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岁,40载

1969年，38岁的王新良从内蒙坐车到老河口，转至丹江口，再乘船在郧县靠岸，最后被大卡车拖到十堰。自此劳作生活，尘埃落定。

十堰是一座有着新中国印记的城市。

上世纪60年代的十堰，尚是当时中国无数深山小镇中的一个，荒山野沟，百余人家。1969年，在中央“三线建设”的国防战略之下，第二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二汽”，1992年更名为“东风汽车公司”）定址十堰。从此，这座城市开始了与一座工厂半个世纪的命运相连。

调度之下，十万建设大军涌入。从技术人员到管理干部，从睡芦席棚到吃红薯杆，这些十堰的建设者与守护者，来自沈阳、上海、安徽、河南各地。此刻容颜已老的他们，来时正年轻。

关于一零二指挥部

年过八旬的王新良，便是其中普通一员。

这个山东青岛人，少时曾辗转于西安、兰州、包头和呼和浩特。1969年，38岁的他“从内蒙坐车到老河口，转至丹江口，再乘船在郧县靠岸，最后被大卡车拖到这里。”自此劳作生活，尘埃落定。

对于这座陌生的山城，王新良的初始印象便是“雨水多”。“没路，想都不敢想”。他回忆，当时的大胶靴、雨衣和蚊帐是工人们的“必备三件套”。大胶靴作战靴，雨衣便是神袍，上山扛木头，河里捡石头，心无杂念，干劲十足地搞起建设。

当时二汽选址初定，建工部成为头阵，成立红卫总指挥部。一零二建筑厂成为总指挥部的“三头六臂”之一，负责建厂房、搞安装。王新良则属于一零二旗下的安装公司。

“我们单位有七个建筑公司，负责盖房子，一个安装公司、一个机械化公司、一个汽车运输公司和一个大修理厂在枣阳。”王新良回忆，当时安装公司建设的第一个项目便是花果社区的发动机厂，其后则负责装置了十堰二汽的所有设备，包括机器、水管、电气、电焊。

1972年，其妻王彩霞带着四个孩子南下投奔。一家六口便挤在单位分配的木板房里生活，十几平米的空间塞下床后，唯一的家具便是两个工具箱。

安顿下来之后，接下来面对的就是如何生存和生活。依据当时规定，若丈夫为二汽职工，妻子就可加入二汽“家属联”，统一安排人事、薪水等事务，并在退休后按职工政策养老。然而，安装厂并无家属联，对于这些家属的安排，要么喂猪、要么去修铁路。

1973年，王彩霞参与襄渝铁路的建设，做一些扛水泥，架钢轨的零工，每天赚得一块三毛钱。“这是一级工资，还有一块二、一块一的”。如今一两毛钱的差别微乎其微，而在70年代，它是一个级别的差距。当时，王新良作为高级工，月工资84块。

在王彩霞的印象中，当时一块儿修铁路的妇女，有一帮是从内蒙来的，无风无沙的十堰，她们仍用毛巾包头，用车拉砖，扛着钢轨走几十公里地，“和男人一样干重活”。

1974年，王新良成为工程处的书记。他把安装公司部分家属组织起来，组建了一个五金厂，老伴儿的“沉重铁路史”才告一段落。五金厂效益日渐好转，最后这些家属们所拿的奖金甚至一度超过一零二的工人。却不料上级得知后表示，家属怎么可以比工人赚得多？结局以五金厂的关闭收场。

在相对封闭的大生产时代，集体生活不仅管家属，还管孩子教育，管工作分配，连处对象也是“内部优先”。王新良有三女一男，大女、二女及女婿都是安装公司的员工。

他家附近的片区，作为一零二曾经的基地，鼎盛时期人员最多达到3到4万。不过，作为建筑流动单位，一零二建完二汽后便转战他处，它先与二汽分家，后又内部分家：撤回东北、“漂”去北京、进驻天津，或者四散至湖北各地。这一片区的医院合并，学校搬迁，人员疏散，最终只剩得这十几栋老房子，和为数不多的老龄员工。

