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部自决权”到“内部自决权”

【摘 要】二战后，随着一系列国际文件对“民族自决原则”的规定，民族自决权继而被普遍接受，成为一项重要的国际习惯法规则。然而到了后殖民时代，民族自决的适用对国家原则和领土完整构成了潜在威胁，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趁势而起，并由此产生了外部自决和内部自决的概念。2008年塞尔维亚的科索沃打着“民族自决”的旗号单方面宣布独立即是典型例证。然而，无论以何种方式行使自决权，只要未能获得有效同意，都无法证明其独立的合法性，因为任何以违反国际法的方式实施的“民族自决”都是对国际法上国家和领土完整原则的公然违背。

【关键词】民族自决；外部自决；内部自决；科索沃独立案

一、民族自决权的历史嬗变

“民族自决”一直都是一项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早在北美独立战争时期，为了赋予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佛逊以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天赋人权”为理论依托，在1776年《独立宣言》中积极主张“国家独立”和“民族分离”，并表明“民族自决”的思想。所以北美人民在自决精神的鼓动下英勇作战，并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兴起，“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民族自决权”等口号在《人权宣言》中出现，先进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借此极力抵制王权和神权。1791年，法国宪法规定：“法国绝对不会进行征服战争，亦绝对不用其兵力反对任何民族之自由”。[1] 由于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都曾轰动世界，因而在其间所产生的民主和民族思想，对后来广大被压迫民族自决意识的萌发和反殖民斗争的兴起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的思潮从欧洲扩展到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以“民族自决”为目的的运动蜂拥群起。为了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列宁和威尔逊都对“民族自决”原则作了理论阐述，并积极利用这一理念指导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2]

一战期间，沙俄（1546—1917年）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迫切渴望获得民族解放和独立。1914年，列宁在深入分析当时的背景条件后，在《论民族自决权》中对作出如下阐释：“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为独立国家”。i 1916年，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中又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宣布和实现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是必要的，革命胜利后，不仅要使各民族完全实现平等，而且要赋予被压迫民族以自决，即政治上的自由分离权”。ii 由此，列宁所述的民族自决权是在当时背景下，被压迫、剥削民族的独立权。同时，美国前总统威尔逊也在一系列演说中竭力阐释他的“民族自决”思想。1917年，他在《没有胜利的和平》中解释了“民族自决权”的内涵：“每个民族都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自由”。[3] 一年后，他又在纲领性文件《十四点计划》中，要求“根据民族自决原则”公正地处理战败国海外殖民地，并指出“每个民族无论强弱，都享有自由和安全的平等生活权利”，[4] 也就是说，威尔逊眼中的民族自决原则是特指在某一领土的居民拥有决定该领土政治和法律地位的权利。

事实证明，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列宁和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权”思想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不但使旧秩序受到了极大冲击，还推动了世界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民族自决权”思想都为近代民族自决权理论奠定了基础。

二、民族自决权在实践中的新发展——“外部自决”与“内部自决”的提出

无论是列宁还是威尔逊，他们对“民族自决权”的理解和阐释都是站在各自的政治立场上进行的，而这一原则真正从政治概念上升为法律原则，则是在二战后。战后初期，一些落后地区和国家在“民族自决”精神的指导下建立了自主、独立的民族国家。此时的自决权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独立权”，即殖民地上的人民有权摆脱殖民统治、建立自己的国家和政府。但物极必反，自决权的使用在为殖民地人民走上独立道路扫清障碍的同时，也为民族分裂主义提供了理想的支持。为解决独立与领土完整之间的冲突，也为让自决原则在后殖民主义时代得以延续，民族自决权被区分为内、外两种方式。

