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国崛起:大国角逐的另一面镜子

威尼斯这个小小水乡，何以能蝶化为中世纪末期的一代全球霸主，冠名“世界的珠宝盒”长达近六个世纪？荷兰这个北海堤岸的沼泽地，何以迅即变成了17世纪的海上帝国？瑞士这个操着四种不同语言，夹在阿尔卑斯山间的高山之家，如何避免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并在周边的强权中顽强地生存和发展？普鲁士这个曾经的欧陆边陲落后地区，如何经由铁血洗礼就统一了德意志，又是怎样的因素最后反而给世界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身处欧洲北部的芬兰如何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定位自己，又怎样在西方列强与俄罗斯之间忍辱负重、不断壮大？长期被英国压制，人口外移最严重的爱尔兰，何以最终却成了21世纪的“翠绿之岛”？

这些都是我国台湾地区政治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张亚中教授，在其《小国崛起：转折点上的关键抉择》一书中抛出的“问题钩”。作为国际战略研究领域造诣深厚的专家，作者依托早年撰写的《德国问题》、《欧洲统合》等十余本专著所积淀的厚实学术功底，在该书中回眸千年历史，聚焦威尼斯、荷兰、瑞士、普鲁士、芬兰及爱尔兰等诸多小国，试图从他们身上寻觅大国崛起的“他山之石”。

“大国历史剧”的另一面

的确，在众人习惯将目光投向英雄豪杰与王公贵族主演的“大国历史剧”时，作者却锁定了这样一些地区性小国成长的道路，在追问他们生存与发展逻辑的同时，也触摸到了其崛起与隐没的谜底。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小国崛起不就是大国角逐的另一面镜子吗？

以威尼斯为例，早在“海权论”尚未声名远扬的时候，其就决定以大海为财富的源泉，通过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力争以“商人共和国”的面孔亮相国际舞台。后来的历史演进也表明，正是这一战略抉择创造了威尼斯约600年的繁荣。再说荷兰。在17世纪的黄金岁月里，借助地理大发现的良机，首先让阿姆斯特丹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及开明的经济政策，一跃成长为经济重镇。而后，又趁着英、法及日耳曼民族经济尚未形成的良机，迅速创建了东印度公司，以全球第一个跨国公司的姿态抢占海外市场。再看瑞士。借三十年战争之所赐，在宣布独立以后，坚持中立的政策，正是多年来始终坚守这一战略抉择，瑞士得以远离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获得了巨大的国家利益。最后再来看芬兰和爱尔兰。冷战的硝烟刚刚散去，芬兰就牢牢抓住信息科技革命的机会，谋求更大的发展，单是一个诺基亚公司就为小小的芬兰带来了滚滚财富。而几乎与此同时，面对汹涌而来的全球化浪潮，爱尔兰审时度势，在明白了一个内部纷争的国家根本无法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的目标之后，迅速与英国就北爱尔兰问题的争议达成了和平解决的共识，敞开胸怀迎接经济全球化的到来。

从威尼斯、荷兰到瑞士、芬兰及爱尔兰，《小国崛起》一书，通过将镜头对准这些崛起的小国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所做的战略抉择，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精彩纷呈的小国崛起画卷、一面闪闪发光的大国发展明镜。透过这面历史的镜子，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大国兴衰演进的规律，同时也能发现大国霸权更迭逻辑的局限性。

和平将在权利转移时期被打破吗？

2008年，一部名为《大国崛起》的纪录片开篇这样讲道：“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不同国家相互对话和相互竞争的历史大幕。由此，大国崛起的道路有了全球坐标。五百年来，在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大舞台上，相继出现了九个世界性大国，他们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大国兴衰更迭的故事，留下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和经验教训，启迪着今天，也影响着未来。”

与此同时，一些有关大国霸权更迭的理论开始受到热捧。某些人一谈到大国崛起，就不假思索地引用一些西方学者提出的霸权周期率来简单类比，如乔治?莫德尔斯基的“百年周期率”，再如罗伯特?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当然，也有人还追溯到了更早的理论鼻祖修昔底德。