长辈们的命运轨迹至此分流合并，轮到子辈们出力的年代，一零二厂却早已经不复存在。

生活在十堰的外来人

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半个世纪，天南海北几十万外来人口的涌入，使得十堰市成为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无数个老王家建造并融入这个城市的肌理。或许，“您哪里人”这种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问题曾给王新良夫妇带来一丝困惑。最后似乎是统一了说法，“我们回到山东，别人问起，就说是湖北人；我们平常在外边，就说是山东人。”一边是生养的故乡，一边是自己“亲手堆起来”的城市，二者都不能割舍。

当然，在子孙辈看来，除开寻根情怀，相对于略显孤单和平淡的车城生活，他们更喜欢把自己和遥远、陌生得略显神秘的山东故乡联系起来。当然，并非不爱十堰这片土地，子孙辈们在这里生长，羽翼渐丰。

上世纪70年代的学校仍然是单位所有。因为王新良工作性质的流动性，王家的四个孩子就跟随父亲，辗转于一些名字与汽车有关的小学――四九厂发动机小学、东风四零厂小学，然后依次是初中、高中。半世纪时光转眼即过，当初绕膝嬉闹的孩子们早已自有家业，当初为避开城市而选址的僻壤小镇，未想也最终因二汽而成为一座真正的城市。

王彩霞回忆当时生活，买肉只能拣肥的，瘦肉油水太少。二女儿拿着票据去买，好不容易把长队排出了头，若是预计自己会分到瘦肉，必须立即后退到能分到肥肉的位置。

王新良如此描述70年代初的生活：早晨，他在食堂吃了4个馒头，带了1斤馒头，4根油条，边吃边干活，不到正午，东西被吃光了。北方人爱吃馒头，他们私下流传着五零厂的一家馒头铺最好吃的说法，于是经常坐车来回一个多小时，只为买那五六十公里之外的香甜馒头。后来馒头涨价了，王彩霞就寻思着自己和面，“做一锅馒头吃好几天”。

到了80年代，王新良二女儿印象中的十堰已经“基本开始奔小康”了。人民路和车城路多了更多延展线，张湾广场是第一个广场，然后有了青年广场。刚开始工作，男女老少身着蓝色制服，往后两年，却在不知不觉中起了变化。街头时兴短发大波浪，单花、双花，烫个头的顶级服务是十块；衣着风格多样，色彩缤纷。“我们条件好一点了就买‘哥弟’的衣服，当时是最高档的，一件衬衣400多。”80年代初期，一罐奶粉的价格是两三块钱。

“我们（十堰）这四十年在这里，变化都在脑子里装着。”王新良说，从泥巴路到柏油路，通汽车火车，十堰从最初的五堰、六堰地区扩散至如今的东西新城，路变宽了，房子变大了，楼变高了。唯一不变的是高物价，因它昂贵的运输费用，特别是蔬菜。十堰普通的街边店，一碗牛肉面通常需要10来块，当然，那不是西安大碗的分量。

从睡芦席棚，到住木板房，再到搬进平房，最终住进单位分配的福利房。王新良家现有福利房一套，81平，自家花了两万左右，住了将近20年。同一栋楼上，是二女儿家的福利房，女婿也是安装公司的人，却因长期项目而待在威海。按照目前的房地产行情，六堰这种中心区的房子，最贵能卖到9千，还有人通宵排队去抢。

住房安定，医疗近便，收入稳定，老王夫妇算是真正的老有所依。老两口的养老金共有三千多，虽说低二汽退休职工一个等级，却也十分宽裕。守着两室一厅精心装修的小房，在阳台上晒晒太阳，或者在广场上晃悠晃悠，听闻昔日相识的老友相继离世，时光便如此往前。

搁在前两年，山东老家还有亲人，夫妇俩每年都会回乡。他俩是一个村的，探望还算方便。现在双方至亲已去，老家的亲戚大多“逃离”农村，四散在他处。“身体好的话，也想回去烧烧香。”

如今，大女和二女留在十堰单位，相隔老王家不远，能够照应二老。三儿子和小女经历了单位改制和下岗风波，各自跑出去创业，家都在武汉。

老王一家的经历就如二女儿所说，“没什么好想的，顺其自然”，王新良夫妇自然地来到了十堰，又自然地留在了十堰，最终，他的一些儿女和孙子又自然地离开了十堰。

十堰在他们心里，究竟是什么？它是一个城市，一个节点，还是一个时代人的记忆？或许，十堰只是他们生活着，彼此安然守候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