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微观分析方法

【内容提要】国际关系体系理论事实上主导着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此同时，大多数体系理论又都以理性主义为指引的，凡不遵循理性主义逻辑的体系理论，多不被视作严肃的体系理论。需要指出的是，体系理论的缺陷恰好在于其对理性主义方法的应用：体系理论更关注宏观层次的讨论，而理性主义方法却注重微观层次的考察。这就导致了止步于宏观层次的体系理论简洁有余但解释力不足，而多数引入更为微观讨论的理论尝试又陷入另一个极端。笔者认为，应当重新强调理性主义的微观关注，将微观研究重新引入体系理论。本文从微观的视角分析和思考国际关系的体系理论，一方面尝试将体系理论的宏观层面与理性主义的微观层面相结合，另一方面旨在寻找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汇合点，并由此得出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六个推论。希望本研究能推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体系—单元关联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 体系理论 微观分析方法 大国和小国

【作者简介】梁益坚，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3）06-0117-18

国际关系体系理论被认为是目前最为主导的理论。肯尼思·华尔兹在30多年前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 一书中创建了新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使用了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把国家假定为“同质行为体”（unitary actor），将其看作一个暗箱，剥离了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提出了一个自变量和因变量都简洁明晰的国际政治的体系理论。这些努力使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象征着科学和演绎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也开创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新时代。30多年来，尽管对其批判不断，但始终无法撼动新现实主义的主体地位。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采用了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也是在这一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展开与新现实主义之间的对话的。90年代产生的建构主义在接受新现实主义基本假设的前提下，不再坚持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而是引入了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方法，但仍坚持在体系层面进行研究。虽然这增强了理论的解释力，但却使其理论变得模糊，丧失了理性主义这个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两大理论进行直接对话的平台。华尔兹认为不使用理性主义方法的理论就不能被认为是理论，因此他觉得“建构主义根本就不是理论”。

但需要指出的是，体系理论尽管使用理性主义方法，却止步于宏观层次的讨论，忽视了理性主义本身的微观性质。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体系理论都是以体系层次作为研究范畴，并被人们称为体系理论， 但导致了理论简洁但却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许多学者近年来试图实现研究层次的回落，通过增加变量来增强解释力，但这同样也产生了一个问题：理论的解释力很强但却因果关系模糊。的确，对于研究一些复杂的问题来说，正确的逻辑关系非常重要，相关性并不等于因果性。如果在研究的过程中包含了太多概念上的模糊性和意义上的非精确性，将会导致一个重大风险：某些观点看似有意义，但经过仔细的逻辑分析，就显得不合理了，也就是可能会犯“还原主义”的错误。 因此，如何在坚守理性主义研究方法的同时增强理论的解释力是研究的一个难题。通过加强对理性主义方法微观层面的研究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那么，体系理论是否具有从微观层面进行研究的可能性？这正是本文的出发点和尝试。国际政治的体系理论也应有一个可用理性主义研究方法的微观层次，更多强调单元层次的微观分析方法事实上也适用于体系理论的分析。强化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微观分析方法是必要的，将有助于理论的科学化发展。本文从微观的视角分析和思考当代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体系理论，并基于微观分析方法得出了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理论的六个推论。希望这一尝试有助于探索一种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体系—单元关联理论。

一、微观分析方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分析

新现实主义诞生之后，理性主义成为主导的研究方法，体系层面成为主要的研究层面。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为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带来了一个新的划分标准：研究方法上的理性主义与社会学方法之分，研究层次上的体系层次与单元层次之分。按照这一标准，目前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界线是比较分明的。

在研究方法上，理性主义和社会学方法是重要的两种研究方法。社会学方法主要是分析和思考共同知识是怎样生成的，理性主义则更多地强调生成之后的共同知识是怎样影响行为体选择的。也就是说，社会学方法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探讨在不同时间和空间里行为体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偏好、不同的战略选择机会和不同的性质。理性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解释在偏好、信息和共同知识作为给定条件下行为体会做什么样的战略选择。 对于社会学方法而言，社会属性是其研究的核心内容；对于理性主义来说，社会属性是其研究的背景条件。比如经济学等学科更多使用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剥离行为体的社会属性，将其看做是给定的；而人类学等学科更多使用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它研究的内容正是行为体的社会属性。这两种研究方法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缺一不可，但在理论研究中又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

