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熙载与龙门书院日记教学法

晚清著名学者刘熙载（1813―1881），字伯简，号融斋，江苏兴化人，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官至广东学政。同治六年（1867）年初应苏松太道应宝时之聘，赴上海任龙门书院山长，光绪六年（1880）七月因病离开上海，回故乡兴化。在龙门书院期间，整理教学随笔成《持志塾言》，总结治学心得成《艺概》《四音定切》《说文双声》《说文叠韵》，删定文稿诗作成《昨非集》。刘熙载晚年主讲上海龙门书院的14年，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阶段，也是龙门书院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上海龙门书院创办于同治中兴时期。先后继任上海龙门书院山长的刘熙载、鲍源深、孙锵鸣、朱琛、吴大徵、翁斌孙、汤寿潜等多为学界名流。龙门书院的主办者希望通过恢复“经义”与“治事”传统，造就“明体达用”的人才。“凡肄业者，必先从事于《小学》《近思录》，以正其志趋，后及群籍，以备考索。故凡经史诗书悉购置焉。又书《朱子白鹿洞规》于堂，俾日见之，以资警省。月课性理、策论，期有合于胡安定经义、治事立斋之意。故不以举业、诗赋列入课程。有志之士自亦不欲以遇合之心，夺其学问之实也。……康熙中《御制训饬士子文》曰：‘从来学者，必先品行，次及文学。学术事功，原委有序。’此在诸生，当早懔之。况地属濒海，中外杂处，闻见易纷，砥柱中流，尤须正学。诸生诚能邃其学力，养其德器，以上答国家兴贤育才之意，将于斯世必有济焉。”[1]可见，龙门书院与旧式书院迥然有别：旧式书院强调的是举业、诗赋、遇合之心、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而龙门书院强调的却是正其志趣、遍及群籍、学问之实、国家安危、黎民福祉。

刘熙载在龙门书院期间，“与诸生讲习，终日不倦。每五日必一一问其所读何书，所学何事，黜华崇实，祛惑存真”[2]。尝戒学者曰：“真博必约，真约必博。”又曰：“才出于学，器出于养。”又曰：“学必尽人道而已。士人所处，无论穷达，当以正人心、维世道为己任，不可自待菲薄。”尽管刘熙载所授仍为传统儒学，但由于他强调力行致用，因而并未沦为陈腐说教，相反“笃近切实，足为学者法程”[3]。他曾对其弟子说：“为学当求有益于身，为人当求有益于世。在家则有益于家，在乡则有益于乡，在邑则有益于邑，在天下则有益于天下。斯乃为不虚此生，不虚所学。不能如此，即读书毕世，著作等身，则无益也。”[4]他要求弟子每日记载检查自己的读书、行事，并亲自披阅。同治《上海县志》卷九《龙门书院》称：“人置行事日记、读书日记各一册，每日填写，逢五、十日呈院长评论。”同乡学者李详在《刘融斋中允》中称其“已中风矣，犹阅诸生日记”[5]。

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收藏有刘熙载龙门书院弟子陈宗彝撰龙门书院手稿共48册。其中，同治戊辰年（1868）仲春望日始记《龙门书院日记》2册，同治戊辰年（1868）闰四月初一至光绪六年（1880）六月初八日记《龙门书院读书日记》21册、《龙门书院行事日记》22册，另有《龙门书院日程》2册、《制义文》1册。陈宗彝手稿的起止时间恰好与刘熙载主讲龙门书院的时间重合，是为刘熙载与龙门书院研究的重要文献。

《龙门书院读书日记》每页天头均印有如下红字：

读书先要会疑，又要自得。张子曰：“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又曰：“心中有所开，即便札记，不思，则还塞之矣。”

《龙门书院行事日记》每页天头均印有如下红字：

行事当敬以胜怠，义以胜欲。敬怠、义欲须于举动时默自省察。所行必求可行，不可记者即知必不可行，记必以实。司马文正言：“诚自不妄语始。”