其实，修昔底德、罗伯特?吉尔平及乔治?莫德尔斯基所建构的这些理论都属于现实主义流派，它萌芽于古代，兴起于20世纪初，发展于50年代，至今依然在国际关系理论界颇有话语权。正是基于这种理论思维框架，至今一些人还在弹着一首陈年老调，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着修昔底德的忠实信徒，认为和平将在权力转移时期被打破，一部大国崛起史就是一部战争流血史，最明显的案例莫过于美国。据两位德国学者在《美国的战争：一个好战国家的编年史》一书中指出，在二战结束后世界发生的重大冲突中，都有美国的影子。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三次阿以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等。于是，有关美国崛起史就是战争史的说法便日渐流行开来。

从某种角度看，没有战争，就没有美国。在美国发展史上，战争一直相伴随。特别是借助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远离血雨腥风之战场的美国，在大发战争横财的同时一跃登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就这个意义而言，无疑是战争催生了强大的美国。然而，面对历史的画布，我们不能总固守“战争崛起”这一条线索，历史不是一块单色板，而犹如多彩的阳光，我们拿不同的透镜，将看到截然不同的色彩。

大国崛起已不再仅凭“流多少血”

倘若，我们拿“科技革命”这块透镜去透视历史，就会发现，只有那些敏锐地迎接了科技革命浪潮的国家，才获得了历史的青睐，最终站到了大国角逐的领奖台上。据香港城市大学刘杨钺博士的专门研究，在18世纪中叶，英国作为当时的科学中心，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为契机，从一个人口仅占世界2%的较落后的小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19世纪中叶，科学中心转移到欧洲大陆，是德国敏锐地抓住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机遇，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份额上升到了第一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科学中心又转移到美国，为其战后至今保持世界第一的强国地位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对于从科技角度透视美国的兴衰，国外学者康德拉季耶夫及汤浅光朝也都有过探讨。

沿着科技的通道重新审视历史，我们会发现，修昔底德认为“权力由斯巴达向雅典转移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根本诱因”确实存在。在罗伯特?吉尔平与乔治?莫德尔斯基所言的霸权更迭理论背后，也确实伴随着刀光剑影的流血争夺。这一切皆源于资源的有限性，源于国际关系的“零和博弈”。历史在发展，时代在演进，当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告别丛林生存中你多我少的“零和博弈”，当科技、经济、文化较量都走向国家战略对垒的前沿阵地后，大国崛起是否已不再仅凭“流多少血”来裁定，转而要用“有多少脑”来考量了。

如果这一判断合理，那么，它就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富国与强军的内在逻辑，重新思考生存与发展的战略机遇。而非一讲大国崛起，不是搬出西方理论家的“霸权更迭理论”，翻唱一下战争崛起的论调，就是高谈我们多么热爱和平。事实上，从学理上论证大国如何可以和平崛起与阐述我们多么热爱和平可谓同等重要。

对此，杰弗里?赫雷拉在其著作《技术与国际体系变迁》一书中，就有类似的观点。在他看来，科技才是国际体系变迁背后的根本动因，也只有紧紧抓住科技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大国的和平崛起。具体而言，这一趋势发生在二战之后，战后日本与德国的再次崛起就没有再搞武力扩张，特别是日本，从废墟中站起来时所依靠的是科技与教育，30年时间即发展起一大批世界一流企业，靠顶尖创新科技傲立全球。与此相反，苏联却因盲目推行的扩张战略、积重难返的计划体制、歇斯底里的军备竞赛等，终于导致与信息科技革命的趋势背道而驰，在国力衰落的道路上渐行渐远。这一切都说明，在当今世界，以往攻城掠地般的武力征服正在逐渐让位于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隐形较量。曾经靠军事强力去主宰世界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依赖科技与文化的力量来赢得世界的时代正在降临。这就是时代大趋势，是我们认识大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理论支撑，也是张亚中在《小国崛起：转折点上的关键抉择》一书留给我们的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