在研究层次上，华尔兹划清了结构理论和还原理论之间的界线，这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一方面，三大主流体系理论为了理论的简洁，将国家假定为一个暗箱，剥离了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把整个理论的因果逻辑推导集中在体系层次。这并不表示它们认为单元层次的国内政治不重要，而是为了使理论的因变量和自变量更加明晰。这一努力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三大主流体系理论也因此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理论变得简洁的同时，理论的经验解释力不足的问题也日渐凸显：由于剥离的变量太多，理论的解释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这也使其陷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在权衡取舍之后，三大主流体系理论还是坚守了体系研究层次。另一方面，公共选择理论、比较政治学、女性主义等理论将单元层次作为研究的主要领域，关注政治系统和政治过程中各种政治和社会集团的博弈，强调女性在权力政治中的作用等等。单元层次理论所关注的主体恰恰是体系层次理论所剥离的“国家暗箱”。它们所研究的内容不是国内政治是否重要，而是国内政治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通过何种方式产生影响。 研究者在这两个层次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由于在研究层次上的体系—单元的划分，使得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对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进行了人为分割，特别是对微观层次的刻意忽视，导致了重大的理论困境，即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之间的脱节。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体系理论使用理性主义方法，却止步于宏观层次的讨论，忽视理性主义本身的微观性质而导致的。必须指出的是，国际关系体系理论还有一个可用理性主义研究方法的微观层次，更多强调单元层次的微观分析方法也适用于体系理论的分析。因此，强化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微观分析方法是必要的，将有助于理论的科学化发展。

那么，体系理论是否具有使用理性主义微观分析方法的可能性呢？要分析这一问题，可以适当地从经济学的微观研究中得到一些启示。微观经济学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成功、明晰地在体系层次上将微观层面（单元层次）纳入了考虑、融入了理论体系。在不失宏观性的同时，也不失微观性，实现了宏观与微观较好的结合。微观经济学虽然也将行为主体假定为“理性的” ，但相对于目前的国际关系研究来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理性的”经济人基础上，以数学为工具对微观主体的行为进行逻辑演绎和推导，进而得到了经济在均衡时的状态。由于逻辑的严密性，微观经济学是经济学中最无争议的一个领域。相比之下，宏观经济学存在凯恩斯主义、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等的争论。原因在于宏观经济学是经验研究的理论升华，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经济现实导致了各种理论学派的出现和争论。目前国际关系理论的情况类似于宏观经济学，也存在多个理论流派的争论，根本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理论并非通过坚实的微观基础演绎推导而出。由此可见，国际关系理论在微观基础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给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将有助于理论的科学化发展。

基于以上认识，为体系理论引入一个理性主义的微观分析方法是有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个微观分析方法同样也属于体系层次，而非单元层次。目前，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体系理论将国家看作“同质行为体”，止步于国际政治的宏观部分。其实，国际政治还有一个可以用理性主义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微观部分。可能有人会说政治问题太复杂，以至于不能被简化为寥寥等式，但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数学较之于日常语言的确更为有力，这一点是很确切的。因为在复杂问题中，非正式逻辑的错误很容易发生却又很不容易被发现。

二、微观分析方法的前提假设和基本内容

肯尼思·华尔兹在创建新现实主义时，借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市场理论。 该理论把厂商假设为“同质行为体”，将其看作一个暗箱，剥离了厂商的产品差异、组织形式和内部决策过程，认为市场产生于厂商的互动，市场一旦形成就独立于厂商并能决定价格和数量，其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的。华尔兹在参考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现实主义，把国家也设为“同质行为体”，将国际结构比喻为市场，认为国际结构产生于国家的互动，结构一旦形成就独立于国家并像市场一样成为自在的、独立的、超越国家并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东西。 然而，这一市场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任何假定的行业只是由许多小厂商组成，而不是由大厂商和小厂商共同组成。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目前的经济学理论中除了有“完全竞争市场”之外，还有“完全垄断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将厂商假设为“同质行为体”只是为了理论分析的需要，因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是最有效的，但它只是一个理想状态，在现实中是很少见的。 现实中的厂商并非是“同质行为体”，经济也并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它更多的是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因而微观经济学发展了垄断竞争的市场理论，使理论进一步逼近现实。同理，国际社会是由许多力量大小不同的国家组成，而华尔兹将国际社会看做是许多同质国家组成的“完全竞争”（无政府状态）结构就值得商榷了。因此，本文认为用微观经济学中的垄断竞争结构来比喻国际社会可能更为合适，可以借鉴垄断竞争市场理论来分析国际社会的现实。

