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母亲,离开母亲

高考，对于我这个1974年高中毕业的回乡知识青年来说，当时是一个遥远而又神秘的名词，是一种想说而又羞于出口的志向。在1977年深秋的乡村，空气清新，晨霜厚重，我和母亲埋头在自留地里挖山芋。突然，高音喇叭里一个清脆而充满磁性的女主播的声音冲击着我的耳膜：我国从今年起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当时，我心里真是百感交集，既有久旱逢甘霖之喜悦；又有美人迟暮之悲情。还有选择之艰难：经过几番斗争我暂时离开我的父母亲。

我在以后的岁月里，无论是作为一个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还是作为一个高三年级主管、学校分管领导，每当我在无数次激励和指导考生，或眼见许多父母对小孩参加高考关怀备至，望子成龙心切之时，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羡慕与嫉妒，上天为什么没有赐我这样的福份；而对有些学生不肯勤奋学习，畏惧高考，逃避高考，消极应对高考，甚至认为替父母参加高考时，不可理喻。

说来有些好笑，当初我要参加高考还要说服我的母亲。在兄妹四人中，我是家里的长子，是唯一的成人劳动力，她们都未成年，而母亲六岁丧父，与外婆相依为命，过早地挑起家庭的生活重担，积劳成疾。在我记事起，父亲就用自行车带着她四处求医问药，在我10岁以后她几乎不能进行重体力劳动。而父亲63年和73年两次在生产队干活时因公负伤，落下残疾，充其量算半个劳动力，被照顾到水利工地做炊事员。加上七旬祖母卧病在床，一家7口人，我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多亏于生产大队(村里)对我的培养，在我20岁时，幸运地担任了生产大队财务辅导员，这是一个与当时的村支书、村长处于一个级别的“村官”，掌管着财权。既管印把子(公章)又有培训兼监管村组工部的职责。我的同学常以我有了这个职务而自豪，同时这也让贫病交加的母亲感到欣慰，自然成了母亲的精神支柱。母亲是“识事”之人，唯独对我决定参加高考的态度不够积极，既有丧失一个“村官”母亲优越感的担心，又有唯一成年长子离家的失落，还有其他儿女尚未成年，家庭前途未卜带来的忧虑。可见母亲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

家门口有一条河，当时既无自来水，又无水井，每次生活用水是我负责拎取。有时我工作忙时，母亲用脸盆到河边端，要艰难地爬台阶，每当被我遇到时，都是我抢着代劳。母亲含泪说以后没有人从河里帮我提水了。当然，如果考上大学，关系到你一辈子的前途，我不能阻拦你，就是这个家今后太艰难了。当年的弟弟16岁，个矮，体弱且有较强的逆反心理，常惹不能生气的母亲生气。还有深层的忧虑，我性刚才拙，少年气盛，对村里那些损公肥私、的行为常不妥协，也得罪了一部分人。世态炎凉，我一口离家，是否会累及家人，我感到忧心。说实话，在这种情况下，参加高考是有些自私。但我确实不愿放弃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万一政策有变，第二年再取消了高考，我会永远错过!

我与母亲交心，在我们家最困难时，邻居的孩子十五岁左右就不让读高中，回家挣“工分”(劳动报酬)时，你坚持让我读高中，甚至要卖一部分厂粮才能支付上高中的有关费用。我们高中老师曾经说过，你要早点就业，初中以后就可以上技校之类的，你上高中是为上大学作准备的，现在恢复高考，不考大学多可惜。如果考不上，我不后悔。如被录取，这是户厂性质的变化，叫“农转非”，考上了就是“同家工部”，可比“村官”强多了，拿的工资足以养活我们全家。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那样我才有能力帮助我的兄妹们，这也关系我们家庭的未来。如果我考上了，我将会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将会让我们这里的农民把自己的子女向这条路上引。当时我们村的青年主要靠入伍提干改变命运，我作为村干部、有责任带这个头，让他们看到读书的好处。

其实，我的妈妈，识字不多，用她的话说“人要识事”，是一点就通的人，我的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历经苦难的母亲从此不再忧贫忧病，有一个幸福的后半辈子，我是为了母亲而必须离开母亲，真爱有时就要忍痛割爱。

母亲对我的支持与理解，使我毅然决然报考，虽然对这片热土有深厚的眷念，这里有我的许多梦想，这里有浓浓的乡情，有我掷下把落后乡村变成乐同的誓言，有儿时的好伙伴，有一同“战天斗地”的父辈与同龄人，有对家人的牵挂，有一种走异路、逃异地的负疚与无奈，但我还是想走出这片交通闭塞、贫穷，思想保守的一方天地，去追求新的生活方式，寻找别样的人群。

1977年抱着尝试的心理备考。即便我考不上，也还是村官，没有太多的压力。一路过关斩将，参加了预考、统考和体检，按理说，体检后应被录取。但首战未捷，落榜后，我隐隐有点失望，母亲的日子如往常平静，或许还有一丝窃喜。但她也要承受我未能录取的舆论压力，她希望自己的儿子是优秀的，能考中的。

