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引介

摘 要：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对国家的法律和法规进行量化分析，构建了一系列可供横向比较的国家间商业环境指标，从而提出法律改革的导向性意见，关注法律制度环境和法律改革是《报告》与其他相类似调查的最大区别。《报告》作为世界银行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并未引起国内学术界的足够关注，尚未有专门的论文涉及该主题。本文通过对《报告》的介绍，进一步探讨“法与金融”理论在研究方法上的进展，以及对于法律改革的相关启示。

关键词：营商环境；监管；法与金融

中图分类号：F8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2）10-0075-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10.20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营商环境改善了吗？世界银行在2011年10月20日了主题为“在更透明的世界里营商”（Doing business in a more transparent world）的第9份《全球营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 Report”，以下简称《报告》），《报告》通过对全球183个国家和地区的商法、公司法、证券法等规则进行梳理，归纳出政府监管企业和个人商业活动的十一项重要指标，并进行量化比较分析，以此判断一国或地区是否建立起一套能够创造良好营商环境的法律，以更好促进私营经济发展。

二、《报告》的基本概况及对中国的评价情况

（一）《报告》的基本概况

报告围绕“监管水平是能增强还是限制其商业活动”的主题，提供有关商业监管和产权保护的量化指标。2004年为“理解监管（Understanding Regulation）”，2005年为“排除增长的障碍”（Removing the Obstacles of Growth），2006年为“创造就业岗位”（Creating Jobs），2007年为“如何改革？”（How to Reform），2008年为“比较178个经济体的监管”（Comparing Regulations in 178 Economies），2009年为“比较181个经济体的监管”（Comparing Regulations in 181 Economies），2010年为“艰难时期的改革”（Reforming through Difficult Times），2011年为“使企业家与众不同”（Making Difference to Entrepreneurs），2012年为“在更透明的世界里营商”（Doing business in a more transparent world）。《报告》将进入研究视野的国家和地区分为了14个类别①，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数量从2004年的133个国家和地区拓宽到了2012年的183个国家和地区，基本上覆盖了世界上主要经济体。

1.《报告》的主要观点

（1）监管的水平。 《报告》在监管的水平上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帮助。第一，理解这些指标与经济和社会产出之间的关系，使决策者能够发现特定法律和监管与贫穷、腐败、就业、获得信贷、非正式经济以及市场准入之间的关系。第二，《报告》对设计改革的相关指引。比如，开办企业指标对一国决策者在设计“要办理多少手续才能开办企业或者登记或转让商业财产”时有着重要而明确的指导意义。《报告》通过对各国监管实践的研究，其将监管实践经验总结为三部分：第一，各国监管水平是不同的；第二，更严的监管往往带来更糟的经济绩效，简便、充分的产权保护能够促进市场繁荣；第三，发达国家往往实行一种能够持续的监管方式，不发达国家却做不到。最后，《报告》明确指出了良好监管的原则（Principles of Good Regulation）：当私人诉讼（private ordering litigation）不能产生更好的效果时才适用监管；只有在监管能够得到强制执行的时候才适用监管。具体来说，良好监管的共同做法有：简化并解除对市场竞争的控制；有效保护产权；扩大技术的使用；减少司法对商业活动的干预；进行持续的监管改革[3]。

（2）监管的结果。在衡量监管的结果方面，《报告》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三个方面的重要指引。

第一，理解执行合同指标是衡量司法系统解决商事纠纷效率的标准之一。《报告》通过跟踪商业销售纠纷在当地法院的发展演变过程和地方诉讼律师和法官完成的调查而建立起来了一组数据，其具体通过执行合同的程序、时间和成本三个分指标来加以衡量一国的营商环境便利度。在2011年的《报告》中，指出过去7年来发达国家更趋向于通过法庭引进新的技术（如电子化）来确保合同执行的便捷、高效；而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关注于降低法庭积案率和精简诉讼程序来保障合同的执行。《报告》还指出，积极主动的主管部门、专业化的法庭和电子化技术的引进是各国促进合同执行的最有效的实践方式。