因此，本文的微观分析方法修改了华尔兹关于“同质国家”的前提假设。在微观经济学垄断竞争理论中，基本假设是厂商的非同质性，这种差异使厂商获得了影响市场价格的能力。借鉴这一思想，本文假设国际社会是由非同质性的国家组成，国家之间的差异体现在对国际结构的“影响力”上。为了便于分析，假设国家为两种类型：“大国”和“小国”，核心变量是“影响力”。 需要特别指出“地理因素”或更大的“物质基础”并不是核心决定因素，尽管可能会具有某种重要性。“大国”是指对国际结构有影响力的国家；“小国”是指对国际结构没有影响力只能被动接受既有国际结构的国家。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大厂商的存在会使市场结构无效率，但大国的存在会使国际社会有秩序。

从这一前提假设出发，可以推导出一个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体系理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三大主流体系理论将国家看做是同质的、单一的行为体，认为国际结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是由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互动所产生，这三者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在的和独立的，就像是“完全竞争”下的市场是由厂商互动产生一样。可是，正因为它们是自在的和独立的，所以三大主流体系理论很难对国际结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的变化做出一个清晰的解释。当改变了前提假设之后，这一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垄断竞争市场”中，大厂商对市场是有影响力甚至是决定力的。本文的假设也是如此，大国影响甚至决定国际结构，小国受国际结构的影响和左右。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两个假设所带来的解释力上的差别。20世纪90年代，新现实主义的学者由于没能预测到冷战结束而备受指责，但批评者在这里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因为新现实主义的结构是自我设定的，它解释不了结构为什么会发生变化。但根据“大国和小国”的前提假设，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苏联实质上是一个对体系结构有影响力的大国，对于大国而言，它可以影响甚至决定体系结构。苏联的解体是由于大国自身的原因，这个自身原因直接导致了冷战的结束，随之也改变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可以说，大国是体系结构的制定者，而小国是体系结构的接受者。如果用自变量和因变量来表示，就是“大国——国际结构——小国”。因此，这不是华尔兹认为的“结构选择”（顺国际体系规律而动的国家会生存并发展，逆国际体系规律而动的国家则衰退并死灭）， 而是“大国选择”（顺大国者昌，逆大国者亡）。

在区分大国和小国的问题上，有人可能会认为“按照对国际结构的影响力”这一区分标准缺乏可操作性。但也应该看到，在经济学中“大厂商”的概念是给定的，大家不会去讨论拥有多大的厂房、达到多少年产量的厂商是大厂商，这更大意义上是一种非凡影响力的体现。当今的大国，亦难以非常具体的标准来衡量。正如曹操在“煮酒论英雄”里所言，淮南袁术、河北袁绍、荆州刘表、江东孙策等皆非天下英雄，“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 因此，在理论的论述中，“大国”的概念是给定的。但是，在具体的国别研究中也可以适当地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这主要由研究的内容所决定的。另外，如果需要增强对复杂情况的分析能力，还可以将大国划分为“世界大国”和“地区大国”。世界大国决定国际结构秩序，地区大国能影响和决定地区结构秩序，并可能对国际结构秩序产生一定的间接影响。加入这样的变量可能会使理论的推导变得模糊，但在具体的分析中却增强了理论的解释力。

在新的前提假设下，为了防止犯“还原主义”的错误，本文根据经济学中“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图形引入了一个国家行为的微观图形，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体系理论的“国家暗箱”下移为“国家等效用线暗箱”，同样也剥离了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图1）。

