刀而刃之（卷10《孝庄帝纪》），刘宋末年杨“玉夫与其党陈奉伯等二十五人同谋，于毡屋中取千牛刀杀苍梧王”]（卷l《高帝纪上》）。杜佑认为：“其义盖取《庄子》云：‘庖丁为文惠君解牛十九年，所割者数千牛，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因以为备身刀名。”（卷28）日本学者演口重国认为，北魏末之千牛备身“为天子亲近左右侍从武官”，“持兵仗直御坐左右”。（p.95）东魏北齐时期领左右府之属官，即包括各类“备身”之职，应该是在继承北魏旧制基础上加以制度化的结果。

总的来看，北魏晚期虽然已经出现“领左右”及“千牛备身”职名，但尚未形成规范的制度，在有关的职官法令中未见有明确规定。东魏北齐沿袭北魏旧制亦设领左右之职，同时又做了很大程度的调整和规范，使其进一步制度化。《隋书》卷12《礼仪志七》载北齐“宫卫之制”，其中即包括：“侍从左右，则有千牛备身、左右备身、刀剑备身之属。兼有武威、熊渠、鹰扬等备身三队，皆领左右将军主之，宿卫左右，而戎服执仗。”同书卷27《百官志中》：

领军府……又领左右卫、领左右等府。

领左右府，有领左右将军、领千牛备身，又有左右备身正副都督、左右备身五职、左右备身员，又有刀剑备身正副都督、刀剑备身五职、刀剑备身员，又有备身正副[都]督、备身五职员。

诸职的品级分别是：领左右将军从三品，（领）千牛备身六品下；左右备身刀剑备身及备身正副都督从四品上、从五品上，左右备身五职七品下，左右备身从七品下，刀剑备身五职从七品下，刀剑备身八品下，备身五职从八品下。由此可知，东魏北齐明确设立了辖于领军府的领左右府，领左右将军为其长官。高澄于东魏天平“三年（536），入辅朝政，加领左右、京畿大都督”（卷3《文襄纪》）。按高澄入辅朝政自然是在殿内任职，则领左右为负责殿廷保卫的禁卫长官。除了领左右将军外，北齐现实政治中还存在领左右大将军。北齐有两类领左右，即门下省之领左右局和领军府之领左右府。北齐门下省“掌献纳谏正及司进御之职”，“统局六”，其中“领左右局，领左右各二人，掌知朱华阁内诸事。宣传已下，白衣斋子已上，皆主之。左右直长四人”。（卷27《百官志中》）据此，则北齐朱华阁内诸事包括禁卫之事由门下省领左右局所主。领左右、左右直长之职亦非北齐新创，二职虽不见于《魏书》卷113《官氏志》所载北魏两《职员令》，但在北魏末年现实政治中却存在类似北齐门下省领左右局之领左右与左右直长之职。《隋志》载北齐有两类领左右，一类是属于领军府的领左右府，其长官为领左右将军，一类是门下省领左右局，其长官为领左右，二者职能有截然区分。北齐领左右制度是在对北魏末年有关制度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加以系统化、制度化的结果，相对北魏旧制而言，北齐分别设立两类领左右，明确区分了皇帝贴身侍卫与供奉之职的区别，这是一大进步。领左右局在孝文帝时期没有确立，领左右名称也是到元叉时期方才出现，其时已是孝文帝官制改革近三十年之后。领左右制度在北魏晚期还处于萌芽阶段，远未定型，作为禁卫军府的领左右府也没有出现，而统辖领左右局等六局的门下省体制在北魏后期更不曾有过。《隋志》所载北齐领军府领左右与门下省领左右制度，正是北魏后期急剧动荡变化的政治社会局势所导致的制度变革的结果，是对北齐现实制度的准确记述，并非北魏后期的制度。

《隋书》卷54《李衍传》：“周太祖时，释褐千牛备身。”卷39《于义传附子宣敏传》：“起家（周）右侍上士，迁千牛备身。高祖践阼，拜奉车都尉，奉使抚慰巴蜀。”时当北周末年。按于宣敏由右侍上士迁千牛备身，表明二职当属同～系统。同书卷47《韦世康传附从父弟寿传》：“父孝宽，周上柱国、郧国公。寿在周，以贵公子，早有令誉，为右侍上士，迁千牛备身。赵王为雍州牧，引为主簿。”据《周书》卷13《文帝十三子・赵僭王招传》，赵王为雍州牧是在建德三年（574）。由此可见，北周亦有千牛备身之职，故不排除隋朝从北周继承备身制度的可能性，但其基本方面仍应该源自北齐制度。

