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之辨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充满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讨，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曾多次指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这使得人们更加渴望破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之谜，对其研究更是到了几近疯狂的地步。但人们往往由于忽视或误判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而造成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错位。这就使得从哲学和历史两个维度考察二者的逻辑关系成为一种必然。本文拟从哲学和历史两个维度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逻辑关系提出探索性意见。

关键词：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哲学之辩；历史之辨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7-0132-06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历来是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孜孜以求、不断探究的话题。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曾多次指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Ⅲ历史似乎是为了印证伟人的结论，随后不久便上演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悲剧。这使得人们更加渴望破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之谜，对其研究更是到了几近疯狂的地步。纵观前人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仍存在着重大的理论不足即绝大多数专家学者只是就“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本身进行探究，而对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却很少涉及。历史地看，我们的前人也正是没有理性地把握好二者的逻辑关系才导致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如此之大的曲折和失误。为此，本文拟从哲学和历史两个维度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逻辑关系提出探索性意见。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哲学之辨

要彻底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逻辑关系，就必须从哲学层面对二者进行深刻地剖析。从哲学维度上看，二者的逻辑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什么是社会主义”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既有趋同性又有趋异性。所谓趋同性即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二者有机地统一于整个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当中。从某种程度而言，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就是一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对于二者的趋同性或统一性是广大学者普遍认同的，在此不多做论述。笔者想强调的是二者的趋异性。“什么是社会主义”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既然作为两个专业术语表述出来。那么就必然意味着二者之间是不同的。尽管二者都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但我们不能否认相比较而言“什么是社会主义”更趋近于理论性。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更趋近于实践性。这就给我们两点启示：首先，“什么是社会主义”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关系并不是像我们平时所表述的那样“什么是在前，怎样建设在后”，而是恰恰相反，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由于其所具有的鲜明的实践性必然统帅着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离开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去孤立地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是毫无疑义的。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们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合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的经院哲学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抛弃“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先验化情节，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建立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并随着“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不断深化“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其次，把理论研究的重点始终放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上，这既是我们科学阐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前提性条件，又是我们进行理论研究的根本价值之所在。对此，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理论的起点和终点。才能理性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历史课题，才能把握住深藏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之后的历史规律。才能真正发挥指导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理论作用。

第二，“什么是社会主义”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分别属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不同环节，处在不同的认识阶段。就整个认识过程来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范式。就某一具体认识而言，往往要经历由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指导实践两个阶段。对此，在《实践论》中曾有过明确的说明，“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把对社会主义的考量置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考量社会主义的基本路径。其中。“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属于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通过大量的社会主义实践占有了丰富的感性材料，并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过程，抽象出有关社会主义的概念和理论，并在总体把握这些概念和理论体系内在联系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完整地再现社会主义的多样性。“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属于由理性认识指导实践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把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概念、特征、本质、实现方案等认识应用于社会主义实践当中，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进而起到既指导实践又检验理性认识真理性与否的双重功效。也就是斯大林所说的：“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

第三，“什么是社会主义”具有共性、普遍性，“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具有个性、特殊性。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不断演进：“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所描绘的从资本主义旧社会中脱胎出来，用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对抗性的更高形态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既然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必然有着其固有的、自始至终存在的、与其他社会形态有着本质区别的内在规定性。也就是说，一种社会形态如果具有了这种规定性，那么它就是社会主义的，如果抛弃或丧失了这种规定性，那么它就是非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到底有着怎样的规定性呢?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与社会制度毫无联系、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可以实现的组织社会生活的原则和过程，而是一种由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决定的、有着明确价值取向的、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崭新的社会制度。然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共性、普遍性并不意味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是惟一的，恰恰相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法、方式上应该具有多样性。列宁在谈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社会主义革命如此，社会主义建设亦是如此。每个国家跨入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是不同的，进行社会主义探索的具体国情是不同的，从事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国际环境也是不同的。这三个不同就内在地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多样性，即每个国家所采用的建设模式必须与本国的历史传统相链接、与本国的具体国情相吻合、与所处的国际环境相适应，唯有如此，才能建设出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才能彰显出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