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乐平:乐善助困 不平则鸣

初见黄乐平，你会对他爽朗豪气的脸庞和魁梧的身材留下深刻印象。再看看他的中分发型，这种发型是发轫于港台上世纪九十年代，数年前就已经不再盛行，不知他为何保留至今？

这是否象征着他内心所装着的不偏不倚的法律天平，抑或是折射了他潜意识里所秉持的公平、公道、公允，还是他自从业以来心中坚持不已乐善助困、不平则鸣永不更改的律师情结，这给人留下广泛的猜测空间。

思维敏捷、炯炯有神，语言因急速而含混、话语中夹杂着专业语言，记者便开始分享了赫赫有名的中国工伤维权第一人黄乐平的律师生涯。

话题从他的张先法重伤事故案开始。

从一波三折到一锤定音

2008年9月9日，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有力的锤声宣告张先法重伤事故案的结束。

张先法的妻子含泪地从法官手中接过迟到的62万元赔偿金，喜极而泣地说：“感谢黄律师，您是我们一家老小的大恩人。”而此时距判决书生效隔了近一年时间。从张先法事故重伤事发后的2005年3月，黄乐平全程免费担任原告此案已三年有余。

一审法院先后三次立案，三次开庭审理，案子被推诿到几个法庭，一般案件只需要做一次的司法鉴定也不得不做了两次；形式似乎越来越对原告不利。

黄乐平凭借他的职业使命、专业素养和责任意识使案件峰回路转，克服调查取证难，阻力大；赔偿执行难、寻找被告方财产线索难等困难，最终使此案尘埃落定。维护了弱者权益，给蒙冤的受害者家庭挽回了可观的经济损失，这对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张先法及其一家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使法律公平正义得到彰显。

为了张先法事故重伤这个案件，三年多来，黄乐平前前后后跑了各相关部门近100趟，光是只为了立案就跑了十来次，说到此，你也许会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他在为自己忙有巨额酬劳的案子，而事实上恰恰相反。70多个日日夜夜他做的这一切的只是免费法律援助，而且数额不菲的鉴定费还是由他本人自掏腰包为当事人垫付。

当张先法的家人在一位好心人介绍下找到黄乐平时，了解原委后，他心中不由地升起一股强烈的信念和力量：一定要把此案进行到底。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一个律师能够不计辛苦为了一个毫不相识的农民工兄弟赔上时间、赔上精力、赔上巨大的机会成本去操这份心。

“这是每一个有正义感的律师都应有的责任和良心。”作为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中心的负责人，作为中国工伤维权第一人的黄乐平义无反顾地承接了这个案子。

事实上，这类事情他做的太多了。

2006年被炒的某物流公司副总裁最终获赔124万的案例，创下至今北京劳资赔偿第一大数额。

2007年北京铁路局一工人因工伤导致脑震荡，导致当事人自杀。一般人会认为死亡和工伤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黄乐平说,你只要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工伤和死亡之间还是有割不断的联系的。第一点工伤使当事人从健康健全的人变成脑震荡患病者；第二点，因工伤未紧急治疗导致病情恶化，导致当事人心理紧张；第三点，病情恶化，导致当事人心里不健康因素增加，从而产生自杀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黄乐平据理力争：“头部伤、外伤性精神病、死亡是一个事件不可分割的三个阶段，因此杨涛的头部伤、外伤性精神病、死亡均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均应认定为工伤。”北京市一中院在审理此案件时曾经征求过人力资源与劳动保障部的意见。并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黄乐平的拳拳爱心、专业素养由此观之。

从一件小事到一生追寻

立志当一名律师，是黄乐平儿时的梦想，大学时树立的职业追求。而今他为什么走上专为困难职工和农民工维权的这个法律维权的道路？

“如果非要追寻我的免费进行法律援助的情感动机的话，事情还要追溯到我的在某央企当法律顾问时发生的一件小事。”黄乐平说。

“2002年底，在参加公司举行的一次篮球比赛时，我的右膝不慎受伤。开始，我并没有太在意，觉得休养一段时间就会康复。后来腿伤日益严重，不得不做手术，向单位提出了工伤认定申请。本来以为事情很快就能得到解决，没想到单位迟迟不予认定；随后的伤残鉴定和工伤待遇落实也耗费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这次工伤维权过程中的艰辛和痛苦给黄乐平留下了深刻印象。黄乐平认为，我是单位的法律顾问和在编职工，工伤维权尚且如此困难，那么对于普通职工，尤其是农民工来说，工伤维权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这件事情，使他毅然走上免费维权道路，并且挑起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的重担。