二战后，在世界人民的呼吁下，“联合国将‘民族自决权’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写入了《联合国》，iii使得人民自决原则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规范”。[5] 随后，1960年联大1514号决议“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和《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1970年）（以下简称“宣言”）都再次确认了该原则；而且1514号决议规定：“任何部分或全面地分裂一个国家的团结和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都是与联合国相违背的”。iv 而“宣言”也特别指出，该原则“不得解释为授权或鼓励采取任何行动破坏或损坏……全体人民之自主独立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统一”。据此可以得出：行使民族自决权并不涉及分离活动，而对于破坏国家领土完整的分离权，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是极力否定的。实际上，“民族自决权”原则作为特定历史产物，主要是针对“外国奴役或统治下的民族和人民自主决定或是经过民族独立斗争取得本地区的独立，组成新的国家”，而且行使“自决权的主体必须是统一国家的公民整体”。[6] 这也就是所谓的外部民族自决权。

对于内部自决权，卡塞斯教授指出，“内部自决权是真正自治（self-government）的权利，即人民真正自由选择自己的政治、经济政制（regime）”，[7] 这一点在1966年通过的两个国际人权盟约中就有充分体现。盟约规定了作为集体权利的民族自决权——“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并凭借这种权利自由决定政治地位及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v 所以这时，民族自决权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它超出了单纯反对殖民主义的内涵，作为一项集体人权跳出了非殖民化的框架，正如弗兰克教授所言：“这项权利使各国人民有权公平公正地参与自由选择的民主统治过程。”[8] 这样一来，权利的主体和范围都发生了变化，从而出现了所谓的内部自决权。

随着内、外自决权的提出，20世纪90年代起，民族自决问题就变得异常敏感。尤其是2008年科索沃和南奥塞梯独立事件，分离主义者打着“民族自决”的旗号企图从母国分离出去，危及了母国的国家和领土完整，这些都再次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民族自决权的讨论。

三、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不适用民族自决权

从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至今，国际法学界已有不少学者就科单方面独立能否适用民族自决权作了相关论述。其中，季卫东博士在《自决权与理论》中对民族自决权行使主体及行使方式（主要是外部自决权）进行了学理阐述，指出“只有将自决权的主体限制在殖民地或外国统治下的领土范围内，才能保证民族自决与国家原则的并行不悖”。[9] 所以，既不是殖民地也未被外国占领的科索沃根本不具有行使自决权的主体资格。赵琪副教授在她的《科索沃独立的国际法分析—兼论民族自决权》中，也对科单方面宣布独立与五种情形下的外部自决权作了系统的分析，最终得出：科单方面独立的行为不符合任何一种国际法认可的取得自决权的情形，并指出“在没有得到塞尔维亚同意或者联合国决议认可前，它的独立是非法的”。[10] 综上，科索沃根本不具有行使外部自决的权利，所以本文以内部自决权入手，来分析科索沃单方宣布独立的非法性。

“当分离与国家领土完整发生冲突时，把自决视为一种内部权利可以消除其面临的‘危机’。因为作为内部权利，就可以通过调整国内法来达到对该权利的遵守”。[11] 据福克斯教授的这种分析，将内部自决权的概念容纳到自决中去，就可以避免分离与国家领土完整间的矛盾。此外，卡塞斯教授还认为内部自决具有持续性特征，这一点在1975年《欧洲关于指导与会国间关系原则的宣言》中可以看出，其规定：“本着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各民族始终有权在他们愿意的时候，……决定他们内外政治地位，实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12] 根据这一特性，阿纳亚教授总结得出：内部自决权必须在一个统一的法律秩序下实施，人们只有在这种秩序下才能够就相关问题作出有意义的选择”。[13]

