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土抒情到人生沉思

在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运动中，鄂南活跃着一个诗人群体，这个群体后来都被纳入“南方诗派”的旗帜之下。蒲圻纺织总厂的饶庆年、王建渐，咸宁地区文联的鄢元平，咸宁县的刘明恒，蒲圻县的梁必文等等都是这个诗歌群体的骨干。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受了来往大都市与咸宁之间的咸宁籍诗人叶文福的影响，而后来饶庆年《山雀子衔来的江南》的得奖又直接鼓舞了这个诗人群体的每个成员，使得鄂南的诗歌风气更盛，以致于嘉鱼县一个棉纺厂居然也涌现出一个纺织女工诗人群体。这大约是梁必文诗歌创作最早、最原始的文化环境。

鄂南诗风在湖北新时期的诗歌潮流中是有独特的审美特征的，我认为至少以下几个方面是很清晰的，首先是诗歌的意向，鄂南诗人大都对南方的河流、小溪、南方的树、南方的天空等等自然风貌给予了无比细致的描写；其次是句式的排比、叠沓和反复，比如“南方的天空是被树撑起来的/树上总是无止无休地滴落着雨/南方的雨把南方下得湿淋淋迷蒙蒙的/迷蒙蒙中的人老在迷蒙蒙的街巷穿来穿去”（鄢元平《南方印象》），这是典型的鄂南诗歌的句式；再次是语言追求极度的细腻、亮丽、水灵与淡雅。

在鄂南诗风的影响下，作为鄂南诗歌群体的一员，梁必文早期的诗歌作品无疑也具有这些审美特点。在长江文艺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梁必文诗选》中，我们可以发现，在2002年之前，梁必文写的、关注的是《小镇》《小舟》《江南，夏日雨后的黄昏》《三月雨》《村井》《野渡》《六月乡村》《古井》《麦黄时候》《插秧时节》等等，这些意向的组合就是湿淋淋雾蒙蒙的鄂南，是鄂南的山村、小镇，是鄂南的四季、鄂南的劳作……总之，就是诗人不能割舍的家乡。因此，早期梁必文的诗歌创作是对故乡对鄂南的诗歌重构，是典型的乡土抒情。这可能是每个诗人的必要阶段，因为它是每个诗人的生命成长和人生成熟的必需过程。不同的是，许多人在口述和唠叨中重构故乡、许多人在梦中建构故乡、许多人在画纸和色彩中描绘故乡，而诗人在抒情的句式中以吟诵的方式重构故乡。

在南方，雨是极其平常而有代表性的气候特征，也是最容易勾起南方诗人诗情的意向，几乎南方的诗人都会写到雨。梁必文的《三月雨》以“淅淅沥沥”的方式倾诉了“我”在异乡的思归之情。“又是绵绵细雨，绵绵细雨/绵绵细雨里我不能归去/那一叶小舟为何不走为何不走”，诗人通过这种叠沓、反复的句式，把一种浸泡在雨中的焦虑淋漓尽致表现出来。“呵，思绪是走不出屋的柴烟/只异乡的屋檐下悠来荡去/而心却在三月的雨中久立/任滴着那思，滴着那虑/滴着那一个朦胧的归期”，在这一段里，柴烟“只异乡的……”的“只”，以及后面把“思虑”拆开、用“滴着思……滴着虑”来描述，都显示了诗人对语言细腻淡雅的追求。又比如《江南，夏日雨后的黄昏》（1982年）“黄昏的江南，江南夏日雨后的黄昏/停息了雨的狂暴，雷的轰鸣，仿佛/异常痛苦的分娩复归了它伟大的宁静/于是，广漠的天宇因映出群峰的黛绿/而一抹蔚蓝，稀疏的檐雨因脚下/昏厥的土地而依然滴着幽蓝的清醒/湿濡的晚风抚润炙灼不安的树叶以及/卷曲的稻田，默默舒展着萎缩的信念/透明的蝉声，清凉的鸟语，和/蓝色的牧歌，在田野上，在树梢上，在那些/顶着水珠晶莹的草叶上/轻轻地滚动着乡野的宁静”，在这一节里，语言的淡雅、水灵、细腻达到了极端的程度，诸如“檐雨”“湿濡”“抚润”等等都是例证。仅这一节出现的意向从颜色到声音、从天空到地上、从草到树到田野，可以说基本把整个南方描绘尽致。因此，《三月雨》《江南，夏日雨后的黄昏》是比较准确体现了梁必文前期诗歌创作特色的诗作。这一特色也是当时南方诗歌的主要艺术特征。

