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詞的實用功能探討詞體的生命歷程

【摘 要】以燕樂為主要曲調，以長短句做為主要的文本形式的一種文體，稱為「詞體。本文目的在於通過爬梳黃文吉先生《唱和與詞體的興衰》一文的文章理路，探討從實用功能探討詞之起源、發展、興盛及衰落，是將詞視為一複雜之有機體，從歷史文化脈絡著手重新思考詞的起源問題，並指出歷來因過於強調抒情言志的傳統，而忽略詞之實用功能的弊病。

【關鍵詞】詞；詞體；唱和；應歌；應社

一、前言

黃文吉著〈唱和與詞體的興衰〉一文，主要觀念是實用性質較高的文學作品對於某種文學體式的生命歷程，必然產生重要的影響。順此一觀念以詞體為例，詞是一種音樂文學，發展初期僅作為歌者演唱之用，後來獲得文人喜愛而加以創作，發展成獨特的文學體式，因此成為宋代文學之代表。

因為詞體受到宋人的喜愛，必然將其應用於日常生活，賦予詞體實用性質之功能，如宋詞常見之題材有即席、贈妓、慶生、送別等等的酬贈之作。宋人重視風雅，藉由詞體可以相互唱和的實用功能，以期達到以詞會友的生活情趣。ii

黃文吉認為因文人注重實用功能而促進詞體的興盛，但亦因文人注重實用功能，較難創作富有性靈的作品，進而造成詞體的衰微。本文從唱和於詞體發展過程所扮演之角色，企圖理解唱和對於詞體興衰的深遠影響。

二、唱和與詞體的起源

詞是一種音樂文學，詞體產生與音樂相關，可以這樣認為：音樂是促進詞體這一新興文體出現的主要因素。詞體興起於晚唐五代時期，所配之音樂與舊有《詩經》所配的雅樂以及漢魏六朝樂府所配的清樂有所不同，真正促進詞體興起的音樂來源是「胡夷新聲與「里巷俗曲iii所結合的新興樂曲，新興樂曲多用於宴會場所，稱為燕樂，或稱讌樂、宴樂。

詞為配樂之詞，即是於新興樂曲配上歌詞，但與現今一曲配一詞不同，當時是同一詞調可以配上多種不同的歌詞，這些不同的歌詞非一人一時一地所作，而是不同的創作者所填寫。胡適〈詞的起源〉iv曾論及填詞的三個動機，其中第二個動機尤其受到黃文吉的注意：

樂曲本已有了歌詞，但作於不通文藝的伶人倡女，其詞不佳，不能滿人意， 於是文人給他另作新詞，使美調得美詞而流行更久遠。

胡適只說明文人因不滿伶人倡女措詞不雅而另作新詞，但無法說明文人們為何對於同一詞調作不同新詞，新詞的產生絕非「不能滿人意所能解釋，因此黃文吉認為唐五代時同一詞調有不同文人填寫新詞，主要是由於「唱和所造成的。

唱和是人類的一種自然本能，聽見一首美妙歌曲而受到感動，進而跟著哼哼唱唱，由〈論語？述而〉v及〈文選？宋玉對楚王問〉vi可以得知，「胡夷里巷之曲之所以能流行，是因為能夠迎合大眾，較能引起共鳴所致。唱和原理可說明同一詞調有不同文人填寫新詞的原因，當某文人填一詞後，其他文人或聽、或唱、或讀這一作品，受到感動，興起「和的自然衝動，便依同一詞調之曲拍填上新詞。

黃文吉舉中唐唱和雙人組白居易與劉禹錫為例，白居易作〈憶江南〉三首，懷念江南美景，劉禹錫亦作〈憶江南〉二首，自注：「和樂天春詞，依〈憶江南〉曲拍為句。 vii

白居易曾作〈楊柳枝二十韻〉，自注：「〈楊柳枝〉，洛下新聲也。洛之小妓有善歌之者。詞章音韻，聽可動人，故賦之。viii白居易除〈楊柳枝二十韻〉的排律外，亦以〈楊柳枝〉詞調與劉禹錫相互唱和，除劉白唱和之作，盧貞〈楊柳枝〉題作「和白尚書賦永豐柳，小序完整說明永豐柳之故事。〈楊柳枝〉是舊曲翻新聲，加以劉白唱和之作，宣宗詔命取柳故事，頗能引起當時普遍的共鳴。

張志和作有〈漁父〉五首，當時和作今存有十五首，但都已佚名ix，其〈漁父〉詞對後世影響深遠，後代詞家或題詠於畫卷，或以漁家生活入詞，或受其意境之啟迪，或仿效其生活志趣，或按其詞牌格調形式，甚至直接襲用原句。x

上述三例之和詞，顯示唐五代時期詞調名稱與詞的內容一致，當時和詞的作法是隨著曲拍、題意來填詞的，「和曲拍著重於詞是否能配合音樂節奏進行演唱，而「和題則是依照詞調名與詞作內容意義相符之原作，至於「限韻情形則尚未出現。

