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25 07:49:48
摘 要： 在《原道》篇，刘勰对“道”和“文学”的本质进行探究，以道统文，以文论道。在阐述“道”和“文学”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以“原道”抓住“文心”，指出两者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以及相互生发的特点，将具有本原意义的道具体落实到现实中的人文上。《原道》篇“道”的含义，本质上是儒家之道，刘勰借助自然之道来阐述和论证人文之道，是为后篇的“原道”――“征圣”――“宗经”思想提供足够的理论依据，这充分体现出刘勰与儒家一致的经世致用观点，更印证了儒家思想对其主导和深刻影响。
关键词： 道 本原 人文
《原道》，《征圣》，《宗经》，《正伪》，《辩骚》是《文心雕龙》的总论，是“文之枢纽”，总论之首的《原道》篇，则是枢纽之枢纽，意义重大。《原道》篇对“道”的溯源和意义探究，可以对后人把握《文心雕龙》的思想全貌提供一个重要视角。
一、“道”之探究现状
关于《原道》篇“道”的含义，无数学者做过探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类：
一是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出发，结合《原道》篇具体语词概念，探究“道”的含义。此类观点集中于儒家之道和道家之道，视《原道》之“道”为两者的区分或综合。其中较有影响的说法有：范文澜的“儒家圣贤之大道”说，陆侃如的“儒家”说，周振甫的“道家”说，郭绍虞的“自然之道和儒道不矛盾”说，黄海章的“自然之道和圣人之道不能等同”说，张少康的“广义自然之道和狭义儒家之道”说。认为“道”主要表现了儒家经世致用或道家清静无为的特点。王少良在《〈文心雕龙・原道篇〉哲学本原论思想探微》一文中曾对这种观点做过评价，认为从具体语境和个别词汇考察“道”的含义并不能把握其全貌。
二是从中国特有的宇宙观出发，认为“道”是一种本体，是宇宙自身普遍存在的规律。主要表现为黄侃、刘永济的“自然”说，刘绶松的“自然法则”说，邱文的“自然而然”说，毕万忱的“自身规律”说。此类观点是对“道”的高度哲学抽象和演绎，本文认为，对“道”进行哲学本原论探究是无可厚非的，但忽略刘勰《原道》的目的及“道”在其他各篇的具体表现，同样是不全面的。
《文心雕龙》“体大思精”，从中国本身的批评传统和资源出发探究释义，更能接近其原貌。对于“道”的探究，应结合刘勰写作时的思想发展状况，从《原道》篇的关键词语“道”和“文”出发溯源，从历时角度考察其流变和创新，考察“原道”的作用和目的，同时从共时角度发现与其他各篇的联系，全面整体地发掘其丰富的含义。
二、刘勰写作的思想观
《序志》篇是刘勰对《文心雕龙》的全面总结与概括，详述了作的思想发展过程，包括创作动机和写作观。刘勰自言创作目的是“树德建言”，即成一家之言，流传后世。这与儒家“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然后有立言”极具实用和道德色彩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在《序志》篇，刘勰通过年少时的一个梦表达了对孔子的崇拜，足见刘勰对儒家及其经典极其推崇，后考虑到马（融）、郑（玄）诸儒，在这方面“弘之已精”，自己的见解“未足立家”。加之考虑到当时文风浮滥，有违圣训、经义，决心以弘扬孔子学说――注释经典来达到立言目的。可以说，刘勰论文立言途径的选择是对儒家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即使是篇章结构的设计都出自于儒家所作的《周易・系辞》。①刘勰《文心雕龙》一书的写作，充分体现了刘勰对儒家思想的接受与认同。
三、刘勰“原道”之道
《原道》是本书开宗明义的第一篇，刘勰曾在《序志》里言文心之作“本乎道”也。“原道”的名称取自《淮南子・原道训》，“原”字在这里是溯求本原的意思。高诱注：“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历万物，故曰原道。”《淮南子》一书以道家思想为主导，《原道训》释“道”，指明它是自然规律和宇宙本原，“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但《淮南子》并不单独秉执道家思想，而是兼综百家，把儒家及各派的思想融为一体，把圣人伏羲、神农放在接通人神的地位上来阐述社会人文的产生。宇宙化育天地万物形态，人立于天地之间认识万物，远古圣王掌握“道”的枢机，依此立教以抚化四方。②刘勰已窥见《淮南子》出现的“宇宙本体意义上的道论转化到文章本原理论当中的思想”，于是在开篇就引出“原道”做端绪，为其形而上道转化为形而下的理论依据。可见刘勰“原道”是为了抓住“文心”，这是其最终目的。
