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地方美术史研究的新实践

中国一省，无论人口、地理、历史、经济、文化，不亚于世界一国，美术事业亦然。从这一角度出发认识研究中国一省之美术，应该也有一定的世界意义。

新中国地方美术史研究的难题是时间距离太近，不可能从更远的时间深度作宏观的立论。另一个难题是没有全面详实的已整理编成的资料供研究者系统研究，而没有占有大量资料而得出的研究成果，只能是简单的评判，也不可能从更大的空间广度作宏观的立论。而更大的问题是在泛中国美术史只注意“大事件”的研究，而构成中国美术这些大事件的细节特别是地方美术的细节，却随着时间的消逝在慢慢流失，成为消失的历史。

新中国地方美术史研究的工作，如果是放在大量的采集地方文献，民间文献。专业文献，历史照片和经典作品的坚实基础上，则不仅仅只有抢救美术历史资料和艺术精神遗产的价值，不仅仅只有学术积累的意义，而更重要的是在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历史情景下开辟块新中国美术研究的新领域，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新的问题和新的增长点，充实思想美术研究的内容，同时为中国美术史的教学研究建立和发展有自己特色的方法。这是将新中国美术研究建立于更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并在国际学术界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当然，这也许仅仅是一种学术理想，但这种理想成为我们研究新中国地方美术史的动力源泉。在2007年，广东省美术家协会成立50周年，以广东省美协主席许钦松为编辑委员会主任，谭天主编的《广东省美协五十年文献集》正式启动，在2007年10月正式编撰完成并付印。

一、《广东省美协五十年文献集》的范围与选择

我们在编撰《广东省美协五十年文献集》(以下简称“文献集”)的开始时就借鉴了各兄弟省市研究者的经验，而作了切合实际的选择。这种选择是双向的，一是社会和地方美术事业对作者的选择，一是作者根据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和能力对选题的选择。现实情况是2006年为庆祝广东美术家协会成立50周年，广东省美协要编撰一本反映“广东美术”50年历程的大型文集，鉴于作者多年撰写过几十篇有关广东地方美术的文章，广东省美协主席团选择作者为大型文集的主编。在接受委任之后，作者借鉴各地经验，认为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不可能完成“广东美术”文集的工作，也不可能完成广东全省，包括地方美协的“广东美协”文集采编的工作，只能集中力量完成“广东美术”文集之部分，即“广东省美协”文献的采集工作。作者的这种选择是在建立在对新中国地方美术的全面和整体了解的基础之上的。

在采集“广东省美协”文献过程中，我们才逐渐了解“广东省美协”也是一个流动、变化的概念。其名称的变化随着年代的推进，其所涉及的地域概念，开始也并不局限于广东一省。将起点定在1956年3月3日成立的“广东省美协”，其前身全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广州分会”。“广州”作为一个城市，其行政区域比“广东”要小，但当时的“广州分会”是由广东(当时含海南行政区)，广西，驻广州部队等华南地区的美术家组成。广西美术家归属“广州分会”，其原因据当时的常务理事蔡迪支先生回忆，是因为当时成立分会的条件是必须有三个以上的“全国美协”会员，当时广西还不够条件。蔡迪支先生还说：在香港，澳门回归之前，“广东省美协”的工作，还包括对港澳美术家的统战工作。蔡先生后来已是广东美协党组的副书记，他的回忆应该是正确的。再从文献中可以看到：1966年4月，广州市人民政府根据全国美协广州分会的倡议，邀请在香港的著名美术家余本，徐东白，梁竹亭，谭华牧回广州定居。在一篇“会务工作报告”(1956年3月至1960年10月)中的第三部分的第一条就是“团结港澳美术家方面”，总结了“广州美协”这方面的工作，直到香港特区和澳门特区成立后，广东省美协才停止这方面的工作。1960年11月，中国美协广州分会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会议决定中国美术家协会广州分会从此改名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从此协会的定名与协会的所辖地区名实相符。1991年海南地区脱离广东省，1992年1月26日，中国美术家协会海南分会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海南美协宣告成立并与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脱离组织上关系。从此以后“广东省美协”的所有文献中将不再有“海南”的资料。1992年11月中国美协广东分会发出通知：根据上级要求，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于1993年1月1日起更名为广东省美术家协会。此次更名非常有象征意义，一是省略了前面“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字样，具有更加独立操作的意味，在行政级别上被定为厅局级，这样模式和级别的地方美协，据说还只有“上海美协”一家。广东作为中国美术的强省，“广东省美协”在中国美术界的地位由此也显现出来。