四、骁果招募与隋末政局

如上所述，隋炀帝大业九年初开始招募骁果，始设折冲郎将、果毅郎将为长、贰官“掌领骁果”，并置左、右雄武府，以雄武郎将、武勇郎将为长官领骁果府兵。骁果的招募不仅仅是一次兵制变革，更重要的是其与隋末政治关系颇为密切。日本学者贺保规和我国学者黄永年均曾著文论及隋末的骁果制（pp.239～266）[16]（pp.119-137），在此拟对隋朝骁果相关问题略加考察，并对二氏之说稍作评述。

《资治通鉴》卷182《隋纪六》：炀帝大业九年（613）“春正月丁丑，诏征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为骁果，修辽东古城以贮军粮”。据此可知，“兵”为“征”，“骁果”为“募”，一为征兵制（义务兵），一为募兵制（雇佣军），两者的征集方式截然不同。“骁果”之名取骁勇果敢之意。《隋书》卷45《文四子・秦孝王俊传附庶子湛传》：“湛骁果，有胆烈。大业初，为荥阳太守，坐浩免，亦为（宇文）化及所害。”麦铁杖于辽东之役战死，《隋书》卷64《麦铁杖传》载隋炀帝诏，谓“铁杖志气骁果，夙著勋庸”云云。黄永年认为：“雄武府名义上分属左右备身府”，文中又数次提及“备身府骁果系统官职”。看来他是承认隋末的骁果为属于备身府的禁卫军。不过他又否定了这种观点：“正因为骁果和左右备身府并无直接关系，左右备身府的长官备身郎将、直斋等并不掌领骁果而自有其在天子左右宿卫侍从的任务，所以大业三年定令改左右府（按，应为领左右府）为左右备身府时，还不曾招募骁果，招募这支府兵之外的兵力，是大业九年的事情。”然而，根据已有史料要否定骁果和备身府之间的关系颇为困难。《隋书》卷85《司马德戡传》：“大业三年，为鹰扬郎将。从讨辽左，进位正议大夫，迁武（虎）贲郎将。炀帝甚昵之。从至江都，领左、右备身骁果万人，营于城内。因隋末大乱，乃率骁果谋反，语在（宇文）化及事中。”这是隋末骁果隶于左、右备身府的铁证。虽然司马德戡是以虎贲郎将身份统领骁果的，但此处明记“左、右备身骁果”，则骁果无疑是直接隶属于左、右备身府的。沈光在大业九年应招为骁果，跟随隋炀帝出征高丽，因骁勇而受到赏识，升任折冲郎将。（卷64《沈光传》）（卷182）此证折冲郎将为骁果将领，与上引《隋书・炀帝纪下》及《百官志下》所载制度相吻合。在隋末特殊政局下，备身府显然不再是一个规模很小的禁卫机构，而是十分庞大。《隋书》卷85《宇文化及传》：

义宁二年（618）三月一日，（司马）德戡欲宣告众，恐以人心未一，更思谲诈以胁骁果，谓许弘仁、张恺曰：“君是良医，国家任使，出言惑众，众必信。君可入备身府，告识者，言陛下闻说骁果欲叛，多毒酒，因享会尽鸩杀之，独与南人留此。”弘仁等宣布此言，骁果闻之，递相告语，谋叛逾急。德戡知计既行，遂以十日总召故人，谕以所为。众皆伏日：“唯将军命！”

这表明就组织系统而言，骁果的确是隶属于备身府的。司马德戡所任虎贲郎将是隋炀帝时由护军所改，属于十二卫统兵将领。《隋书》卷28《百官志下》：“每卫置护军四人，掌副贰将军。将军无则一人摄。寻改护军为武贲郎将，正四品，而置武牙郎将六人副焉，从四品。”也就是说，骁果就具体统属关系而言，并不完全专属于折冲、果毅、武勇、雄武等郎将官，十二卫府郎将官都有可能统领骁果。