第一，国家预算约束线是国家实现既定目标的制约线。图1中的斜线AB就是国家的预算约束线。这种约束是指国家的行为受到其所掌握的全部资源的制约。超出预算线的国家行为在既定的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由此可以自然地推出，大国的预算约束线远离原点，小国的预算约束线靠近原点。作为理论研究，可以不用去界定国家所掌握的资源的内容，而在具体的分析中可以对其进行具体的界定和论述，也可以引入具体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另外，预算线是可以变动的。它的变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位置的平移，也即国家的实力增加或减弱引起预算线的平行移动；另一种是斜率的变化，也即X轴或Y轴两种产品的价格变动，造成同等预算下可消费的产品数量发生变化，并影响了预算线的斜率。

第二，安全与发展是国家消费的两种主要“产品”。为了保持微观图形的简洁，假定国家有限的预算主要使用在两个方面：安全和发展。 图1中X轴表示发展，Y轴表示安全。由于资源是有限的，国家必然会面临着权衡取舍，需要对安全与发展这两种产品的数量组合做出抉择。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安全和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发展是安全的力量和源泉；从长远来看，二者互为补充。预算线上的任意一个点都代表了国家在发展和安全上的一个组合。理论上国家可以选择预算线上的任意一点来确定自己的发展和安全的组合，但是不同的组合带给国家的效用不同。理性的国家会选择效用最高的组合。因此，国家需要做出考虑的是：如何在预算线（国家实力）的约束下获得对国家最有利的安全和发展水平。

第三，国家等效用线的位置的决定过程是一个暗箱。图1中曲线U就是国家等效用线，它是用来衡量国家的效用水平的；U是所有效用相等的安全和发展组合，U凸向原点表示国家一般情况下不偏好极端的组合；U离原点越远表示的效用水平越高；U的位置代表了国家的偏好。需要指出的是，U的位置决定过程被看做是一个暗箱，主要包括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本文将三大主流体系理论的“国家暗箱”下移为“国家等效用线暗箱”，U的位置是给定的，它的位置的决定过程是被忽略的。 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效用线与预算约束线的切点就是安全和发展这两种产品的数量组合点。也就是图中的E点，E（S1，D1）表示国家在现有预算条件下能够投入用于安全的资源和用于发展的资源。

第四，如何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是国家考虑的一个核心问题。虽然国际关系领域的很多思想借鉴了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但这两个学科的研究本体是有本质区别的。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厂商可以为了利润进行合并，而国家合并的难度却要大得多。因为厂商考虑的是如何获得更多的利润，国家考虑的是如何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在经济学的四种市场结构中，厂商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然而，在国际关系中，生存和发展是国家与生俱来的一种社会属性，并不是由“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 这一属性植根于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历史文化积淀，“民族主义不同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它更类似于宗教和宗教共同体，这也正是当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常常失去目标的主要原因”。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厂商的生存既不是一个前提假设也不是一个推论，厂商追求的只是利润最大化，所以它可以为了利润而进行合并，但国家却很难。要吞并或消灭一个国家的难度非常大；借用物理学的术语作类比，国家这个行为体的原子结构是比较稳定的，要聚变或裂变这个原子核所需要的能量非常惊人。近代以来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这一点。国家这个由社会属性连接的原子结构，其稳定性远远超过了厂商的结构。即使是“一体化”步伐走得最快的欧洲，人们也可以隐约地感到要聚变几个“原子核”又谈何容易。虽然国家也会像厂商一样追求利益，但国家不会为了利益而放弃自身的主体地位。因此，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应该是一个给定条件，而不是一个讨论条件。

