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名矿工大撤退

7月28日，几乎没有人怀疑，在灾难中境况最惨的是开滦煤矿的万名井下工人。从废墟中钻出来的女人们，顾不上擦去身上的血迹，便喊着丈夫的名字，披头散发地向矿井口奔去。哭声，喊声，纷乱的人流……但让人想不到的是，此时开滦各矿的井下设备基本上没有遭到毁坏，万名干部职工正在奋力自救，想方设法返回地面……

唐山矿

从掌子面撤下的工人们在大巷汇合。

这里有1600多人。三个采区的负责人紧急碰头，决定率领大家趟水穿过15里长的大巷，从本矿2号井的“马路”上去。所谓“马路”，是一条可以通向地面的狭窄、倾斜的“战备小道”。

在没有流动空气的巷道中，1000多人的队伍开始了艰难的移动。新工人在前，老工人在后，群众在前，共产党员在后，人们相互搀扶，轻声呼唤……

延伸数千米长的人流看不清人影，只有一串活动的亮点，一串闪耀的光斑。一盏盏的矿灯，像一只只睁大着的眼睛。

这一个个亮点在900米深的井下艰难地移动上升，顽强地移动上升……

人们终于感受到了凉飕飕的风！这是地面的救险人员打开风门送进的自然风，它送来了希望……

――摘自钱钢《唐山大地震》

赵各庄矿

地震发生半个小时以后，滞留在井下的3000多矿工已经撤离了掌子面，他们正在向大巷紧急汇合。此时，矿党委委员王起受党委的指派，带着救护队队员神奇地出现在井下。矿工们感到有了主心骨。

“采区，要一个一个地检查。人，要一个一个地清点。”

顿时，所有矿井的信号工，都担任了向导员，他们以特殊的方式传呼着工人怎样上井；所有的值班采煤区区长，都成了最忙碌的人，他们来回地穿梭于大巷与采面之间，一遍一遍地清点着撤离人员。

数千米的井下大巷，数千个活动的亮点，艰难地移动着，一步一步地接近地面。

――摘自《唐山大地震后的开滦》

贾邦友: 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唐山地震发生之前，我在吕家坨矿任矿党委常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7月27日晚上，我组织矿上的机关干部和部分井上工人，约五百多人，在井下-425水平清理回收旧钢管、铁溜槽、铁棚子、废电缆。当时回收现场分为两处，彼此距离有一千多米。

凌晨3点半，我感到大家干了几个小时，够累的，于是便招呼大家准备收工。就在这时，工作面突然猛烈晃动起来。整个巷道都在晃，顶板上的沙石哗哗地往下落，有的人矿灯晃灭了，有的人帽子晃掉了，有的人摔倒了，工作面满是煤尘。我以为是要垮面。可是工作面并没垮。这时有人喊，是不是地震了?这一提醒使我马上反应过来，肯定是地震，而且不会这样震一场就过去。当时我在最里边，静下来后就朝外边喊：“快撤，都到大巷集中！”大家随着喊声后队变前队，迅速向大巷撤离。

我跑步来到电话机前，接通矿调度室。值班的矿领导告诉我，由于强烈地震，全矿断电，主副井提升陷于瘫痪，叫我带领井下职工由风井返回地面。

这时大巷里已聚集了许多职工。一束束灯光照着我，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对着我。在他们当中还有100多名机关干部，有井上前来参加回收会战的洗煤厂工人，有兄弟单位的打井施工队，有下井刚刚6天的新工人，还有几十名妇女。他们都不熟悉井下情况和巷道避难路线，如果组织不好，后果将不堪设想。我心情很沉重，仿佛千钧之力压在双肩。

我静下心来考虑了一下，在脑子里画出了撤离路线图。从这里到风井口有十几里路，巷道暗，道路滑，上山坡度陡，这十几里路可真不好走。光-425大巷到-125巷就要爬800米上山，从-125大巷到-70回风道还有三百多米上山，然后才能到达风井口，困难的确不小。特别是到最后的关口，风井的梯子道，每次只能上一个人，这一千多人着急拥挤怎么办?万一维持不好秩序，就会造成人身事故。

于是，我立即召集各单位的负责人开了一个“火线”紧急会议，当即决定成立井下临时党支部和指挥部，由我担任书记和指挥; 在撤离过程中，一定要遵守纪律，团结互助，服从指挥; 队伍撤退的顺序是，兄弟单位的同志先走，然后是井上工人、采煤工人，最后是机关干部; 各单位都要先群众后党员，先工人后干部，领导必须最后撤离; 最后我宣布了撤退路线，并提醒大家照顾好女同志和体弱的同志。