《龙门书院日程》每页天头均印有如下红字：

敬怠，要合身心内外自省，先在持之以庄。义欲，要在念虑上加察，先在一其心志，力去妄念。功课，贵在整饬，不得间断，当以有恒有渐为方。

《龙门书院日程》每页除“月”“日”外，有“晨起”“午前”“午后”“灯下”四节，分“敬”“怠”“义”“欲”“功课”五项，左侧书有“其敬义二项，须于身心举动之间，时时以怠欲自检，逐时标记”，“右课程格式，诸生每日按候填写，务以不欺为主，忠信之要”。上海图书馆古籍部同时还收藏有刘熙载龙门书院弟子宗廷辅同治七年（1868）撰《龙门书院读书日记》二册、《龙门书院行事日记》手稿一册。

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收藏有《续定上海龙门书院课程章程》刻本一册。该书包括《续定上海龙门书院课程六则》《续定上海龙门书院章程六则》及《附细目二十二条》。“续定上海龙门书院课程”为“重躬行”“勤读书”“严日课”“遵规矩”“循礼仪”“简出入”六则。其中“严日课”的具体内容如下：

诸生宜各置《行事日记》册、《读书日记》册，于《行事日记》册内分“晨起”“午前”“午后”“灯下”四节，按时定课大要。以“晨起”“午前”治四子各经（一书精熟，然后再读一书）及性理（每日读数章），“午后”读诸史纲鉴（专取一书，从首读起，不得杂乱）及各家书（择其要，撷其精，不得观无益之书），或旁通时务（须有实际），有余力或作文辞（须当于理，不得作闲杂词章），或习书法（须端楷），“灯下”或兼及科举之业（宜多读先正阐发义理之文），虽间有参差，总以绵密无间为主。每日课程及事为，按候记于《行事册》；读书有心得、有疑义，按日记于《读书》册。所记宜实，毋伪，宜要，毋泛，不得托故不记。逢日之五、十，呈于师前以请业请益，师有指授，必宜服膺。每月课文一次，岁终甄别，以验所学之浅深而进退焉。

该章程末云：“前山长顾访溪先生课程甚详且当，诸生既各置一册矣，兹又举其切要而当守者厘为六则，使诸生揭之座右，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此学者切实之功，即教者稽考所在也，诸生勉旃。”又民国《上海县续志》卷十八《顾广誉传》：“同治丙寅主讲龙门书院，以正学教生徒，远近兴起，定课程六则，令诸生各置一簿，日书所得，时考课焉。未一年，卒于书院。”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卷四：“永康敏斋方伯（宝时）任上海道时，尊贤下士，好善如不及。上海创建龙门书院，专讲实学。方伯历聘平湖顾访溪广誉与兴国万清轩斛泉、兴化刘融斋司业熙载，先后主讲席。三君者，皆今之贤士。其书院学规，与胡安定湖州学规相似。故江浙之士，多所造就。尝延予与融斋为定学规，并属编订《上海志例》，及《张扬园先生集》。”据此可以推断：《龙门书院日记》为顾广誉主持龙门书院时首创，《龙门书院读书日记》《龙门书院行事日记》及《龙门书院日程》则为刘熙载主持龙门书院时改制，《续定上海龙门书院课程章程》乃由刘熙载与方宗诚共同拟定。此外，南京图书馆古籍部同时还收藏有刘熙载龙门书院弟子沈祥龙《乐志m笔记》四册（光绪辛丑春锓云间沈氏刻本），内有《吾园日记》上、下二卷。其序云：“祥龙师事兴化刘先生十四年，读书吾园（龙门书院园名）。先生谆谆垂教，命按日札记，而承指示，久之积成数巨册。今春先生归道山矣，提携诱掖，从此无人，追忆往训，曾未遵闻，行知能无愧悔？爰取曩日所记，择其什之一二，录分两卷。自今以往，苟力勉焉，而自践其言以期稍寡尤悔，庶不负先生之教乎？不然，能言不能行，恐终为小人之归耳！光绪七年仲冬之月。”

