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与完善

论文摘要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规定，在立法上明确了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和范围，统一了刑事和解的适用标准，标志着我国刑事立法的又一重大进步，具有重要的立法价值。但刑事和解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仍出现了一些问题，亟待进一步的完善。

论文关键词 刑事和解 刑事诉讼 公诉案件

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加害人以认罪、赔礼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由国家专门机关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认可后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修正前的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仅规定了自诉案件的和解，并不包含公诉案件。但有不少地方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就对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办理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出台了许多相应的办法和指导意见，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继而终于写入了刑事诉讼法，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第五编“特别程序”中以专章的形式对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作了明确规定，这使得刑事和解在我国由法律外的试验正式走向了制度化。但其在实际运行中仍出现了一些问题，亟待进一步的完善。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价值

与传统的刑事司法模式相比，刑事和解制度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从被害人角度而言，刑事和解使得被害人受伤的心灵得到抚慰，同时能够及时获得较为满意的物质赔偿；从加害人角度而言，有利于其及早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更快的回归社会；从国家层面而言，刑事和解节约了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更好的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与促进社会和谐。因此刑事和解是刑事诉讼中的三方实现“多赢”的制度，它的正式立法对于我国刑事诉讼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一）有利于及时有效的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司法实践中，有些案件的处理会导致双方不满意的结果，如被害人由于对诉讼结果不满意、认为司法不公或者执行不力而到处上访；有些被告人则认为判决过重，对自己罪行缺乏认识，不真诚悔罪，致使出狱或假释后又犯下更严重的罪行。 而刑事和解通过双方当事人直接沟通、交流、协商，发挥当事人的主体性作用，让被害人了解加害人的犯罪原因和悔罪表现，使受伤的心灵得到抚慰，以此在某种程度上减轻对加害人的仇恨心理；同时让加害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给对方造成的严重后果，促使其真诚悔罪，征得被害人的原谅。一方面，被害人得到了道歉和赔偿，可以表示对加害人的谅解；另一方面，加害人通过道歉和积极地赔偿，使自己能够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争取尽快的回归社会。因此与传统司法模式相比，刑事和解能及时有效并彻底的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促进社会的和谐。

（二）有利于增强被害人的主体地位，保护被害人的利益

修正前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将被害人列为当事人，承认其诉讼地位，但传统的对抗性刑事司法，以控诉机关与加害人的诉讼关系为主，很少考虑被害人的意愿，实际上排除了被害人的主体地位。而与传统的被害人权利被忽视、被害人地位被边缘化的司法状况不同，刑事和解是以被害人利益保护为中心，注重被害人的参与，增强其主体地位，发挥被害人对刑事裁决的实质影响，在以刑事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的过程中，无论是刑事和解的启动，还是和解协议的达成，甚至在加害人所承担的责任上，被害人都具有主动权和最后的决定权，这样就为被害人利益的保护提供了可能。同时，被害人在刑事和解的过程中可以倾诉犯罪行为给其带来的损害和痛苦，以此缓解加害人的犯罪行为所带来的精神压力，接受加害人的道歉和赔偿，使得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和精神伤害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弥补，最大化被害人的利益。

（三）有利于促进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司法效率

由于司法运行的系统性，个案的办理效率必然影响其他案件的办理。运用刑事和解制度可以多元化地解决纠纷，使一些简单、轻微的刑事案件在进入审判前从刑事诉讼程序中分流，而不必让所有的案件都经历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的所有环节，从根本上缓解法院审判压力，有效节省司法资源并促进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当前，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组织犯罪等社会危害性大的犯罪十分突出，刑事打击难度较大，另一方面，一些轻微的、侵犯私法益的刑事案件又大量进入司法机关，分散了司法机关的精力和注意力，则会直接影响到对社会危害性大的刑事案件的打击力度。而刑事制度恰好能快速、合法、高效地帮助解决这些轻微刑事案件，使公检法机关就能够更加有效地集中优势资源，重点处置那些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从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同时优化司法资源。因而可以看到，刑事和解制度能够起着诉讼程序繁简分流作用，对全面提高司法效率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刑事诉讼法修正后刑事和解面临的问题

（一）和解中的经济赔偿标准不一

从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77条“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看出和解的方式主要是向受害人一方赔偿损害、赔礼道歉等，实际上并未超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和解的内容也主要是民事责任方面的。但其在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适用上并未作出进一步的规定，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赔偿的具体标准不一的情况，经济能力较好的加害人更容易满足被害人的要求而获得被害人方的谅解，而经济赔偿能力较差的加害人无法达到受害人一方的要求而不太可能获得被害人同意和解。另外，经济赔偿缺乏具体的标准，难免出现受害人一方“漫天要价”的情况，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了获得从轻处理机会，可能就会委曲求全，违背了和解的自愿性，不利于刑事和解工作的开展，也有违刑事和解化解矛盾，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的初衷。