2002年后，梁必文的诗歌的确有一种变化，邹建军先生认为后期的诗歌有更丰富与深厚的生命意识、有叙事成分、更加简朴有力（邹建军《梁必文前后期诗歌的对读》）。我更愿意把他2002年后的诗歌看作是诗人对人生的沉思。当然有生命意识，但是不仅仅局限在生命意识范畴中，或者说，生命意识与人生沉思相互渗透、共生互文。

固然，梁必文在2002年之后，的确从诗歌里表现出强烈的对生命的解读。如《打磨》“看来，打磨是必要的/就像命运/需要苦难的打磨”，“而一个人的一生/究竟需要多少次打磨/才能闪光呢”。诗人从“乌云”对月亮的打磨、到“石头”对刀的打磨，最后上升到苦难对人生的打磨。从自然界到人，这里面首先有生命意识层面的思考，人生的磨炼无疑对人的肌体生命有所挑战，但是同时也是对人的精神和心智的提升，所以是对“身心”的两位一体的打磨。但是，诗人在这里的人生思考是未完成的思考，因为诗人不仅满足于发现了人生需要打磨，诗人还想更加清楚人生到底需要多少次打磨。当然，我想，这是人生无法回答的问题，一个永远处于困惑状态的问题。因为一旦这个问题有了答案，一个具体的人生便处于终点了。

比如，“人的悲哀就是说的太多/而神之为神/是什么都不说”（《石佛》），诗人由石头“立地成佛”，觉悟到，人之所以不能成佛，人之所以不能为神，是因为人说的太多，而石头永远是沉默的。这一觉悟是诗人对人生哲学层面上的思考，不仅是对个人生命的“俗人”与“神性”的区别。其实，同样的人生思考，诗人在2002年之前的创作就表现出来了，“大海/扬帆的木船在颠簸/簸去一船惊愕/留下欢乐的浪花朵朵”，“风雨中/果园的杏树在颠簸/簸去悒郁动摇的花/留下甜甜蜜蜜的果”，“夕光里/母亲的簸箕在颠簸/簸去点点干瘪的辛酸/留下一片沉甸的喜悦”，“人生有多少颠簸/便有多少痛苦与欢乐的歌”（《簸》，1981年），诗人从船的颠簸联想到树的颠簸、簸箕的颠簸，最后类比到人生的颠簸。“呵，弯下就弯下吧/让童年与幻想留给孩子们/人生本是一条/没有航标的河床/生活，使我们弯下腰去/却不能使我们弯下/正直的思想”（《昨天，你对我说》，1983年），诗人在这里凸现了一种即使生活的重负将我们的身躯压弯也不能放弃对正直的思考与追求这样一种信念。很显然，这也是在生命意识与人生哲学双重意义上的沉思。

但是，在2002年之后，梁必文有一些诗歌是直接的人生思考，这些思考甚至不像上面所列举的与具体的生命意识相关，如《启示》（2004年）表达的是对灾难的思考，灾难当然与人类命运相关，但这里的灾难不再是具体的诗人的个人体验，而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思考，“是的，在灾难面前/人，从来就没有低下过头/洪水、战争、瘟疫/一次又一次……”，“面对一切面对，我忧虑/却不彷徨。惟愿/灾难里长出一排/清醒的诗行”，诗人从历史的视野，洞察出并要呼吁的是，面对灾难可以忧虑，但不能悲观失望、痛苦疯狂，我们应该清醒面对、坚强承担。在《指挥》（2002年）里，诗人通过“一个弱智”指挥一个交响乐团，发现“不正常却可以正常的指挥”的背后，是“指挥者的乐趣/已不在指挥，亦如/欣赏者得乐趣已不在演出”这一具有荒诞意味的现场，但最后诗人发出的是令人震撼的自我拷问，“在生活中，我/是否也这样指挥过别人/抑或也这样被别人指挥？”，无论是我这样指挥过别人还是被别人这样指挥，其结论都是滑稽而荒唐的，指挥与被指挥被对方互相置于“弱智”的角色位置上。这首短诗揭示出一个非常深刻的人生疑惑。

梁必文后期的诗作更加精练，语言以及意向不再像过去那样如南方的细雨一样密集，他后期同样有一些诗作写了故土和朋友，比如《故乡》《土地》《远行》《夜路》等，却在句式、语言、意向、情感上都显得更加朴实、精到，而字里行间流露的情感和思考则更加深沉、凝重。

我以为，这是一个诗人走向成熟的标志。也因此，从亮丽的乡土抒情到睿智的人生沉思，我们得以倾听鄂南歌手的另一种吟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