《隋书》卷24《食货志》的一段记载有助于认识征募骁果的具体背景，其文云：

（大业九年，诏）又发诸州丁，分为四番，于辽西柳城营屯，往来艰苦，生业尽罄。盗贼四起，道路南绝，陇右牧马，尽为奴贼所掠，杨玄感乘虚为乱。时帝在辽东，闻之，遽归于高阳郡。及玄感平……（帝）乃令裴蕴穷其党与，诏郡县坑杀之，死者不可胜数。所在惊骇。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皆盗武马，始作长枪，攻陷城邑。帝又命郡县置督捕以讨贼。益遣募人征辽，马少不充八驮，而许为六驮。又不足，听半以驴充。在路逃者相继，执获皆斩之，而莫能止。帝不怿。遏高丽执送叛臣斛斯政，遣使求降，发诏赦之。囚政至于京师，于开远门外，磔而射杀之。遂幸太原，为突厥围于雁门。突厥寻散，遽还洛阳。募益骁果，以充旧数。

在征募骁果的大业九年正月前后，除了征伐高丽动用并损耗了大量的兵力外，仅从《隋书》卷4《炀帝纪下》的记载可以看出，隋朝各地的武装反抗活动已经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而骁果的征募显然也与这一大背景密切相关。长年累月的大规模战争，导致府兵大量死伤，使得府兵的家族继承难以为继。由于大量征发民夫从事战争后勤保障，加之各地民众暴动接连发生，从民间征发府兵已然十分困难。

将新征募来的骁果隶于左、右备身府，说明征募骁果意在加强禁卫军力。征伐高丽、平定反叛都需要大量的府兵出征，这样禁卫兵员便很难得到充分的保障。隋炀帝经常在外巡游，特别是他将行宫驻扎在江南的江都，等于又多出了一套禁卫机构以保卫其安全。从司马德戡“领左、右备身骁果万人，营于（江都）城内”的情况来看，大业九年征募骁果的一个直接目的就是用于驻扎江都，保卫隋炀帝及其行宫的安全。隋朝禁卫机构中承担“侍卫左右”保卫皇帝的是左、右备身府，因此这次招募的骁果无疑也就隶于左、右备身府了。总之，骁果的征募以及设折冲郎将、果毅郎将和雄武郎将、武勇郎将统领骁果，是在隋末特殊政局下的一次军事变革，是在府兵难以继续征发的背景下实行的。就禁卫武官制度而言，它只是一次局部性变革。因此，虽然设置了与备身郎将、直斋品级相同的折冲郎将、果毅郎将，并且还设置了左、右雄武府，其长、贰官为与鹰扬、鹰击郎将相当的雄武、武勇郎将，但却并未废罢或改变左、右备身府，亦未对禁卫军十二卫府和左、右监门府制度及府兵其他制度进行丝毫改革。大业九年的征募骁果和相关管理制度的实行，只是对府兵制和禁卫军十六府制度的一个补充和调整。氟贺泽保规认为：“骁果是原有的府兵暴露出已无法发挥有效军事机能之后在左右备身府下组建的”，“骁果制的出现意味着炀帝试图以新的形式来解决”“府兵制所面临的问题”。骁果制“从上到下都采用了与府兵系统完全一样的组织形态”，“炀帝并没有使骁果制由府兵制中独立出来”。

《旧唐书》卷57《刘文静传附公孙武达传》：“少有膂力，称为豪侠”，“在隋为骁果”，武德初随唐太宗讨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战功卓著，贞观初任至检校右监门将军。丘和在隋朝大业末年为交趾太守，唐初“会旧骁果从江都还者，审知隋灭，遂以州从铣（萧铣）”（卷59《丘和传》）。唐高祖武德元年（618）七月，宇文化及在谋杀隋炀帝后率兵北上至汲郡，其部将王轨等降于李密，“化及闻王轨叛，大惧，自汲郡引兵欲取以北诸郡，其将陈智略帅岭南骁果万余人、樊文超帅江淮排、张童儿帅江东骁果数千人皆降于密”[（卷185）。按岭南及江东骁果应该是隋炀帝到达江都后逐渐征募而来的。《隋书》卷64《沈光传》载麦铁杖之子“孟才为将军，领江淮之众数千人”，准备对宇文化及发动攻击而未获成功。严格说来，“江淮排”、“江淮之众”并不能看作是南方（江东）士兵。不见从山东地区招募的骁果，可能有一定原因，因为对代周的隋王朝而言，山东（河北）地区的民众是不可靠的，要招募其充当保卫隋炀帝的禁卫军就更不保险了。最为直接的原因是，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攻打高丽，征发了山东地区大量的民力，加之当时山东地区的反隋暴动愈演愈烈，要从山东地区招募骁果几乎不大可能。