那么，这一权利究竟由谁持有又如何实现呢？卡塞斯认为，持有者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国家的所有人民；二是被拒绝参政的种族团体。[14] 据此，我们来看科索沃独立案。首先，科索沃地区约200万人，阿尔巴尼亚族人占90%，其余由塞尔维亚族和黑山族等构成。从历史上看，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王国的政治中心和宗教发源地；1912年塞尔维亚独立后，科索沃成为塞尔维亚的一个自治省。可见，科索沃的阿族人并不能代表塞尔维亚这个国家的整体国民。所以，科议会作出的单方面独立决定显然不能代表国民整体的意愿。其次，1974年，为了缓解阿塞两族矛盾，南斯拉夫新宪法赋予科索沃更多的自治权，但1989年前南斯拉夫又废除了科索沃自治省的地位，这样在一定程度上，科索沃的阿族人可以被认定为属于被拒绝参政的种族团体。所以科索沃是具有行使内部自决权主体资格的。至于如何行使内部自决权，国际法、国际习惯法和国际公约中都没有明确规定。但根据卡塞斯教授的研究总结，“若种族团体可以平等参政，其内部自决权也就实现了”。由此我们不难得出，内部自决权主要是“现存国家的全体人民自由决定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及其政府形式；而作为全体人民一部分的种族团体有权平等参政、不受歧视”。[15] 而依据安理会1244号决议设立的特派团及北约驻科部队对科索沃的管理，在根本上早已改变了科索沃阿族人的政治危境和参政状况，科索沃省已经实现了高度自治、自我管理及人权保护。易言之，科地区的阿族人已经实现了内部自决，不能再因内部自决权遭到否决而以外部自决权为由单方面宣布独立。综上，科议会单方面宣布其脱离塞尔维亚共和国的行为是没有任何法理依据的，是不符合国际法基本原则的。 四、结语

随着国际社会实践的发展，民族自决权的内涵也不断得到了丰富和完善。内部自决权主要是指一国内部各民族在民主的基础上有权平等参政、不受歧视。所以无论如何，“只要一个民族能够在现有国家体制内，充分享有自治并保持其文化形态，国际社会就不愿支持其独立或分离出去”。[16] 只要充分尊重各种族团体的自由意志、赋予他们平等的参政权、保障该民族内部自决权就可以实现民族团结国家统一。

而外部自决权则较为复杂。首先，在遭受殖民压迫和外来军事占领时，所有人民都享有自决权，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形式。这种情形下，民族自决是被普遍认可的基本人权；其次，在因内部自决被否定而不得不寻求外部自决权时，这种权利应该是共同协商的结果，因为行使外部自决权而从母国分离必须取得母国政府和全体人民的同意，这是尊重国内秩序和国际和平的基本要求。[17]

总而言之，尽管国际法没有明文禁止单方面宣布独立的行为，但任何以违反国际法的方式实施所谓的“民族自决”原则，企图单方面从母国分离出去，就是对国家与领土完整的公然违背，是违反国际法的非法行为。

注释：

i 《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225页。

ii 《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254页。

iii 参见《联合国》第1条第2款： to develop friendly relations among nations based on …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iv 参见1960年12月14日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第九四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第1514号决议第6条。

v 参见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一部分第1条。

【参考文献】

[1]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上册）[M].商务印书馆，1972：133.

[2]欧阳杰.比较史学视野下的列宁与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权”思想[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5）：60.

[3]张澜.伍德罗·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权思想[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3）：79.

[4]埃里·凯杜里. 民族主义（中文版）[M].张明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24.

[5]余楠.人们自决权的现代意义探索—透析后殖民时代的民族分离现象[J].华侨大学学报，2009（3）：70.

[6]王铁崖.国际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239.

[7][8][14][15]白桂梅.论内部与外部自决[J].法学研究，1997，19（3）：109-112，115-116.

[9]季卫东.自决权与理论[EB/OL].[2009-09-12].北大法律信息网 http：///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28350.

[10]赵琪.科索沃独立的国际法分析——兼论民族自决权[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0（6）：25.

[11] Gregory H. Fox. Book Review， Self-determination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 New Internal Focus？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Spring， 1995）， p.734.

[12]王铁崖，田如萱.国际法资料选编[G].北京：法律出版社，1981：37-38.

[13]Jeans Anaya.A Contemporary Defini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Norm of Self-determination， Transnational Law & Contemporary Problems （1993）， p.151.

[16]转引自.后冷战时期的国家领土完整原则与人民自决原则[J].法学家，2006（6）：145.

[17]毛俊响.国际法的和谐价值观与民族自决权[C].中国国际法学会2010年学术年会论文资料汇编，2010：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