第二，理解企业破产指标与一国营商便利度之间的相关关系。最新《报告》显示，破产法改革和债权人委员会制度完善是大多数国家在企业破产制度改革中所采取的措施。债权人收回贷款的时间越短，债权人的诉讼成本越低，债权人在经过法律行动后的回收率越高，相应企业破产便利度就会越高，营商环境便利度越高。

第三，《报告》汇编了标准化海运货物进出口的相关程序规定，记录了从双方签订合同到货物交付这一过程的货物进出口官方程序以及完成这一程序所需要的时间和成本。此外，《报告》还记录了贸易商从事货物进出口需要的所有单证。通过对OECD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对比分析，跨国贸易中进出口贸易所需要的文件数量越少，进出口所需时间越短，进出口所需成本越低，跨国贸易越加便利，营商环境便利度越高。而在最新的《报告》中指出，跨国贸易中电子化信息技术的引进，尤其是电子化的同一窗口（an electronic single-window system）确保了跨国交易双方和商的便利度。同时，进出口贸易中税收、安检、环境评估等一系列措施对跨国贸易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4]。

（3）法律对财产的保护程度。第一，《报告》衡量了小股东不受董事们滥用公司资产为自己牟利的损害而对他们进行保护的力度。《报告》通过对OECD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对比分析，将保护投资者分为三个方面：关联方交易透明度（披露程度指数）、对自我交易的问责（董事责任程度指数）以及股东因不正当行为而管理人员和董事的能力（股东诉讼便利度指数）。这三方面对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者保护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第二，《报告》通过一组指标衡量担保交易中借方和贷方的合法权利，而通过另一组指标衡量信贷信息的分享。第一组指标描述担保法和破产法怎样使贷款更加便利，第二组指标描述公共信贷登记机构和私营征信所提供的信贷信息的覆盖面。《报告》通过对183个国家有关企业贷款的制度发展趋势、贷款制度改善的影响因素和制度改革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统一登记、统一法律和允许庭外执行是影响信贷担保制度的有效因素；建立广泛的征信网络、建立公开公正的征信公告和降低征信系统的门槛是影响信用制度的有效因素。简言之，担保法和破产法保护借方和贷方权利的力度越强，公共和私营信贷机构提供的信贷信息的范围、质量和开放程度越高，公共信贷登记机构和私营征信覆盖面越广，其一国的营商环境便利度越高。

（4）企业的税负。《报告》同时分析了企业纳税和一国营商便利度之间的相关性，为决策者提供了具体指引。在2011年的《报告》中“企业税负”改革这一项指标下，中国大陆排在183个国家中的第7位，中国台湾则排在第9位，这也是该报告认为2010年以来中国营商环境改善的最大成就。这主要得益于税收制度中电子化的推广、税基或者税目的简化以及纳税人纳税意识的提高等因素。

（5）就业监管。在就业监管方面，《报告》选取了雇佣员工指标来衡量。《报告》衡量对象是就业法规，因为就业法规会影响到雇佣和裁员以及工作时间的刚性。为使这一衡量方法与国际劳工组织的相关公约保持一致，2007年《报告》对雇佣员工指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改进。该指标具体包涵终止雇员合约、周末工作、带薪休假及夜间工作等四项分指标。结果显示了各国就业监管趋势以及什么样的就业监管是过于严厉和复杂的，且为深入理解就业监管和全球监管模式做出了相关指引，比如对员工的摊派杂费、节假日的灵活分配和节假日奖金的监管进行了横向比较，引导各国就业监管改革。

（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对中国的评价

首先来看2012年中国营商便利度在全世界183个国家中的排名情况。2012年除办理许可证（dealing with licenses）、获得电力（getting electricity）、合同执行（enforcing a contract）、跨国贸易（trading across borders）分别上升一个名次外，其他各项指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投资者保护（protecting investors）指标下降幅度最大。但总体上，中国营商环境便利度在2007—2012年里变化并不显著。