简单地梳理“广东省美协”名称的历史变化，一方面是说明广东省美协所涵盖地域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证明区域文化艺术的历史脉络，蕴涵于国家历史之中。在编撰“文献集”的实践中，我们切实体会到对地方美术的研究无可回避地联系着对国家历史，地理、制度，文艺政策的研究，同时，反过来也是对宏观中国历史，政治，制度研究的微观补充。

在“文献集”的编撰过程中还有操作层面上的选择，本“文献集”选择以“省美协”出面举办的活动和广东省会广州各美术单位的活动为主要内容。广东省各地方美协的活动没有选取入，再者广州美术学院是广东美术的重镇，其教师绝大部分是广东省美协会员，本文献也只选择了其开始成立时的文献，其后来的发展和相关活动就不再收入。以上二点是编撰时，有计划的选择，明知会造成一些遗憾或意见，但鉴于时间和篇幅，体例诸多问题，只能割爱，如其伤及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以编撰“文献集”为例，可以证明：有关地方美术研究的任何专题文献集的选择范围只能进行有目的、有选择的自我切割。虽然这种切割也不可能彻底，各种牵连和边缘的不清晰还是在所难免，但这是社会的复杂性所使然，而不可能用简单的学术标准来规范。

二、有共生价值的文字与图片

“文献集”的关键词之一就是“文献”。“文献”的早期形态与“文字”紧密相连。“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一“文”为字，二字为词，多词为句，多句为章，多章为籍，而“文献”则是典籍，文章，文件等的统称，是文字形态的最大单位。现代的“文献”已不仅仅是文字的形式，各种图片和影视作品。只要汇集起来，都已算作“文献”。本书已采用这一扩展的概念。

从“文献集”的定名可以看出，它既不是“美术史”，也不是“美术志”，它的内容是未来组成“美术史”和“美术志”的重要元素。然而“五十年”这个关键词又决定了本书的编撰体例，它必须是编年体的类书。这类书的编撰方法，以往通常是按内容集合编排，例如“大事年表”为一章， 按事件发生的时间依次排列。再“资料文献”为一章，也是按年份或按内容编在一起。大都是以文字为主，照片和作品往往是作为插图，混编在一起。本书在编撰时想有所突破，现在的编撰方法可称之为“大年表”方式。也就是以“年”为单位，按时间排序，突出文献的时代感。再就是单列“照片文献”和“作品文献”两个栏目，突出图像资料作历史文献的重要性，以加强与“读图时代”的契合，并采用“以图证史”的方法来采集文献。在“史料文献”部分，本书也严格按照发表的年份收录。例如，1968年，本书未采集到“广东美术”当年的相关资料，但论及1968年“广东美术”的文章在90年代有几篇，开始时我们把这些文章也排到1968年的“史料文献”之中，希望读者对1968年“广东美术”有所了解。有许多大型文献集也是这样做过，但在定稿时，我们还是将其按年份归位，一是为了学术规范，二是当年“史料文献”的缺失，正好说明1968年对美术事业的摧残，或许能取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本书的“史料文献”主要包括广东省美协历年来的文件，会议记录、报刊报道、领导讲话、工作计划，汇报总结等。这部分文献，还呈现当年省美协工作和开展活动的原始状况，不加掩饰地体现当时国家政策、国家时事、政治意识形态对省美协工作的影响，留下的历史痕迹如同化石一样，蕴藏着许多极有价值的信息。深受美术史论专家的重视。