跟随隋炀帝至江都的骁果主力应该是以《隋书・司马德戡传》所载“营于城内”并在后来参与谋反的万人为主。《隋书・宇文化及传》谓“时武贲郎将司马德戡总领骁果，屯于东城”云云，从上下文叙事来看，参与此次叛乱的骁果主要归司马德戡总领。关于当时骁果谋叛的原因，《宇文化及传》云：“从驾骁果多关中人，久客羁旅，见帝无西意，谋欲叛归。”《资治通鉴》卷185《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三月条云：“时江都粮尽，从驾骁果多关中人，久客思乡里，见帝无西意，多谋叛归。”“领骁果屯于东城”的虎贲郎将扶风司马德戡，谓虎贲郎将元礼、直阁（）裴虔通“今骁果人人欲亡”云云。由此可知，此“从驾”之万人骁果主要为关中人。关中为杨隋根基之地，从关中招募禁卫骁果合乎情理。裴矩建议为骁果娶当地妇女为妻以消解其逃亡心理，也与这一状况相契合。黄永年认为：“在江都随驾的骁果至少是从关中、江东、岭南三个地区分别招募来的”，“江都随驾的骁果”――“关中招募来的数万，岭南来的近二万，江东的上万”。尽管可以看到出身于关中、江东、岭南三个地区的骁果，且宇文化及部下后来有近十万军队，但谓当初跟随隋炀帝的骁果（“江都随驾的骁果”）由关中、江东、岭南三个地区招募来的骁果构成并且其数量多达近十万之众，显然有较大程度的夸张，与实际不符。江东本为隋朝敌对政权陈朝地域，隋朝灭陈，江东人对隋朝有仇恨心理，隋炀帝驻扎江都的重要原因即是控制江东地区形势，隋炀帝的从驾骁果中应该说基本上没有江东人，很难想象当时在隋炀帝周围有多达上万人的江东籍士兵承担保卫任务。同时，也不大可能会有近二万岭南籍士兵（骁果）在江都镇守。

隋朝最初招募的骁果大概有数万之众，《隋书》卷64《沈光传》：

大业中，炀帝征天下骁果之士以伐辽左。光预焉。同类数万人，皆出其下。光将诣行在所，宾客送至灞上者百余骑。光酹酒而誓日：“是行也，若不能建立功名，当死于高丽，不复与诸君相见矣。”及从帝攻辽东，以冲梯击城，竿长十五丈，光升其端，临城与贼战，短兵接，杀十数人。贼竞击之而坠，未及于地，适遇竿有垂，光接而复上。帝望见，壮异之，驰召与语，大悦，即日拜朝请大夫，赐宝刀良马，恒致左右，亲雇渐密。未几，以为折冲郎将，赏遇优重。帝每推食解衣以赐之，同辈莫与为比。

这数万骁果先是跟随隋炀帝征伐高丽，后又随其“幸太原”，“为突厥围于雁门”，既而“还洛阳”。此行损耗的骁果兵员，在洛阳又加“募益”，“以充旧数”。其后隋炀帝带着万人骁果南下江都，而留下一部分骁果保卫洛阳，还有一部分则随屈突通镇守长安。《旧唐书》卷59《屈突通传》：“大业中，累转左骁卫大将军。时秦陇盗贼蜂起，以通为关内讨捕大使”，“炀帝幸江都，令通镇长安”。《资治通鉴》卷184《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617）七月“壬戌，（李渊）军贾胡堡，去霍邑五十余里。代王侑遣虎牙郎将宋老生帅精兵二万屯霍邑，左武候大将军屈突通将骁果数万屯河东以拒渊”。九月，“屈突通遣虎牙郎将桑显和将骁果数千人夜袭王长谐等营”。表明屈突通所领兵员确为骁果，而且数量颇大。江都之变后，“宇文化及拥众十余万，据有六宫，自奉养一如炀帝”（卷185）。这十余万军队除了参与江都之变的骁果外，恐怕还有原江南地区的其他隋朝军队，也有后强行征募的兵士。《隋书・宇文化及传》载义宁二年三月江都之变时，“德戡于东城内集兵，得数万人”，另外“孟秉、智及于城外得千余人”，这是当时江都城全部的兵力。严格说来他们并非都是骁果。后司马德戡欲诛宇文化及，“以后军万余兵袭杀化及，更立德戡为主”，未能成功。宇文智及在劝司马德戡谋反时，谓“今天实丧隋，英雄并起，同心叛者已数万人”。宇文化及是带着十余万众北上的，武德元年七月，在王轨、陈智略、樊文超、张童儿等投降李密后，“化及犹有众二万，北趣魏县”。《旧唐书》卷54《窦建德传》载其于武德二年（619）初平定宇文化及，“得隋文武官及骁果尚且一万”。《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纪三》武德二年闰正月条，谓“隋骁果尚近万人”。如上所引，武德元年七月宇文化及部将“陈智略帅岭南骁果万余人、樊文超帅江淮排、张童儿帅江东骁果数千人皆降于”李密。这些骁果部队除了隋炀帝带至江都的从驾骁果外，还有到达江都后征募的骁果，更多的则应是宇文化及及其部将隋炀帝后征募而来的。若考虑从驾骁果在江都的逃亡情况，则江都之变后北来骁果的数量肯定是极为有限的。