三、微观分析方法的重要推论

在上述“大国和小国”的前提假设和国家行为微观图形的基础上，本文得出了微观分析方法的六个推论。

推论一：国际社会的特征是“多头等级结构”而非“无政府状态”。

无政府状态既不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所认为的“客观存在”，也不是建构主义所认为的“国家造就的”； 它实质上是由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体系理论的“同质国家”这个前提假设建构出来的。国际社会并非纯粹的无政府状态，只有同质行为体的互动才会产生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更像一个“垄断竞争市场”，而非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华尔兹将国际社会假定为无政府状态是与现实不符的。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里并没有无政府状态的内容。 米尔纳对此也进行过评判，认为“无政府状态不是国际体系的标志性特征”。 当今的国际社会，在“恐怖核平衡”之下更像是一个多头政治（polyarchy），大国之间的博弈和妥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决定国际体系的结构。如果一定要说国际社会存在某种形式的无政府状态，那也只存在于大国之间。对于小国来说，国际体系实质上是由几个大国控制和管理的，“这不是一个无政府体系，而是一个等级结构体系，它限制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外部行为”。 在多头等级结构中，大国和小国会有不同的行为特征，大国更注重均势与制衡，小国更注重福利与生存，国家对相对收益的考虑是存在的，但切不可将相对收益的分析方法绝对化。国际合作的难题其实是在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下虚构出来的一个命题，并非国际社会的现实。 在某种意义上，联合国安理会就是一个多头等级结构的缩影。加强对国际社会多头等级结构状态的研究，将促使大国抛弃无政府状态下的丛林法则，不再仅仅把目光停留在追求自身的安全和发展上，而是更多地为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未来承担起那份属于大国的责任。

推论二：规模效应是国家关注的一个重点。国际机制有助于国家形成规模效应，减少其在安全和发展方面的单位成本。

研究表明，规模效应是现代经济社会得以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图1可以看出，在有限的资源和预算下，国家要实现更大的安全和更快的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形成规模效应，通过规模效应来降低获得安全和发展的单位成本。在很多情况下，大国本身就具有规模效应，所以它的单位预算收益要比没有规模效应的小国高；也就是说，大国的规模效应减少了它在安全和发展方面的单位成本。而对于小国来说，要减少这两个方面的单位成本，一个重要的选择就是国际机制。国际机制的产生除了“防止市场失灵、降低交易成本和实现信息对称” 等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形成规模效应。国家可以通过国际制度来实现与其他国家的联合，进而获得规模效应。当然，实现规模效应的形式和内容并不是固定的，国际机制的结构也是非常灵活的，它不仅存在于小国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大国与小国、大国与大国之间。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欧洲努力实现经济一体化来形成发展方面的规模效应；美国、日本和欧洲联合开发新一代战斗机来降低安全方面的单位成本；小国通过向“北约”内的大国购买武器来降低武器研发成本，大国通过向“北约”内的小国出售甚至赠送武器来提升大国自身的安全。但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规模过大也会引起收益减少，这可能也是欧盟一直拒绝俄罗斯加入的一个原因。大国通过规模效应获得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面对这样的形势，小国就必须充分利用国际机制来实现规模效应，不然就很容易会出现“马太效应”，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使大小国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也是为什么国际机制在当今世界会如此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样，国际机制既可能是新现实主义所认为的供应派机制 （即国际机制是霸权国供应的公共产品）——由大国主导，也可能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基欧汉所认为的需求派机制 （由于国家的需要）——由小国联合组成。进而，尽管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机制能够减弱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或改变体系的特征，但这仅具有相关性而不具备必然的因果关系。规模效应的确能带来更多的安全和发展方面的产品，但如何分配和使用这些产品是由国家等效用线决定的，也即由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决定的，而非机制所能直接左右的。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机制是干预变量，虽然有着很大的作用，但仍然需要依附权力； 而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机制可以是自变量，是具有独立的地位，能够与权力结构共同成为影响国家合作行为的主要变量，不依附强权而独立存在。 但以上分析显示，国际机制可以不依附强权而独立存在，但国际机制不是自变量，它只是干预变量。

推论三：参加国际机制将使国家追求更为合理的安全与发展平衡。

从图2可以看出，国家加入国际安全机制后随着安全的单位成本降低，同等预算条件下获得的安全产品更多，这样国家就能够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发展。在不参加国际机制的情况下，国家等效用线是一个暗箱，由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决定。不同的国家，其等效用线的位置可能不同。也就是说，国家等效用线位置的变化会引起国家在安全与发展方面的组合也随之发生变化，而变化的原因（也即自变量）是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