我决定了第二年再考。1978年我分工到了一个生产队，每天都要到离家有2公里的第四队去“蹲点”劳动，每天有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回家还要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上一两小时的书。在“三夏”大忙季节是“吃三睡五干十六”，疲惫不已，倒床便入睡，复习只能搁一搁。我由于是享受同定补助的干部，如果不尽心工作，就对不起本村的父老乡亲，就有不劳而获的感觉。回想灯下苦读，母亲总陪到深夜，也把村支书对她表达的对我的挽留转告于我。村支书曾暗示我如果不考大学前途也是一片光明，可以培养我入党，接他的班，可以提拔成为“国家干部”(乡镇干部)。因此，第二年高考又增添新的含义，为母亲的荣誉和使命而战。母亲态度发生了转变，坚决支持我报考，说弟弟妹妹一天天长大，家里你就放心了。我心依然，高考是我的一种权利，我必须珍惜，又有陆放翁“万钟一品不足论”的豪气。当7月15日公社的文教干事通过广播通知，凡今年报考的考生可脱产五天进行复习时，我名正言顺向大队支书请了假，进行停工复习，到母校从温当学生的感觉，争分夺秒、夜以继日。这五天，完成十几年要走完的路程，凡是高考的内容，有些科目我可以说胸有成竹，但数学我得从有理数开始复习。因为上中学时教材改革，没有(代数)教材，又无钱买近视眼镜，听到那些字母就记不下来。数学从起跑线上开始起步，高考时最自信的语文由于缩写失分，得了61分，而比较有把握的历史得了91分的高分，当时因为历史卷子的考试内容我都能答得出来，二次世界大战的三次“闪电战”倒背如流。也许由于太兴奋太激动了，反而有些紧张，疏忽或是大意，事后回忆，本来应该拿满分而疏忽失去9分，须知我们高中就没有开历史课，地理88分，政治87分，数学33分，有一条数学题出了考场突然想起来了，只要在过圆上作一辅助线，使公切线与过圆心的半径垂直就能证明之，失去了大约12分，使我懊悔不已，一共考得360分。这个分数听说超过重点大学的分数线，由于不知本科与专科的概念的区别，只填了北京大学和大连的东北财经学院，都未录取，最后被调剂录取到江苏师院盐城分院政史专业。我并无任何遗憾，母亲也很高兴。一是靠家近少花路费，二是读书时间不太长，

三是师范国家有补贴，不要家里负担，我在校勤工俭学还能补贴家用。我从一个“泥腿子”转变成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学校除了听课，几乎全泡在图书馆里，把应该读，中学时代未读的书全部补读上。因为无钱买书，曾花三天时间抄录了一本陆游诗选，我与大师对话，与先哲交谈，正如尼采所言，我经历了一百个灵魂，一百个摇篮，一百次分娩的痛苦。我确信，我已不是鲁迅《故乡》里的那个闰土，我与村里儿时同伴相比，他们在20年后确实也尊敬地称我为先生，他们中有人倒像闰土，我有些辛酸，感受到知识深刻地改变着人的命运。

为了照顾父母，毕业后我选择回到原籍工作，总在离家乡三十里以内学校工作，我帮父母承担起了家庭的责任，承办了弟弟妹妹们的婚嫁之事，而且帮他们，让子女考进了大学，现都在省城工作，解了父母的后顾之忧。母亲嘱咐我，对乡里乡亲的伢儿要特别的关照。我关心过许多需要帮助的农家孩子，无论是经济上资助还是知识的传授还是心理的疏导，让他们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我也逐步弥补了当初不能“扎根农村干一辈革命”的那种“负罪感”，使村里不少孩子在我的影响关心下圆了大学梦，记得2002届老家六灶镇有十四个孩子在我的关心与帮助下，十二个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和本二以上院校，其余两个休学的孩子第二年也考上理想的大学。

1999年家母患了食道癌，在10月2日发现后，从确诊、住院、术前检查、手术只用了一周时间。在我的倡导下，一场拯救母亲的活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我们把母亲送到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请著名的胸外科医生主刀，母亲竟奇迹般地生存下来，健康地活到现在。刚发现病时，母亲对我说：“我也没有什么积蓄，只有一万二千多元，也是平时你们孝敬的和你父亲养羊的收入，如是绝症，干脆不要治，这笔钱还要留给你父亲用”。我讲这笔钱由你康复后花销，病我们一定帮你治，费用儿女出，而我一个人就支付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医疗费用，约一万二千元，术后存活十多年的老人在家乡并不多。目前，二老衣食无忧，心情舒畅，有一个幸福晚年，这与我这个长子起带头作用有关。饮水思源，得益于高考对我人生轨迹的改变，使我重塑了博大敦厚的内心世界。

我坐拥书城，已圆了一个少年农民的梦想，达到了孟子说的那种心境。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地，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父母年近八十而健在，且有尊严地生活着，兄弟没有灾患；抬头无愧于天，低头无愧于人；身处一所四星级高中，面对勤奋好学的莘莘学子与一支英雄的高考团队，连年为国家输送大量的新生。我的儿子从幼年起，止于饥寒，受到良好的教育，现安居乐业于省城，我呢，也尽享天伦之乐。又因爱读书，我心平易，常自得其乐，共有五乐，这一切都应感恩1977年关于高考制度的改革。

回眸那段历史，恢复高考这一制度决策，它在当时的定量户口和农村户口的鸿沟上架起了桥梁，打破了城乡藩篱，试图撼动城乡二元结构，让有志青年报国有门。在全社会营造了求知向学的一种价值取向，功在国家，利在平民。高考是党和政府对我人生的最重要的馈赠，也是我报答母恩的一份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