中国在开办企业（starting business）、办理许可（dealing with construction permits）、投资者保护（protecting investors）、纳税（paying taxes）四项指标上排名明显偏后，获得信贷（getting credit）、跨境贸易（trading across borders）、企业破产（closing a business）三项指标则大致居在183个国家的中等位置，注册财产（registering property）、合同执行（enforcing a contract）两项指标则排名靠前。与OECD国家各项指标的平均值相比，中国除注册财产（registering property）、合同执行（enforcing a contract）两项高于其平均值外，其他各项指标均明显低于OECD国家，且低于或略等于东亚及太平洋国家的平均值。

以下是以5年为单位所衡量的几个国家的累计变化情况与中国的对比。

与仅仅从横向上观察一国营商环境便利度最高值及其排名不同，上图中从纵向上展示了一国营商环境便利度较之本国5年前的变化程度。通过图1可以看出，虽然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国家在《报告》中的总体排名偏后，但通过过去5年的商业监管改革，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家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相对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其拥有更好的营商环境便利度累计变化率。

《报告》数据是通过标准化方法采集的。首先，《报告》团队设计一项调查，一个简单的商业案例确保经济体之间以及不同时间段之间的可比性，因此对企业的法律形式、规模大小、所在地及其营业的性质都进行了一定的假设。调查是由8200多名当地专家实施的，包括律师、企业咨询顾问、会计师、货运、政府官员以及负责法律法规方面日常管理或咨询的专业人员。这些专家与《报告》团队进行了数论互动，且调查所得数据的可靠性屡经测试，从而使所采集的信息几经修改或扩充。

三、法与金融分析方法的新发展与局限

在LLS于2008年发表的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Legal Origins”中，他们提出了LLSV在过去十余年中研究的两个主要贡献（LLSV 2008）：第一，他们研究发现部分国家在他们的商法规则上规定了更为严格的投资者保护法律。第二，他们通过实证结论分析出投资者保护法律的区别在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别，普通法系国家相对于大陆法系国家而言，更关注外部投资者的保护。随后他们通过商法法律起源的不同，分析出这些国家在金融发展上的不同状况。

在LLSV的最新论述中，相关研究成果明确的划分为了三大研究类别或分支：第一，追随他们在1997、1998年的经典文献，探讨法律起源对投资者保护法律的影响以及投资者保护对金融发展的影响。第二，政府对于特定经济活动的监管以及所有权的研究。第三，关注法律起源对司法制度的影响，从而研究这些司法制度在财产权保护和合同执行方面的不同表现。

归纳起来，他们认为法律起源对经济产出的影响是普遍的。普通法系具有更好的投资者保护，与之相联系的是更发达的金融市场，更良好的融资环境以及更为分散的所有权结构；普通法系国家由于更少的政府监管和国家所有权，与之相关联的是更少的腐败，更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和更小规模的非正式经济；普通法系国家的司法形式主义更低但拥有更为独立的司法制度，与之相关联的则是更安全的财产权以及更优的债权执行。

四、结论

过去十年来，关于法律起源、金融制度以及经济增长研究的主题逐渐成为了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相关研究领域被人们称为“法与金融理论”。其中代表人物是LLSV。LLSV在法与金融理论上的研究范式、研究结论对经济学界、法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自法与金融理论诞生以来，就不断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不同程度的质疑，但是他们对于抽象法律制度的具体量化，以及不同法系投资者保护、监管水平等的研究成果，成为了世界银行支持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世界银行自2004年起的《报告》采纳的主要评价指标即来源于他们的研究基础。

从《报告》的十一项主要评价指标来看，它对一国商业监管有着重大的意义。自2004年以来的9份《报告》主要从监管的水平、监管的结果影响、法律对财产的保护程度、企业的税负、就业监管的不同方面对一国营建便捷高效的营商环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指引。

参考文献：

[1]Djankov， Simeon， La Porta， Rafael， Lopez-de-Silanes， Florencio， Andrei Shleifer.The Regulation of Entry[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3）.

[2]Djankov， Simeon， McLiesh， Caralee， Andrei Shleifer.

Private Credit in 129 Countrie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7，84： 209-329.

[3]Botero， Juan C， Djankov， Simeon， La Porta， Rafael， Lopez-de-Silanes， Florencio， Andrei Shleifer. The Regulation of Labor[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4（2）.

[4]John C. Coffin， Jr.Law and the Market[J]. The Impact of

Enforcement，2007，156：23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