《原道》开篇云：“夫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刘勰没有直言道，而是从文出发，“文”的意义对于理解”道“就显得至关重要。文为何意？刘勰在《情采》篇曾指出有三种文：形文，声文，情文。③此处的文为何意？刘勰言：“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这些“形文”，即自然的形状――天文和地文，它们的光彩充溢于天地之间――“此盖道之文也”。即这些行文都是道的外在表现。刘勰接着阐述，“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此句语出《周易・系辞》：“天地尊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又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唐孔颖达释义：“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可见刘勰认为，从天地产生之处，“形文”即随之产生，这是对“文”与“天地并生”的首次确认和肯定。刘勰言“文”与“天地并生”，一是意指“文”出生之久，二是将“文”首次与天地并举突出其重要地位，只是此处的“文”，更多意指天地自然之形状。
刘勰由天地的形状色彩，傍及万品，写龙凤虎豹的皮毛纹理，云霞草木的贲华等自然之文。在论诉人文产生之前，刘勰描绘了包括天文地文在内的自然之文，从这里很容易推理，刘勰此处所言的道，已经从儒家具体的政治人伦之道，扩大提升到天地――自然之道，接近道家意义上的自然本原，指宇宙普遍存在的规律和本身。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刘勰为何在“道”的含义取向上出现了这样的选择。从后文论诉“人文”产生，以及“道――圣――文”理论体系的建立，我们可以发现，刘勰借用“道家”之道，指出“道”是天地间的普遍存在和规律，是为论述天地万物自然垂准备。刘勰的《原道》篇并不是关于“道”的哲学论文，“道”是论文的端绪，刘勰突破儒家政治人伦之道的范围，赋予“道”更大的意义，其形而上的重大意义是为了凸显形而下之“文”的重要性。
（一）惟人参之――人能识道。
天地之文充塞宇宙之间，万物充盈，“惟人参之”，参，杂也。“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三才”最早见于《易经・系辞》，指天地人三才。《文心雕龙・序志》言，天地之“灵”或义理赖有“秀气”，均为“超出万物”的人所反映。④人居天地之间，汇聚天地的灵气，有情，有性。在中国传统宇宙观中，五行为构成万物的物质，刘勰直言人为“五行之秀”，且有性灵和智慧，可见他对人地位的高度肯定。人因汇聚“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依靠对天地万物的情感，得以能感受、认识和反映万物。这与儒家认为人能“认道、体道”的思想具有一致性。
先秦时代，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强调政治人伦之道，提出“道可知，圣人弘道”的思想，强调圣贤之人在体道和传道过程中的重要性。孔子认为“道”是对前代传说的继承：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论语・子张》）。“道”是可以认识和传承的，强调人在传承“道”中的主动性，尤其强调贤人对于弘道的重要意义，“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是君子的努力使得“道”不断传承和弘扬。
孟子同孔子一样，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要求“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提出“配义与道”，强调圣人的人格和品行修养，认为这是体道的一种途径。刘勰继承儒家这一观点，高度肯定人在“识道”“体道”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人能够认识天地之间蕴藏的道理，并且“情动而言形”（《体性》），“辞以情发”《物色》，是对儒家“识道”“体道”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二）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
战国时期的荀子继承儒家“道可知，圣人弘道”的思想，对奠定“文道论”的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他在儒家思想基础上融合先秦各家，尤其是道家思想，提出“文道论”学说并将“圣人著文以体道”系统化。
荀子首先承认，“道”是万物的本源，是“变化遂成万物”“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独立规律。在这里，荀子将儒家偏人文的社会之道，扩大到宇宙万物普遍规律的自然之道。另一方面，他摒弃了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对于道不可知，文不能体现，通过“无为”来“识道”的观点，强调道的可知和现实体现，提出“文”是“道”的体现。对于道的可知性，荀子继承了孔孟“贤人体道，弘道”的观点，并将其进一步绝对化，认为惟有“圣人”方能认识道。荀子提出：“所谓大圣者，知通夫大道。”（《荀子・哀公》）对于“道”的现实体现，荀子同孔孟一样，强调依靠圣人传道。圣人的存在是有时限的，多数人不可能亲聆圣人的教诲，只能依靠圣人的文章而明道，由此荀子提出向圣人经典学习的理论，即“征圣，宗经”思想，开始形成“道”――“圣”――“文”模式。