三、唱和與詞體的發展、興盛

北宋前期秉承晚唐五代的餘緒，填詞以小令為主，同時開拓詞調及寫作技巧，詞體逐漸跳脫出音樂的附庸，具有獨立的文學生命。胡適〈詞的起源〉論述填詞的第三個動機：

詞曲盛行之後，長短句的體裁漸漸得文人的公認，成為一種新詩體，於是詩人常用這種長短句體作新詞，但作者並不注重歌唱。…後來方纔有借用詞調作詩的，如蘇軾、朱敦儒、辛棄疾皆是。

北宋前期的唱和作品，一方面承繼唐五代的「和曲拍、「和題，另一方面則開始有「和韻的情況。換句話說，詞體從歌曲的自然唱和，逐漸過渡到詩體的人為唱和。從北宋前期的唱和作品看來，詞之發展隱然有兩條主流：一是柳永承繼唐五代以歌唱為主要目的的「應歌xi路線，如柳永。一是詞體逐漸被當作詩，用以文人間酬唱的「應社路線，如張先、蘇軾。

北宋前期承繼晚唐五代的「和曲拍、「和題的詞家，首推柳永。柳永一生長期與伶人倡女為伍，其作多應歌妓之求而作，因此柳詞音樂性強，而詞意較為通俗，以便適應市井民眾，因此有「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之稱譽。

黃文吉從唱和角度關注到詞體轉變為新詩體的關鍵人物─張先。張先是最早將作詩的次韻運用於填詞，所流傳的七首和作xii，除〈勸金船〉（流杯堂唱和翰林主人元素自撰腔）、〈木蘭花〉（和孫公素別安陸）外，其餘五首：〈好事近〉（和毅夫內翰梅花）、〈漁家傲〉（和程公闢贈別））、〈少年遊〉（渝州席上和韻）、〈定風波令〉（次子瞻韻送元素內翰）、又（再送贈送子瞻），皆為「次韻xiii作品。張先以風雅名士為當時所敬重，由愛好詞的文人加入以其為中心所形成的社交圈，透過相互唱和的方式，肯定詞體不遜於詩體的地位與功能，較不注重配合音樂旋律。

黃文吉列舉北宋前期的張先，北宋末期的蘇軾，南宋前期的朱敦儒，南宋中期的辛棄疾，南渡後的王之道等等詞家唱和作品，揭示著詞體因為往來唱和頻繁的盛況，將詞朝向詩化發展，達到以下四種的作用：

1.以文會友，促進風雅流行。

2.逞才競能，提昇詞意技巧。

3.追慕學習，造成詞風流派。

4.累積經驗，擴充詞境內容。

北宋後期到南宋中期，可說是詞體最為興盛、繁榮的時期，這與當時詞壇盛行唱和的風氣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鍵。

四、唱和與詞體的衰微

任何一種文學類型的生命歷程，必須歷經起源期、興盛期、衰微期三個階段。王國維《人間詞話》：

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于其中自出新意，故 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一切文體所以始盛終衰著，皆由於此。xiv

王國維認為任何文類進行創作時，若是「自成習套且「難于其中自出新意，創作者將會開始尋求不同的文學類型，使創作能更有效地表達創作者的意思。詞體從南宋中期的辛棄疾開始，亦不可避免的走向由盛而衰的境地。透過唱和情形，可觀察出詞體衰微的趨向。

1.「追和前作

「追和的動機起源於今人喜愛古人作品進而引起仿效之心，而南宋詞人則多以次韻方式追和前人作品，如方千里、楊澤民、陳允平三家追和周邦彥《清真集》。黃文吉認為南宋以追和前人為能事，顯示出詞人創造力的衰落，只能在技巧方面著手。

2.流行「分韻

「分韻是指同一社交場所在座每位詞人分一韻字，各按其所得韻字來押韻填詞，如吳潛〈滿江紅〉（景回計院行有日，約同官數公，酌酒於西園，取呂居仁〈滿江紅〉詞「對一川平野，數間芳屋九字分韻，以餞行色，蓋反騷也。餘得對字，就賦。）。黃文吉認為詞之分韻固然屬於文人間風雅之事，但是詞作受到韻腳之限制，因文造情，難以創造出優秀作品，因此詞體的沒落是無可避免的。

3.勉強「次韻

填詞「次韻越趨勉強，如姜夔〈慶宮春〉詞序對於追逐作詩，有深刻之體會：

紹熙辛亥除夕，予別石湖歸吳興，…後五年冬，復與俞商卿、張平甫、銛 朴翁自封禺同載詣梁溪，道經吳松，…平甫、商卿、朴翁皆工于詩，所出奇詭，余亦強追逐之；此行既歸，各得五十餘解。