在参加国际机制的情况下，国家等效用线也是一个暗箱，但国际机制是一个干预变量，它可以在体系层面通过改变安全与发展的成本和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来干预和影响国家等效用线的位置，使国家在安全与发展方面的组合趋向于平衡。具体逻辑如下：

首先，参加国际机制后的国家预算线会成为一条曲线。假设M国加入了一个安全方面的国际机制，规模效应使其安全方面的单元成本下降，同等投入下获得的安全增多，表现为预算约束线以B点为中心向右上方转动。但由于国际机制是由多个国家组成的，该国将受其他成员国情况的制约，所以这一增加过程必然是个边际效用递减的过程，国家的投入与产出比不断下降，所以预算线在靠近Y轴的部分会发生弯曲，国家预算线成为一条曲线。也即参加安全机制后，图2中国家预算约束线由直线A1B变为曲线A2B。这一逻辑也适用于一国参与发展方面的国际机制。

其次，在国家预算线成为曲线的情况下，选择安全与发展方面的平衡组合是收益最大的。在图2中，E2点是平衡发展的选择点，它所形成的矩形OS2E2D2面积是最大的。所以，国际机制作为一个干预变量，将使国家出于收益最大化的考虑把曲线U2移向E2点，即在安全与发展方面的组合上，国家会趋向于选择二者的平衡发展。但曲线U2最终是否移向了E2点，国际机制不起决定作用，它只是一个干预变量。

最后，在M国加入安全机制之后，在国家资源不变的情况下，安全消费由S1上升到了S2，发展消费由D1上升到了D2。这是由于规模效应而得到一些安全方面的预算剩余，它可以将这一部分预算剩余转移使用到发展方面，也就是说国家参加安全机制后在增加安全的同时也增强了发展。以此类推，如果某国参加发展方面的机制，它也可以将发展方面的预算剩余转移到安全上。因此，不论参加机制之前的国家效用线是偏向安全还是发展的，在参加国际机制之后，国家的选择都会趋向二者的均衡发展。这颇类似于新功能主义的功能外溢，即在某个领域建立机制之后会带来其他领域的发展，但二者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功能外溢是指从某个领域的合作扩展到其他领域，比如经济领域的合作扩展到安全领域的合作；而“预算转移”只是国家在某个领域的预算剩余转移使用到其他领域，比如安全领域的预算剩余转移使用到发展领域。所以，这种其他领域的发展不是功能的外溢，而是预算的转移。

推论四：随着规模效应的变化，国际制度会有一个产生、稳定和解散的过程。

虽然加入国际机制能够产生规模效应、降低单元成本，但是从长期看，规模效应是会变化的，将出现规模经济、规模经济不变和规模不经济三个发展阶段（图3）。在国际机制产生的第一个阶段，为了形成规模效应，某些国家开始大声呼吁，希望与另一些国家在特定领域建立国际机制，如果其他国家也认为可行的话，国际机制就产生了。国际机制产生的领域和形式都是多样的，在合作领域上既可能是安全方面的，也可能是发展方面的；在合作形式上既可能是小国与小国，也可能是小国与大国或者大国与大国。在第二个阶段，当规模效应形成之后，国际机制的成员国就成为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各国会努力维护该机制的稳定。当出现公共产品供给危机的时候，成员国进行霸权后合作是可能的。在第三个阶段，随着时间的流逝，机制内某些成员国的基本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来的规模效应开始消失，国际机制的根基发生了动摇，如果不能在现有成员国内形成新的规模效应，这个国际机制就可能会解散，大家开始去寻找新的“组合”。由此可见，国际机制形成的根源还是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特别是在国际分工日益复杂、物流通信高度发达和科学技术迅猛推进的今天，闭关锁国已经没有出路了，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国家也积极地参加国际机制来降低安全和发展方面的单元成本。在以往的理论中，新自由制度主义将国际机制看作一个独立的自变量和研究本体是有很大风险的，由于规模效应的不稳定必然导致国际机制的不稳定，这使得国际机制在研究中最多只能是一个干预变量，而研究的本体应该还是那个具有“稳定原子结构”的行为体——国家。