龙门书院要求诸生日记的做法在当时就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上海广方言馆即借鉴了龙门书院这一做法。据《广方言馆全案》载：同治九年（1870）三月初三日《总办机器制造局郑冯上督抚宪禀》所附《计呈酌拟广方言馆课程十条》，“考核日记”即为其中之一。该课程要求：“兹拟照龙门书院课程，设立课书行事日记二本，诸生按日登记，于课文之后三日，送交先生考核。”[6]刘熙载龙门书院弟子胡传之子、现代著名学者胡适对此评论道：“父亲对这位了不起的刘山长的教学方式也有所记载。他说所有在书院中受课的学生，每人每日都得写一份‘日程’和一份‘日记’。前者记载为学的进度；后者是记学者的心得和疑虑。为这种‘日程’和‘日记’的记述，该院都有特别印好的格式，按规格来加以记录。这些‘日记’和‘日程’父亲均保留下来。其中有趣而值得一提的，便是这印刷品的卷端都印有红字的宋儒朱熹和张载等人的语录。其中一份张载的语录便是：‘为学要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这是个完全中国文明传统之内的书院精神。”[7]

龙门书院的教学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其课程以经史性理为主，辅以文辞，尤以躬行为主。院中诸生于行事读书俱有日记，各置一编。盖以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固教育之正轨也。”[8]“每午，师生会堂上，请益考课，寒暑无间。诵读之外，终日不闻人声。有私事乞假，必限以时，莫敢逾期不归。刘先生主讲最久，士论尤协。途遇学徒，望而知为院中人也。”[9]曾国藩评论龙门书院时说：“不独沪上浮靡之风为之一变，即遐迩志士，亦当闻而兴起。”[10]因士子欲入龙门书院而名额有限，以致1872年道台沈秉成仿龙门书院设立诂经精舍。当时的《申报》评论说：“沪城书院固不一，而自龙门以外，率以制艺为宗，间及诗赋，无有以经史切磋者。又地为通商巨埠，五方辐辏，士多寄籍，于是即欲肄业龙门，而额隘殊难容众。是以今观察沈公，有诂经精舍之建……其课士不尚诗文，专讲经史。……惟此六经三史之精，实经济文章所自出，故以此嘉惠士林耳。”[11]据民国《上海县续志・风俗志序》记载：“同治中叶，大乱初平，当道注意教育，主讲席者，皆当代硕儒，士风丕变，咸知求有用之学，不沾沾于帖括。当时以广方言馆、龙门书院为盛。”以袁昶、张焕纶、胡传、李平书、姚文栋、姚文、葛士F、祁兆熙、孙点、沈祥龙、刘彝程、陈维祺等为代表的融斋龙门弟子，与广方言馆学子一样，或成为中央、地方的能吏，或成为推广新学、兴办实业的先驱，代表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自觉变革图强的求索精神，推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其影响一直延续至民国初年。

作为一代名师，刘熙载的为人品格与他通变务实的思想、怀疑批判的精神、不存门户之见的气度等，不仅影响了他的学生，甚至是学生的子孙后代。他的学生胡传及其子胡适即是一例。胡传的为人为学深受刘熙载的影响。胡传称：“先生（刘熙载）教人学程朱之学，以穷理致知、躬行实践为主，兼及诸子百家，各取其所长，毋轻訾其所短，不许存门户畛域之见。”[12]胡适也称：“由于业师刘熙载先生的教诲，我父亲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也很大，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对大清帝国内当时所流行的宗教，予以严肃的怀疑与批判。”[13]唐德刚甚至认为：“刘熙载尝戒学者曰：‘真博必约，真约必博。’这也就是胡适所谓‘为学当如金字塔’之意。胡氏治学对我国传统治学精神的承继，可说深入骨髓；西学对他的影响，有时反而是很表面的。”刘熙载要求弟子学宋儒“为学要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这正是胡适之治学终生奉为圭臬的格言。[14]

参考文献

[1]应宝时.龙门书院记，见同治《上海县志》卷九。

[2]萧穆.刘融斋中允别传，见《敬孚类稿》卷十二。

[3]《清史稿・儒林传・刘熙载传》。

[4][12]胡传.钝夫年谱[A].胡适文集：第1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74，468.

[5]李详.李审言文集：上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696.

[6]广方言馆全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21.

[7][13][14]胡适.胡适口述自传[M].唐德刚译注.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3～24，26，31.

[8]王韬.瀛荚又[M].广文书局，1969：53.

[9]柴萼.《梵天庐丛录》第十七卷。

[10]曾国藩.复应宝时[A].曾国藩全集・书信：9[M].长沙：岳麓书社，1994：6476.

[11]论沪新设诂经精舍[N].申报，同治十二年二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