“史料文献”中还包括50年来出版的，冠有“广东”字头的有关全省展览和画册的前言和专论，以及事关广东美术全局的文章。这部分文献与前面的文献相比，多了一些美术史论工作者和相关人士的文字修饰，许多会言不由衷。当然。这部分文章毕竟还是美术专业系统内的理论文章，是美术本身生存和发展的学术记录，是美术理论工作者对当时美术现象的批评、评价和理论总结。可能我们今天不认可那些文章的学术水准，但不可否认其学术历史的存在价值。今天大家理论水平的成熟，正是从过去不成熟的时期碰撞过来的。问题是50年来全省有关美术文章太多。我们只能使用“采集”的方法。

采集就是有选择的收集，如果是不加选择的收集，那“文献集”会是现在的几倍的容量。因此“资料文献”中的有关理论文章，在每一年，原则上只选择一位作者的一篇文章，以求控制数量和质量。特别“作品文献”，50年来广东美协会员的作品数以十万计，因此我们只能选有代表性和经典性的作品，而这些作品的确定基本上是以省美协主席团推荐的作品为准。

“照片文献”的采集问题更多，偶然性更强。由于50年的时间跨度较大，对于照片的查找和收集工作来说，存在着很大的难度，尤其是80年代之前美协活动的图片，我们主要是通过大量画册中附录的照片和相关的档案照片资料来查找，在短短的两个多月里，我们在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广东省美术馆资料室翻阅了近3000册画册，拍摄了近800张关于美协活动的原始照片，经过对活动，事件，人物，作品的筛选，才保留了164张比较重要的，能够用于印刷制版的美协活动照片。加上从美协主席团成员，学术委员会委员、老艺术家和老美协工作人员提供的照片中按同一标准选出350多张，共计500多张。另外由个人提供的照片中，反映的面还不够广阔。原因是在80年代以前，个人拥有照相机数量不多。由于购买胶卷和冲洗的不易，经常用来照相的也不多，加之时隔数十年，黑白照片保存下来的就不多了。再者，提供照片的人，自然是与当事人有关的活动照片。这样势必造成某个会员的照片会多一点。好在“照片资料”不是“英模榜”，只是一些历史情景的重现，观赏者在这些照片能看到当时自己活动的类似情况就达到目的了，如同某人为某张作品做过模特，一到作品中，只留下形象的普泛意义，而失去了模特的个人意义。或者如新闻事件照片的人物，观看者是不会去追究照片中人物的身份，去赋予这些人物特别的意义，而只是对某种历史事件加深了解。

三、忠实与真实的治史态度

从“文献”最原始，最核心的定义出发，“文献集”收集的资料必须是当时的“文本”。本书“编辑凡例”的第一条规定“本书为‘广东省美协五十年’，只收录有关省美术家协会以及相关的美术直属单位五十年来的资料。为了本书的严肃性和公正性，资料以当时的文字记录档案和出版物为准，暂不收录口述和访谈资料，以防止因感情因素和个人记忆原因造成的失误。”这一条规定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也是最容易引起质疑。因为时间的关系，编撰者不能遍访广东省美协历届的领导和重要知情者，暂不收录口述和访谈资料，这情有可原，大家都能理解。但牵扯到“严肃性”，“公正性”和“防止失误”，则有人不一定认同。对此问题看法，涉及到治史的态度问题，我们的态度是“息实的采集历史”。也就是说，先求文本之真，而后求事实之真。“忠实”和“真实”的读音相近，而词义则远。文献工作的目的是求真，但“文献”的求真和研究的求真是有区别的。文献的求真是征求得到历史当时的真正实物和实证，例如当时的文字记录档案和出版物，尽管其中有一些是不真实的，是遮盖事实的，是虚伪的，但其真实的历史的确存在过，“文献集”就有责任忠实的将其收集进来。提供研究者揭示真理时作为参照物。事后当事人的口述，虽然有时更接近历史事实之真实，但毕竟已加进现时的价值判断，或许还迎合现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需要。站在当代的立场去指责历史是对历史的不公。再者由于口述者的素质高低，记忆力的强弱，会造成口述历史的差异，反倒不如历史“伪证”之真，也没有当时文献的历史力量。