推论五：在理论研究中，国家等效用线暗箱是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一个分界线；但在具体研究中，它又是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一个结合点。

在学术研究中，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被划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三大主流体系理论也将国家看作是一个暗箱，把国家内部因素都放入这个暗箱中。换句话说，传统体系理论将国家暗箱当做划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工具。而在微观视角下，将国家的实力大小引入了国际政治的研究中，仅仅只是将国内政治决策过程和国家的社会属性放在这个暗箱里，将三大主流体系理论国家暗箱下移为国家等效用线暗箱，使国家等效用线暗箱成为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分界线，这就避免了简单地将国家实力这一重要的影响因素剥离出国际政治的研究领域。

如前所述，国家等效用线暗箱的设定只是出于分析需要。国家效用是由国内的偏好来决定的。国内的偏好通过国际政治是难以进行分析的，而国内政治则是分析国内偏好的有力工具。因此，在国家行为微观图形中的国家等效用线既是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一条分界线，也是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一个结合点，某种程度是将二者进行划分和结合的一种尝试。也就是说，在理论研究中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由于研究层次的不同，彼此进行着独立的研究，国家等效用线暗箱是其分界线。但在具体的分析中，可以通过这个图形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方面的理论结合起来进行具体问题的分析。比如，在对M国的具体研究中，可以先通过国内政治来分析M国参与国际政治的偏好结构，然后将国内政治分析出来的结果引入图形之后再进行国际政治的具体研究。可以认为，国内政治影响国家的偏好，从而决定了国家的等效用线的位置，而国家的等效用线的位置影响着国家在国际政治中做出何种选择。

推论六：大国的国内政治决策和社会属性能够通过国际结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等渗透并影响小国的国内政治决策和社会属性。其渗透和影响的程度与大国的影响力成正比，与小国的影响力成反比。

对于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关系，华尔兹先后提出过“第二种意象” （内外）和新现实主义的“结构选择”（外内）两个模式；古勒维奇在颠倒华尔兹的“第二种意象”的基础上，提出了“颠倒的第二种意象” （外内外）。而本文的分析则可推导出“大国内外小国内”的模式，也即大国的国内政治决策和社会属性能够通过国际结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等渗透并影响小国的国内政治决策和社会属性。其渗透和影响的程度与大国的影响力成正比，与小国的影响力成反比。结构是动态的，视大国和小国的情况而定。大国是国际结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的决定者，小国是国际结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的接受者。

结 语

本文尝试在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研究中引入一种理性主义的微观分析方法，一方面是试图通过坚持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来更深入地理解国际政治和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将体系理论所强调的宏观分析与其所遗失的微观考察重新结合起来，探索一种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体系—单元关联理论；另一方面也旨在探索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的结合点和交叉研究的可能性。国际关系理论的宏观与微观之间、体系与单元之间以及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还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工作还需要在相关领域做大量的探索。但正如斯坦利·霍夫曼所言，“国际关系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 还没有真正成为一门一般意义上的学科。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体系理论上深深地烙着一个“美国制造”的烙印。这三个主流体系理论都以“同质国家”作为理论的前提假设，进而将国际结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看做是国家互动的结果，把国际社会假设为一个“平等”的社会，极力避免在帝国的体系下检验其理论。这即忽视大国、小国在国际体系中影响力和决定力的差别，也一定程度上是忽视理性主义研究方法本身的微观性质所导致的结果。虽然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层出不穷，但这些批判更多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消极行为，要提高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科学化的水平、加强体系—单元层次的相互关联、探索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的未知领域，仅有批判是不够的。另外，本文分析提出了“大国和小国”的前提假设，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中仅仅把目光聚焦于大国的身上，可是也不得不承认对小国的研究的确不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强项。要解决小国的问题，还应更多地使用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的知识去帮助它们摆脱贫穷的困扰、政治的动荡和发展的困境。通过以上论述，笔者也更加坚信每一个学科、每一种理论都有其研究的范围和边界，在这些范围和边界之外可能还存在很多未知的领域，在使用和创新现有理论之前先弄清楚它们要解释什么、能解释什么以及在整个研究领域中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收稿日期：2013-04-17]

[修回日期：2013-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