从那一刻起，他就这么一直走了过来，并且从来没有偏离这个方向。因为他在为困难职工和农民工维权所作出的丰硕成果和巨大贡献。2007年1月，黄乐平入选全国总工会与司法部、全国律师协会联合评选的“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他还是“北京市法律援助优秀律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不仅如此，他还从事法律科研活动，把从业以来所办理的案例理论化、系统化编辑成书。研究成果有工伤维权、劳动合同、社会保障三大类。部分著作有《员工维权实战兵法》、《最新工伤处理操作实务》、《工伤事故疑难案例解析》、《工伤维权法律通》，目的是把经验传播到更多的需要维权的地方，把维权之路延伸到全国各地。尤其是《工伤事故疑难案例解析》一书，受关注度高，广受欢迎，销量好。因为案例的科学严谨、分析透彻、翔实生动、经验可鉴，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甚至有些地方劳动保障部门、基层法院把它们当成工具书来使用。

关于对中国劳动维权现状的看法，黄乐平坦言：“我们首先要明白劳动者有哪些权利，哪些权利受到了损害，是谁在损害他们的权利，他们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样我们才可以对症下药，进行对应的权利救济。由于我国的法治环境还不是很健全，导致有些侵权者的违法成本太低，执法司法过程中有不完善不到位的地方，导致一些违法者通过各种方式逃避法律的惩罚。劳动者维权还缺乏有力的社会支持，致使困难职工和农民工的权利不能够得到应有的保障。所以弱势群体地位的他们，尤其需要法律援助，需要社会的帮助。”

2004年9月开始做维权，到今年整整四年。对于过去几年的艰辛，黄乐平显得非常淡定。谈到未来的维权工作，黄乐平坚定地说，只要做律师，就会把这项工作做好，别人做不到的就似乎自己的价值。

从一穷二白到一枝独秀

经济的捉襟见肘往往也令英雄长叹。

“中心成立以来，两年之内，搬过四五次家。但每次搬家不仅仅是一次有形的迁徙，而且每一次都是心路历程的坚定。”黄乐平感慨地说，唯有坚定，才能长大。

中心自挂牌以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起步阶段是最困难的时候，办公租住在六里桥的一个工棚。”即使如此也没有浇灭黄乐平们的心中乐善助困的熊熊火焰。而今，他名满天下，成为北京民间法律援助机构的一朵奇葩。黄乐平还被官方邀请参与《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工作。来自北京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张处长对黄乐平颇有赞扬，“黄乐平做的是纯粹的公益事业，谋求维护受害者当事人的基本权益，很少考虑自己的名财利，我们对他都很支持。”

谈到援助中心的资金来源问题时，黄乐平不无担忧地说，我们的资金主要来源有三个途径：首先是资助，包括行业同仁、基金会之类，像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北京市国联律师事务所，这两个机构为中心的启动和运营资助了第一笔资金；其次是参与商业案件的律师的收入；再次是中心的科研收入，包括图书发行、文章稿费、合作项目等。此外，还有少部分是政府指派的法律援助的半补贴项目，中心也正在寻求其它的社会资助。

作为一个纯民办的法律援助组织，仅仅凭借黄乐平的个人收入是远远满足不了机构发展的需要的。除保留基本生活开销之外，他将律师收入的绝大部分都用在了法律援助事业上。

即便到现在，房租、水电、工作人员的工资等各项开销仍然是困扰黄乐平的头等大事。即使他如此兢兢业业投入到维权工作之中，也不时被资金这个经济问题所困扰。黄乐平感慨地说：“现在中心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问题，而发展最缺的还是资金。现在办公的位置虽然地处繁华西直门，但仍然是民房，我们还是希望可以搬进正式的办公楼。”

如今提起这个被媒体誉为“国内首家以维护困难职工、农民工权益为主要服务内容的专业化劳动法律援助机构”――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提起黄乐平，在工伤维权领域内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广受各大中央级媒体的报道，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在劳动维权领域呈一枝独秀的态势。

而黄乐平坦言：“以前的荣誉只代表过去，中心以后的路程还很长很长，需要不断的发展壮大，才能为更多的求助者提供更优质的法律援助。作为北京律师，承担社会责任，我们义不容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