（二）司法机关片面追求和解

实践中，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在案件多，压力大，任务重的情形下，片面追求刑事和解，想尽快做到案结事了，催促加害人尽快赔偿被害人，而不注重考虑加害人是否真诚悔罪，被害人是否愿意和解等和解条件，有的甚至以“风险告知”的方式，示明加害人如果不和解可能会被重判的风险、被害人如果不和解可能会得到“一纸空文”的判决。加害人可能因此就可能并不真诚悔罪，抱着“花钱买刑”的想法对待和解，或者被迫满足对方的“漫天要价”。而被害人在风险衡量之后也可能被迫接受加害人给付低于预期的赔偿或者接受对方免受刑事处罚或遭受较轻的处罚的结果。从表面上看，这些司法机关的做法似乎做到了“案结事了”，其实不然，其行为蕴藏着深刻的公权力信任危机，也严重损害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更加违背了刑事和解快速有效、彻底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的初衷。

（三）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

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法律制度看上去很美，但在运行时往往出现“中看不中用”的情况，绝大部分是源于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造成的。所谓配套制度就是对其他制度的运行具有辅助、支持功能的制度。 反映在刑事和解制度中就是，和解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诸如加害人真诚悔罪，却无力承担经济赔偿、加害人积极赔偿，但并不真诚悔罪，只是出于“花钱买刑”的情况或者如上所述的在经济赔偿标准不一的情况下，出现被害人利用和解“漫天要价”的情形时，刑事和解制度却无能为力。同样的，和解虽然由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沟通，但当事人之间往往对于和解的含义、程序及后果等模糊不清，没有一种辅助和解机制在其中发挥作用，也容易出现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反悔的现象。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的是，刑事和解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它要实现良好的运行必然需要依靠其他相应的配套制度。

三、刑事诉讼法修正后的进一步完善

（一）确定经济赔偿数额的统一标准

经济赔偿是刑事和解协议中双方当事人关注的主要内容，正如陈瑞华教授所说，“中国的刑事和解是一场主要解决被害方民事赔偿问题为目标的司法过程，其主要将解决犯罪被害人的民事赔偿问题，减少申诉、上访现象，作为推进刑事和解的直接动因”。 在刑事诉讼法修正之前，一些地区按照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出台的和解案件指导意见里规定了赔偿标准，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当事人都较为满意，但某些地区的赔偿标准差异过大，导致同类案件赔偿数额因地区差异却有“天壤之别”。因此，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联合制定一套和解案件经济赔偿的统一标准，指导各地区实施刑事和解，各地区依照地区发展水平在标准范围内浮动确定本地区的赔偿数额，避免差距过大而导致司法不公。

（二）提高政法干警业务水平，加强监督

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应当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适用刑事和解制度，正确把握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和范围，应当意识到伤害的弥补并不是完全表现于物质损害的赔偿，更多的在于一种被害人情感的满足，即被害人一方因遭受犯罪行为而导致的心理愤怒、不满情绪得到发泄、平息。单纯的支付金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刑事和解，也是在实践中应当严格禁止的。如果片面地追求司法效率，则多半是“欲速则不达”，情况严重的甚至导致自己身陷囹圄。此外，上级有关机关应当定期组织下级政法干警开展业务培训和学习，提高政法干警的业务水平，各级检察机关应当依照法律对包含刑事和解案件在内的案件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自行主持的和解案件自觉接受上级检察机关的监督，使每一案件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三）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配套制度

1.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对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当加害人不能赔偿或不愿意赔偿时，由国家承担民事补偿责任，防止被害人因各方面压力而被迫与加害人达成和解协议，以确保双方和解的自愿性和真实性。

2.服务性赔偿制度。这一制度主要针对赔偿能力较差的被告人，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恢复性的司法制度，旨在恢复被破坏的各类社会关系。从社会治理的功利立场与刑罚公平理念出发，只要其真诚悔罪，赔礼道歉，经被害人同意，双方或者多方（即被害人、加害人、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达成一致，可以由加害人通过向被害人履行劳务、用将来的收入积极赔偿或者由国家先行救助被害人而后由被告人进行公益服务补偿的方式使双方达成和解，以此平衡不同当事人因经济赔偿能力的差异而导致刑罚执行的不公，同时达到社会治理的最优效果。

3.和解案件公示制度。公示，即公开，示明之意。司法实践中，加害人、被害人与普通民众往往将更多的目光放在了赔偿的金钱的多少上，而“和解”、“调解”与“花钱捞人”的权力寻租具有一定的类似，在目前司法公信力不高的情况下，难免给人“花钱买刑”的感觉。因此在刑事和解的过程中主持和解的单位应当向双方当事人甚至“围观”的不明真相的群众示明“和解”的真实含义，并将和解内容公开（双方当事人不同意的除外）。

四、结语

刑事和解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体现，对于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维护被害人的利益和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司法效率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刑事和解制度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类社会矛盾不断增多，司法机关应当在刑事和解工作中不断探索，积累经验，才能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