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谈中国古代作者论

摘 要：南朝刘宋时期的刘义庆所编撰的《世说新语》一书，以笔记实录的形式记载了汉末、三国至两晋时期士族阶层的言行风尚和轶闻趣事，为后世展现了中国魏晋文人这一独具个性的群体的生活风貌。《世说新语》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保留了大量极有理论参考价值的文学批评文献材料。在借鉴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主要从中国古代作者论的角度试对其进行分析，简要论述《世说新语》在这一方面的价值。

关键词：《世说新语》；古代作者论；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3-0007-01

中国古代作者论从汉代开始萌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走向成熟。产生于南朝刘宋时期的《世说新语》是我国文学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一部作品，它以笔记实录的形式记载了汉末、三国至两晋时期士族阶层的言行风尚和轶闻趣事，被誉为“魏晋士人生活百科全书”。其不仅具有思想、社会方面的史料价值，而且在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上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由于《世说新语》并非文学批评专著，其文论资料条目分散，在文学批评史上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为发掘研究其文论价值提供了广阔空间。同时期，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提出作者素质构成“才、气、学、习”说，这为我们疏理《世说新语》有关作者论提供了重要线索。

一、重才――推崇俊才敏思，尊重个体差异

“才”决定了作者的才华、才能、才气和作品的创造力。作者创作素质构成诸条件有其差异性，“才有庸俊”说明才华有不同层次和程度的差别，创作者应该是俊才，才会有创造力和独创性。《世说新语・文学》记录文学创作的诸条强调的是才思的敏捷。如第66条“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曹植“应声便为诗”；第92条“桓宣武命袁彦伯作北征赋，既成，公与时贤共看，咸嗟叹之。时王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写字足韵，当佳。’袁即于坐揽笔益云：‘感不绝于余心，溯流风而独写。‘公谓王曰：‘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袁宏作《北征赋》，即席足韵；第96条“桓宣武北征，袁虎时从，被责免官。会须露布文，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辍笔，俄得七纸，殊可观。东亭在侧，极叹其才。袁虎云：‘当令齿舌间得利。’”袁虎倚马七纸；第103条“桓玄初并西夏，领荆、江二州、二府、一国。于时始雪，五处俱贺，五版并入。玄在听事上，版至，即答版后，皆粲然成章，不相揉杂。”恒玄针对同一件事同时为五处写公文。此外，第67条阮籍作劝进文，第95条王作奏折，第102条恒玄作诔等都是在称许制作诗文的迅捷。这些正因应了《文心雕龙・神思》“人之禀才，迟速异分”。作者创作素质构成会因人、因地、因时、因事而各异，从而形成作者个性、创作个性、作品风格的差异。《世说新语》通过文学实践来证实，列举作者个性和彼此间差异性来说明。《世说新语・文学》第84条“孙兴公云：‘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本条刘孝标注引《续文章志》曰：“岳为文，选言简章，清绮绝伦。”又引《文章传》曰：“机善属文，司空张华见其文章，篇篇称善，犹讥其作文大治。谓曰：‘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也。’”张华所谓“乃患太多”，意谓其文多累句，不够简洁凝炼，而潘岳“选言简章”，则取得了“清纶绝伦”的艺术效果。“烂若披锦”、“排沙简金”之比喻，继而第89条“孙兴公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说明潘、陆之创作风格有很大不同。如此，一方面要求才能、才华不同层次和程度的差别，另一方面要求强化、凸显创作个性和独创性。

二、养气――崇尚个性自由，风格独树一帜

“气”，是一种精神状态。“其为气也，至刚至大，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作者养气为文，就是通过不断加强内在的修养，在气场中等待灵感与妙悟的倏忽来临，方可下笔为文。魏晋士人不再一味的推崇孔子等提倡的“礼”、“义”等社会规范，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对“人”自身、对自我本体的探究与追求上。从而将写作提升到一个较高的境界。

――玄妙之气。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崇尚老庄的“玄学”，即用老庄的哲学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当时，一些士大夫为了逃避现实，崇尚空谈，追求虚无与玄远，在空谈中探讨自然与人本体的关系，探求更本质的人生意义，将关注点从无能为力的政治转向了自身存在价值的讨论，名为“清谈”。《世说新语》保存了大量的清谈资料。既有从容轻松、充满幽默的清谈，也有许多激烈而有趣的辩论。如《世说新语？文学》第16条“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乐辞约而旨达，皆此类。”第30条“有北来道入好才理，与林公相遇于瓦官寺，讲《小品》。于时竺法深、孙兴公悉共听。此道人语，屡设疑难，林公辩答清析，辞气俱爽，此道人每辄摧屈。孙问深公：“上人当是逆风家，向来何以都不言？”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凤！”深公得此义，夷然不屑。”《世说新语・文学》中有许多这样的记载。玄学给两汉以来保守腐朽的儒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给古作带来了一种不同以往的自由、理性、思辨的哲学思维，同时是魏晋名士们自我肯定的强烈自信与率性自由的外化表现。

――豁达之气。魏晋士人寻求精神的自由解放，体现在现实中就是一种放达不羁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拘于礼法，不泥于形迹，心系自然，真实率性，以此来追求达到内在精神上自由之极境。宗白华先生曾指出：“魏晋时代人的精神是最哲学的，因为是最解放的、最自由的。”魏晋士人大多真诚率性，无拘无束，不虚伪，不矫饰，一切行为都任凭自我的性情而发生，较少顾及道德礼仪与社会规范。《世说新语・任诞》第6条“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字，屋室为挥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再如《世说新语・任诞》第47条“王子猷居山阴，逢雪夜，忽忆剡县戴安道，即时登舟造访，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答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他们看重的仅是兴趣本身，这是一种超越有限束缚而达到自由的人格理想。务实与超脱、入世与出世，皆为人本性的追求。魏晋士人对洒脱率真、放达真情的人生的倡导与追求，为后世文人展示了人性自由真实的光芒与磅礴。

――浩然之气。晋人虽超，未能忘情，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是哀乐过人，不同流俗。《世说新语・伤逝》第4条“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世说新语》对亲情的描写感人至深，对爱情的描写更让人感到人性的温润。《世说新语・惑溺》第2条“苟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情”在他们的思想和追求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以成为魏晋士人追求自然人性的中心。冯友兰先生曾把《世说新语》称为“中国的风流宝鉴”。何为“风流”？冯先生提出四点：“必有玄思”、“须有洞见”、“须有妙赏”、“必有深情”。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相当深远。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间，《世说新语》能成为士人的精神指南、文人的词语宝库，正得益于其独特而开放的身份意识，一种回到日常生活、又能将日常生活诗意化的超越精神。

《世说新语》记载魏晋名士们把老庄“无为”、“逍遥”的自由人格理想，通过自身在乱世中真实而坚定的实践，以前所未有的气魄和感染力，融入了中国文人的灵魂深处。令后世文人在面对浊世与困境时，能够以独特的人生态度、处世方式以及绝对的自信和清醒的思辨去对待人生和社会，寄身尘世之内，逍遥世俗之外，以独特的社会文化行为激浊扬清，救治世弊。从这个意义上说，《世说新语》对中国古代作者创作素质的构成不仅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