为了获得详实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必须去档案馆查找。按照档案馆的规定，很多资料不准复印，不准扫描，不准拍照，而这些资料占了我们所需资料总数的3/5，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原始的手抄来完成，在档案馆手抄后，拿回宿舍再输入电脑。“文献集”第七稿之后，邀请专家及老一辈画家去档案馆校对，一部分我们学生实在看不出的文字，只有老先生能够识别。老先生校对得甚为仔细，解决了很多我们不能识别的字句。

在整个编撰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了以下几个方面：

1、借助细节，重建现场。

过往在我们的美术历史叙述中，细节中的缺乏物质生活细节，制度细节，当然更缺少对于细节意义的发现。目前正值从粗线条历史研究，从关注宏大历史向微观细部的“具体史”的转型期。因此在采取文献时，更注意。

例如在“1958年的史料文献”中，收集了省美协的一个通知，内容是耍美协会员到美协购买图书，颜料和调色油。这个通知说明了几个问题：(1)省级美协在成立之初，还真正是一个服务性机构，还挂念着美术家创作的资料和创作的材料。(2)1958年中国的物质生产不够丰 富。至少是油画颜料之类的艺术生产材料不够丰富，还不能随意地在商店中买到，(3)还残留着建国初期军事供给制的痕迹。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的美协工作者的创作材料基本上由“公家供给”。美协这种革命群众团体的集体无意识是建国初期所有“公家”单位共同具有的特征，这与现在市场经济下的单位的赢利活动有本质的不同。1967年只录得“收租院”在文化公园展出一条信息，可见当时美协工作已全部停顿。

同样作为虚构的意识形态，艺术是有意为之的虚构活动。作为一种“虚构的意识形态”，艺术及其活动所隐含的蕴意，更加丰富，也更为复杂。

2、借助文本，钩沉思想。

“意识形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生成于现存实践的意识，它是“想像某种现实的东西”的产物。

一种是“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即“虚构的意识形态。”通过想像的虚构活动使原来没有的东西成为一种“思想客体”，建构一个原本并不存在的精神对象。

在后现代话语系统中，历史也被视为一种虚构叙事。这在当代艺术史的写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类“艺术史”的写作作为一种艺术历史的所谓客观记录和描述是虚构的，充其量是作者的“关系史”。这种历史虚构，是作者“想像某种现实”的产物。其虚构性并非来自作为叙事对象本身的子虚乌有，而是源于叙事者的“意向性”和语言，文化给叙事带来的限制。当代美术史是作为虚构的意识形态的历史。

3、借助个案，呈现进程。

研究美术史不能“见树木不见森林”要具有“长时段”和“大历史”的眼光，中国美协史的“长时段―可从延安时期开始，从“大历史”着眼，新中国地方美术史的研究仅仅是作为近现代中国革命美术史中的一部分。

用“长时段”的目光检验已完成的地方美术研究，还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缺陷。以我们编撰“文献集”为例。“文献集”的收集整理工作，从开始的第一稿的20万字，到现在的第十稿的150万字，到完稿时各项工作还在进行，本“文献集”编撰工作的流动性，当然可促成文献集的鲜活性，但也因时间距离太近，美协工作又太庞大，看到的多为局部，可能在完整性方面造成许多疏漏。

可以期待，以“广东美协五十年文献集”的编撰出版作为开端，广东地区的新中国美术研究将开创一个新局面，也势必促进全国美术史论界对新中国美术的研究更加地域化，更加深化和细化。在艰苦细致的劳动中，我们将耐心地静静迎接研究新中国美术热潮的到来。

注：本文根据《新中国地方美术史研究中的问题与对策――以编撰(广东省美协五十年文献集)为个案》(《美术学报》2007年第3期)修改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