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台的高度与膝盖的硬度

神十飞天，于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遗产，便是“最高讲台”的诞生。

6月20日，宇航员王亚平在天宫一号试验舱内太空授课。这一刻，茫茫宇宙像一块无限延伸的黑板，日月星辰罗列其上。这一刻，天上悬浮的施教者与地上围拥的被教者之间，落差为三百公里。

也可以说，这个“最高讲台”的高度，是令人遐想的三百公里。而一般讲台的高度是一米零五。

面对这个比一米零五不知高出多少万倍的“最高讲台”，恐怕无人敢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邀请天宫一号里的王亚平走下那个三百多公里高的讲台，走到地面的学生中间。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语文课改常常以科学的名义强行要求一线语文教师走下讲台那样。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这显然不可能且不合理。因为三百公里，是一个巨大的显性的落差，一个显而易见的深渊。无人会要求客串教师的女宇航员为了提高教学效果，而一步迈进宇宙的深渊。而在宇宙的深渊之外，其实还存在一个更加深不见底的人性的深渊。或者说，在那显性的三百公里之外，在最普通、最广大的语文教师与学生之间，其实存在着一种来自于教育本身的隐性的落差，即施教者与被教者之间的落差。

虽然这个落差的距离，是不以公里计的。它以尊严计。

古人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这个传、授、解，都应该是有位置、有高度的。师者，先天性就是被传、被授、被解者注意的中心，是仰望与模仿的对象。

有教育史以来，师与天地同列，就中国而言，无论孔夫子，还是陶行知，无论私塾教育，还是书院教育，师都是绝对的权威。就西方言，无论是市井传道的苏格拉底，还是在修道院里炼金或挥舞鹅毛笔的中世纪学者，都是一切知识学习者绝对的核心。一旦师生关系确立，学生无论贵贱，都是以五体投地、低至尘埃的姿态，听从教诲，积极传习。

那么，我们今天为何非以尊重、以解放、以进步的名义，如此活灵活现地把我们的学生放在一种养尊处优的位置呢？为何非将我们的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放到一个保姆与宠物饲养者的位置呢？

在现行的语文教育中，一场持续十年多的课改的一个非主观后果，似乎就是要将老师驱赶下讲台，或强迫其从讲台上降落，降至地面，直至低于学生的一个难言的“低度”。以至于很多语文教师，开始“跪着”教学。跪，不一定是膝盖的弯曲着地，而是精神上的献媚与邀宠。看看那些所谓的“教学设计”与精品课堂，那背后其实是把作为独立求知体的学生，视作了某种需要讨好的宠物去诱导。

这一切，皆是以尊重、解放学生的名义，是以“一切以学生为中心”的先进教育理念为旗帜进行的撤退。“一切以学生为中心”，当然是好的教育，但它不是一件制式的锁甲，需要每一个老师都强制性披挂。事实上，“一切以学生为中心”，是教育对老师的要求。它不是让语文老师走到懵懂而无知的学生面前，像唤醒一个酣睡的人那样，对他甜蜜地呼喊：“从现在起，以你为中心！”也不是说，让老师自降高度，乃至跪在学生群中做一个名不副实的主导者。“一切以学生为中心”，其实呼唤的是教师身上的一种刚性的责任意识，一种强大的神圣感。即，作为教师，你所传授的知识必须对学生长久性地有效，必须对学生的广阔的未来负责。事实上，所有有效而卓越的教育，所有催生出了优秀人才的教育，绝对都不是宠物式教育。这样的教育无论是何种形式，都会有一种显性或隐形的凌厉精神。我们必须拒绝语文教育中的那种宠物饲养式的柔情脉脉乃至肉麻透顶，我们呼唤一种刚性的本色语文教育。而这种刚性，就在语文老师的膝盖上。

讲台是可以没有高度的。但，师者的膝盖必须有高度，有硬度。作为一个语文老师，你可以将身体、将语言降至学生之间，但你师道精神的膝盖，不能跪。

因为一跪，便成可怜虫。

不禁想起那部伊朗电影《黑板》，那些在伊朗乡村背着一块黑板流浪着卖知识的人，从未有渴求知识的孩子要求他跪着授课。

因为胸藏墨水，身背黑板，他自命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