杨雄在“独尊儒术”的汉代，进一步强化了这个三位一体的结构，对于如何学道，杨雄把圣人及其经书提高到了很高的地位，认为要想分清是非“必折诸圣”，认为“书不经，非书也”，唯有“征圣宗经”才能明道。
在此思想影响之下，两汉出现尊儒学、学经典思想，探究“道”都以儒家经典为源流，为正道，这一思想一直延续，影响到刘勰。
在论证人文产生这一正题时，刘勰借用荀子和杨雄的“文道论”思想，设计了“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样一个论式，通过“圣”，将“道”和“文”结合起来，建立其一个三者互动的理论模式。站在儒家体系上去阐述文和道的关系，将形而上的道转化为形而下的文，使不可捉摸的“道”变得更加现实可感。
（三）征圣，宗经思想体现。
道与文的转化，关键是以圣为中介，通过圣人的阐发著于文。圣人以文为工具，将道之精义传诸后人。圣人经典，因为是“道之文”，所以“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在接下来的《征圣》、《宗经》、《正伪》、《辩骚》中，刘勰借用“道――圣――文”模式，主张以儒家圣人“周、孔”为师（《征圣》），言“六经”之“道”，“恒久”而“不刊”（《宗经》）要求作文以儒家经典为枝条，使“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序志》）。⑤刘勰在《序志》篇里有重要的说明：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对于如何体现儒家人文之道，刘勰提出了征圣，宗经的方法，在创作中学习圣人，经典的方法。
刘勰要求学习圣人文章的“六义”“衔华佩实”以及“繁，略，隐，显”等的创作方法，与荀子、杨雄“原道――征圣――宗经”思想不同之处在于，刘勰以儒家经典为宗，并未将文学创作教条化，而是从中汲取有用的创作方法，来“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
儒家强调“道”和“文”的实用和道德色彩，推崇诗教，要求文学有助于风化，反映在文艺思想上，则是对文艺作品美和善的要求。刘勰也从儒家之道的含义出发，对于文学创作和表现做了阐释。刘勰在《比兴》篇中解释兴的含义时指出，“兴则环譬以托讽”“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即要求“兴”必须含有美刺讽喻的作用。刘勰感叹“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这一观点，显然是受到儒家讽喻美辞说的影响。在《风骨》篇，刘勰从儒家传统的“风教”思想出发，从文章风的“情感力量”和骨的“言辞力量”出发进行分析，要求文章通过充沛的情感力量和强有力的言辞起到感染人和教化作用。对于“风骨”的分析，是刘勰要求文章发挥教化作用的一种表现，这同儒家历来要求发挥诗歌“风教”功能的思想是也分不开的。在其他篇，刘勰从儒家规范出发，对“情志”和“事义”做了具体要求。
四、小结
刘勰借助已有的“道”――“圣”――“文”理论模式，通过“圣”这一中间转换，明确了“道”与“文”形而上和形而下这神秘难以言说的关系。同时指出两者相互生发，借助彼此发挥作用：“文”因“明道”而发挥巨大作用，“道”因为“文”的落实，体现出“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的现实意义。
由此可见，“道”包括天文人文，天文囊括宇宙，具有自然本真的文采，而人文与天文相互生发，是其现实体现和表现，人文由圣人传承，借助于经典传承，并发挥巨大功能，这正好呼应了开篇“文之为德也大矣”。由此可见，刘勰“原道”是为了抓住“文心”，而这一“文心”正是儒家思想的显现体现。
注释：
①吴晓峰.从《文心雕龙》的创作看刘勰对儒家思想的接受――读《序志》篇的几点启示.中州学刊，2014，4.
②王少良.《文心雕龙・原道篇》哲学本原论思想探微.文艺评论，2013，10.
③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2013：8.
④吴伯林.《文心雕龙》义疏.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14.
⑤吴伯林.《文心雕龙》义疏.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24.
参考文献：
[1]刘勰.文心雕龙.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吴伯林.《文心雕龙》义疏[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4]敏泽.《文心雕龙》与《周易》.文心雕龙研究荟萃[M].上海，上海书店，1992.
[5]王少良.《文心雕龙・原道篇》哲学本原论思想探微[J].文艺评论，2013（10）.
[6]朱良志.《文心雕龙・原道》的文化学意义[J].中国文学研究，1990（2）.
[7]徐浩.《原道》之“道”与“道之文”――从“文之为德也大矣”说起[J].文艺评论，2012（10）.
[8]王少良.《文心雕龙》的“道”本体与“文”本原[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