对于大业九年的征募骁果，黄永年认为：“这是我国兵制史上一次有重大影响的改革，说明在大一统的局面下，继续实行地区政权的府兵制是行不通而必然要走上募兵制道路的。”按征募骁果及相关管理制度的实行，只能说是对府兵制的局部补充以应一时之需，而决非中国兵制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一次改革，更与其是否为大一统政权或者是地区政权的兵制无关。谓府兵制是地区政权的兵制，而在大一统政权下必然要实行募兵制，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府兵制虽然是西魏北周局部政权创立的制度，但从西魏大统十六年（550）完全确立开始[18]（pp，50～51）[19]（pp.189～197）[20]（p.266），到唐玄宗末年废罢，府兵制在历史上存在了两个世纪，而在西魏北周实行的时间也就只有三十年。可见府兵制虽然始行于西魏北周区域政权，但它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还是作为隋唐大一统政权的兵制而存在的。如果说大业九年的变革是对不适应大一统政权的府兵制的改革，则在隋朝统一南陈政权之初便应采取这种措施，而不应等到隋末动荡的政局中才开始实行。

隋朝最初征募的骁果仅为兵士个人，并无家属随行，后来在江都的骁果逃亡者众多，为了笼络他们，裴矩建议就地为其娶妻。《隋书》卷67《裴矩传》：

寻从幸江都宫。时四方盗贼蜂起……俄而骁卫大将军屈突通败问至，矩以闻，帝失色。矩素勤谨，未尝忤物，又见天下方乱，恐为身祸，其待遇人，多过其所望，故虽至厮役，皆得其欢心。时从驾骁果数有逃散，帝忧之，以问矩。矩答曰：“方今车驾留此，已经二年。骁果之徒，尽无家口，人无匹合，则不能久安。臣请听兵士于此纳室。”帝大喜，日：“公定多智，此奇计也。”因令矩检校为将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内寡妇及未嫁女，皆集宫监，又召将帅及兵等恣其所取。因听自首，先有奸通妇女及尼、女冠等，并即配之。由是骁果等悦，咸相谓曰：“裴公之惠也。”

按“骁果之徒，尽无家口”大概反映了两种情况：一是由于隋炀帝南下江都，骁果之妻留在北方老家；二是征募的骁果本来就是年轻骁勇者，他们尚未娶妻。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前一种情况。考《隋书》卷5《恭帝纪》，屈突通之败在义宁元年（大业十三年，617）十二月丁酉（廿一，618.1.22），其消息传至江都必定是在除夕前后。裴矩的建议可以说是在隋王朝行将灭亡前为隋炀帝所开的最后一剂解药，不过更多地还是为了在乱世中讨好禁卫骁果以求自保身家性命而提出的权宜之计。此策经隋炀帝批准并由裴矩亲自执行，裴矩也因此得到骁果的好感。从上引记载来看，在此之前，隋炀帝带到江都的骁果“奸通妇女及尼、女冠等”现象颇为普遍。尽管采取了笼络骁果的措施，但却未能拯救奄奄一息的隋王朝，也未能改变隋炀帝的命运，恰恰是骁果作为反叛的禁卫军将领手中的工具，结束了隋炀帝的性命，也彻底葬送了短命的隋王朝。《隋书》卷4《炀帝纪下》：“（义宁）二年三月，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武贲郎将司马德戡・元礼、监门直阁裴虔通、将作少监宇文智及、武勇郎将赵行枢、鹰扬郎将孟景、内史舍人元敏、符玺郎李覆・牛方裕、千牛左右李孝本・弟孝质、直长许弘仁・薛世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恺等，以骁果作乱，入犯宫闱。上崩于温室，时年五十。”这些反叛者绝大多数是禁卫军将领，其中武勇郎将赵行枢为大业九年所设左、右雄武府之贰官，千牛左右李孝本、孝质兄弟为大业三年改制所设左、右备身府之属官，诸人在组织上即隶属于左、右备身府。到这时，充当隋炀帝禁卫兵的全都是征募而来的骁果，统领骁果的将领也不全是左、右备身府的禁卫武官，而是随从隋炀帝的所有禁卫武官。