黃文吉認為勉強次韻之作，不僅無法創作優秀作品，對於詞體創作更屬無意義之舉。

五、結語

黃文吉〈唱和與詞體的興衰〉一文，從「唱和情況來探討詞體興衰的問題，從探討過程梳理出主要脈絡：

1.唐五代時期，新聲傳入，文人受音樂感動而和，為新曲填入新詞，後來文人受到新曲新詞之感動而和，依曲拍填入文字完成和詞，於是同一詞調產生若干不同的新詞。此時期之唱和屬於自然感動，和詞之填寫遵照曲拍及詞調題意，較無限制。

2.北宋前期承繼唐五代作法配合音樂填詞，唱和方式亦如前代。但詞體已逐漸詩化，詞體地位提高，文人互相填詞唱和，此時期分題、次韻作品陸續出現。

3.北宋後期至南宋前期、中期為詞體興盛繁榮時期，詞體的文學性壓過詞體的音樂性，唱和方式多樣化，唱和作家及作品增加。

4.南宋中期之後，文人填詞只為唱和而存在，追和、分韻、次韻之過度追求，致使文人缺乏創造性，詞體逐漸衰微。

歷來對於實用並不注重，主要是因為詞體若是因應客觀需求而作，以取悅他人為目的，做為社交場合的交流工具，似乎玷汙了文藝作品應著重在抒發主體情感的功能，也破壞了言志與緣情傳統的純粹性，因此對於實用功能這一塊，非但少以著墨，評價亦不高。黃文吉於文末強調文體興盛須以實用功能來加以鼓舞、支撐，但若過分重視文體的實用功能，反而失去文學創造力，因此學習前人作品，應善用前人之長，而勿為前人所牽絆，能獨創新意，方有所成。

衍生思考─限題限韻

文人群聚一堂進行詩詞創作，發展出限題用韻的遊戲藝術，透過即席限定一題一韻而眾人分詠的遊戲型態，達到「因難見巧的客觀評斷作用。限韻所成之作品因過分束縛和人為匠氣，而與天然之詩背道而馳，受到詩評家的反對。

藉由詩評家反對，看出詩詞創作存在理想與現實的矛盾與落差，一方面由於所處時代環境，文人不得不從事因難見巧的限韻訓練，以符合社交時因應群體活動的競技規範，因此限韻成為文人雅集常見的創作型態，其作品亦常於詩壇上流傳；另一方面，文人又必須面對「詩以道性情的創作標準，因此當其創作進入詩論的範疇，以「取法乎上之探測詩詞的極限時，「限韻便成為批判之對象。

注释：

i 黃文吉先生現為臺灣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詞學、詩學、文學史、文獻學及語文教材編纂，未免行文累贅，不加稱謂。黃文吉：〈唱和與詞體的興衰〉，《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集刊》第一期，1996年6月，頁37-54。

ii 黃文吉：〈從詞的實用功能看宋代文人的生活〉，《國立編譯館刊》，第20卷第2期，1991年12月，頁33-44。

iii 《舊唐書？音樂志》：「自開元以來，歌者雜用胡夷里巷之曲。一般而言，論詞之起源，主要將「胡夷新聲與「里巷俗曲為詞所配音樂的兩大來源。

iv 胡適：〈詞的起源〉一文，《清華學報》，一卷二期，1924年12月。後收入其所編《詞選》附錄，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0年11月。

v 〈論語？述而〉：「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vi 〈文選？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vii 張璋、黃畲編：《全唐五代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頁97。以下引唐五代詞，皆據《全唐五代詞》，不一一註明。

viii 《白居易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10月，卷三十二，頁724。

ix 這十五首和作，收在溫庭筠《金奩集》卷末，題為張志和作。清人曹元忠在〈鈔本金奩集跋〉考辨十五首和作：「當是同時諸倡和或南卓柳宗元所賦者，本題〈漁父〉十五首和張志和，傳鈔本以為衍『和字而去之。朱孝臧〈金奩集跋〉也贊同這種說法。（見《彊村叢書》）。

x 陳耀東：〈張志和漁歌子的流傳和影響〉，《浙江師範學院學報》，1983年4期，頁42-48。

xi 周濟《介存摘論詞雜著》：「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

薛礪若《宋詞通論》：「北宋詞多半作過即付樂工或以資歌唱，故只求聲調之諧美，往往忽略文辭的內容，此即周氏所謂『有無謂之詞以應歌者是也。南宋詞（指中末期而言）多係文人一種團體─詞社─的聚歡酬唱之作，純為文人雅士的消遣資料，其下等的作品，僅係一種『應社的『無謂作品了。

xii 唐圭章：《全宋詞》，台北：世界書局，1976年10月，冊一，頁57-87。以下引宋人詞作，皆據《全宋詞》，不一一註明。

xiii 明？徐師曾：按和韻詩有三體，一曰「依韻，謂同在一韻中，而不必用其字也；二曰「次韻，謂和其原韻，而先後次第皆因之也；三曰「用韻，謂用其韻而先後不必次也。（《詩體明辨》，台北：廣文書局，卷十四，頁1039）。

xiv 唐圭璋：《詞話叢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2月，冊五，頁4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