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日进到裴文中

根据古生物学的研究，三趾马是第三纪的标志性动物，可延续到第四纪早期，再结合古地质学进行判断，“三趾马来喝泥河湾湖水的时候”，很可能是在距今200万年左右的更新世早期。在1930年，德日进的这个推测是大胆并令人震惊的。

在19世纪中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之后，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就变成了一道越来越复杂的加法。基于解剖学和胚胎学的证据，达尔文首先在《人类起源及其性选择》一书中，提出了人猿共祖的概念，并指出人类的祖先应在非洲；但是，此后相继确认、却被宗教所掩盖的早期发现――包括海德堡人，林猿以及尼安德特人和克罗马农人的化石，却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欧洲。

大量的新石器时期的“证据”显然无法遏止人们继续探寻人类起源的欲望。随着1890年荷兰解剖学者欧根・杜布瓦在西南太平洋发现爪哇直立人化石，“亚洲是人类演化的巨大舞台”这一说法，变得更具吸引力了。从1921年到1927年，考古学家不间断的发掘终于使他们在旧中国直隶省的房山县，找到了这一论点的完美佐证――两颗人类的牙齿；与此同时，始于1915年，一项长达十年、横跨蒙古和新疆的古人类考古活动也在进行之中，而1929年裴文中先生在周口店所发现的“北京人”头骨化石，更使人类“亚洲起源说”风靡一时。

然而，1924年南非开普省汤恩采石场的一次日常爆破却改变了一切：一个孩子的颅骨飞了出来，它被认为曾经生活在距今二百余万年前的更新世早期。

非洲和亚洲，哪一个才是人类的发源地？德日进的推测显然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了，尽管他缺乏足够的证据。

法国史前学家步日耶在泥河湾村东北相距3公里的下沙沟附近，找到一件具有粗糙修复特征的结晶岩石块和有人工痕迹的动物化石的时候，德日进却以难以排除非人工作用因素而持否定态度，但它却犹如一块探石在科学的湖面上激起了微妙的涟漪，冲击着勇于探索者的奋发心弦。

20世纪40年代，裴文中指出，北京人之石器实已相当进步，决非石器之最原始者。泥河湾之碎石，上有打击之痕迹，将来或可有大量更早的石器之发现。只要有泥河湾期的堆积，即有发现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