五、结语

通过以上考察，本文的要点可归结如下：

1.隋朝左、右领左右府与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候・左、右监门・左、右领军诸府构成了禁卫军十二府。左、右领左右府各置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掌侍卫左右，供御兵帐”。领千牛备身十二人，“掌执千牛刀”；备身左右十二人，“掌供御弓箭”；备身六十人，“掌宿卫侍从”。“侍卫左右”的职掌主要由千牛备身和备身承担，“供御兵帐”的职掌主要由备身左右承担。隋朝左、右领左右府长官及属官共计一百零二人，人数虽少却极为机要，他们是皇帝的贴身侍卫，直接保卫皇帝的人身安全，是隋朝禁卫武官制度中最为关键的机构。隋炀帝大业三年改制，改左、右领左右府为左、右备身府，各置备身郎将一人、直斋二人为长、贰官，统千牛左右、司射左右各十六人。左、右备身府位居十二卫之外，与十二卫及左、右监门府共同构成禁卫军十六府。

2.隋朝领左右、备身制度是对北齐制度的继承和变革，而北齐领左右制度渊源于北魏晚期。领左右之职最早出现于北魏孝明帝朝元叉之初，设置此职是为了表示担任者为天子身边人，以利专权者长期控制朝政。领左右后又为专权之氽朱氏成员所承袭。千牛备身为君主贴身侍卫，“掌执御刀，因以名职”。北魏晚期领左右及千牛备身还未制度化。东魏北齐有领左右府，隶于领军府，有领左右将军、领千牛备身以及左右备身、刀剑备身、备身三个系列的禁卫武官。北齐一代有领左右将军，还有领左右大将军。领左右及部分属官是北魏末年实际存在的制度，北齐初年定制，将这种变革固定于官制条文之中。东魏北齐门下省有领左右局，有类北魏前期内侍长及其所辖内侍左右，与领军府所领之领左右府属于不同系统。《隋志》载东魏北齐领军将军“掌禁卫宫掖”，“朱华阁（）外，凡禁卫官，皆主之”；而门下省领左右局则“掌知朱华阁内诸事”。

3.隋炀帝大业九年初，隋朝开始招募骁果，始设折冲郎将、果毅郎将为长、贰官“掌领骁果”，并置左、右雄武府，以雄武郎将、武勇郎将为长、贰官领骁果府兵。司马德戡“从至江都，领左、右备身骁果万人，营于城内”的记载表明，隋末骁果确实隶属于左、右备身府。具体统率骁果的将领不一定是折冲、果毅、雄武、武勇郎将，而有可能是其他官职，如司马德戡是以虎贲郎将身份统领骁果的。在隋末特殊的政局下，备身府已变成一个规模十分庞大的禁卫机构。骁果的征募以及设折冲郎将、果毅郎将和雄武郎将、武勇郎将统领骁果之制，是在大规模战争中府兵大量减员以及从民间征发府兵几乎不再可能的情况下，隋炀帝采取的补充兵员特别是保障禁卫兵力的措施，是禁卫武官制度的一次局部性变革。大业九年的征募骁果和相关管理制度的实行，只是对府兵制和禁卫军十六府制度的补充。大规模招募骁果的目的是为了补充兵员，加强对隋炀帝的保卫，承担日益繁重的征伐任务。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这一举措不仅未能发挥预期的效果，而且对隋王朝最致命的一击即来自随侍江都的禁卫军将领及其所统骁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