当时余震不断，我和临时指挥部的同志一会儿走在前面，一会走在后面，嘱咐大家注意安全，鼓励大家加快速度。在800米上山的途中，有人摔倒了，马上有人扶起; 有人体力不支，就有人在前面拽，后面推，那情景十分感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战胜死神，安全返回地面。征服了800米上山，又走过了-125大巷，爬上了300米陡坡，才到达最后也是最紧要的关口――风井口。

我们来到风井口附近，这里的条件十分险恶，通往地面的梯子间直上直下，平时没有人使用。这梯子长达九十多米，分为14节，每次只能上一个人。上的人多，会造成拥挤，甚至梯子倒塌。梯子一塌，上井的路就断了，余下的人处境会更加危险。如果地震再次发生，井口变形，这些人便会失去生存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我让机关干部担任临时维护队员，维护好先后次序，坚决按撤退的决定办。登梯子异常艰苦，头上淋水泼泻，脚下梯子直晃， 一人紧摸一人地往上攀登。有的女同志连累带惊吓，腿软了，登不上去，其他人就在前边拉，后边推。一个、两个、三个……我一边用灯照着，一边清点着人数。兄弟单位打井队的人上去了，洗煤厂的工人上去了，各采区的工人上去了，各单位的领导在自己的队伍撤完之后都向我报告一声随队而去。等到最后机关干部撤离完毕，我和临时指挥部的同志才登上梯子向上爬。

当我爬到地面，已经是上午8点半，从一开始撤退共用了近5个小时。这短暂的时光恍如隔世一般，身体的疲劳，精神的紧张和胜利的喜悦混在一起。地面迎接我的除了矿领导之外，还有刚从井下上来的工人和干部，他们都在等着我。有人告诉我说，大家商量好了，不等老贾上来，谁也不离开井口。我心里一阵发热，经历了刚才紧张的一夜，真是患难与共的战友啊。我们紧握着手，激动地说“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王珑: 大家唯一的求生表现是，前一个人的脚空出的位置，马上有一只手放在那儿

7月27号我们在吕家坨矿拍了一天照片，我和贾长武是跟晚上10点班儿下的井，拍完了我们就往回走。有那么五六个人吧，大约3点半多一点儿，到的井口。

因为不是上井的时间，上去就得要罐，贾长武就给调度室打了个电话，调度室说你们等一会儿，一会儿就给你们罐。

等了没两分钟，就听见从远处“轰隆轰隆轰隆”传来一阵声音，一开始我还以为开过一辆小火车来了，但是声音越来越大，而且感觉地在动，“哗哗哗哗”乱抖啊！

这时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跑！

我记得没跑出15步去就摔那儿了。我那会儿背着一个老式的德国107闪光灯，那个灯不像现在，有一个大电瓶盒，特别沉那么一个东西，“啪”一下就摔碎了，人就跟那弹簧一样，弹起来“嗖”就蹿出去了。

跑了约有百十米，晃劲儿就小了，大伙就停住了，那时候的反应就是“出事儿了”，不知道什么事儿，但肯定是天大的事儿。因为啥呀？这时候停电了！

哪儿停电，井下不能停。因为一停电就没法送风了，没有风就没有氧气，另外没电就没法排水，一停止排水，地下水就上来了。所以一停电，周围一静，大家的心就都揪起来了。

这时候贾长武说咱们给井上打个电话？我们就又往回走。到了井口，一摇电话，有人接！大伙儿的心就放下了一半儿。后来我们分析，这个话务员非常关键，她不仅把地面的情况传给了地下，同时也给地下的人们一种心理的支持。换一种情况，假如她地震一害怕跑了，井下的人肯定得慌！就跟我们一哥们儿似的，爬出来一看――“坏了，苏修扔炸弹啦”，他又钻回去了！

所以我一接这个电话，心里就踏实了。这是个女同志，她说“好像是地震了，上边还下着小雨，特别黑，看不清，可能是地震了”。

既然有人接电话，井下又没什么大的变化，虽然说是地震了，可井下的人心里至少踏实了一半儿。我们就问，我们怎么办啊？她说你们别着急，我给你们请示一下。过了一会儿，告诉我们：从风井的井眼儿爬上来。

这个时候，各处的工人都在往这个井口汇集，人越来越多，但自始至终没有人说话，一直特别安静。贾长武就说：上边说了，让咱们走风井。大伙儿就转身，很有秩序地往风井井口走。一路上没有别的声音，就是靴子和地摩擦发出的“唰唰”的声音。

到了井口，大家很自然的就排成了一列纵队，顺着一人宽的梯子往上爬。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人挤啊或者抢在前边啊，一点儿也没有！用语言很难形容那种奇怪的默契。那个时候余震不断呐！谁都知道早上去一分钟和晚上去一分钟肯定不一样，但大家唯一求生的表现，就是前一个人的脚空出的位置，马上有一只手放在那儿――这就是我们开滦的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