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那深深埋在心底的热情”

时间:2022-10-23 06:24:17

[摘要]西南联大诗人群的诗歌意象,不同于中国传统诗歌意象内涵的明确和固定,也不同于新诗探索时期意象的具体和单纯,而是作为诗人的感情、思想的凝聚物,蕴含了众多经验性和超经验性的内容和意义,表现出意象指向的概括性、意象内涵的象征性、意象内容的现实性、意象艺术的现代性等审美特质,成为现代诗人成熟的标志性特征。

[关键词]诗歌意象;概括性;象征性;现实性;现代性

西南联大诗人群秉承深度模式的创作理想,极力反对对现实的模仿和再现,强调以理性的态度提炼生活经验,在现象真实的基础上作哲理思考,努力实现生活的真实、心理的真实和人性的真实。他们以强劲的主体意识自觉感受心灵与现实的诗意,寻找自身思想及情感的符号载体――诗歌意象,并使之成为诗歌创作的核心要素,成为诗艺美得以显现的重要手段。作为刻意重视艺术修养、学贯中西、注重与时代相适应的高层次艺术追求者,他们在诗歌意象创作中既强调社会现实的对应,执著于自我意识的发掘,立体、全面地感悟现代人的生活和思想,又主动接纳英美意象派、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影响,自觉的意象追求和不懈努力实践,促使他们在创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表现出独特的诗歌意象审美特征。

一、意象指向的概括性

作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成熟期的创作,西南联大诗人群的诗歌意象,不同于中国传统诗歌意象内涵的明确和固定,也不同于新诗探索期意象的具体和单纯。强调“远取譬”、“客观对应物”和省略法思想的诗人,有意以表面相距甚远而实质相通的事物意象来表达思想和情感,营造诗歌意象间联系的中断和诗意呈现的空白,诗歌语言充满了众多不确定性,从而产生强大的暗示功能。这些诗歌意象的含蓄性给读者带来了很大的想象空间,特别是特定语境中的意象对不同心理层次、不同审美结构的读者来说,会带来多种多样的审美过程和审美结果,从而形成诗歌意象指向的概括性特征。

例如穆旦的《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在诗中“北方的平原”、“村庄”、“古老的路”、“多纹的脸”这些意象都带有明显的概括性和不确定性。“北方的平原”,只有一个大概的方位,并没有具体的位置;“村庄”是“北方平原”上的村庄,但没有名称和方位,只是一个活动的空间;“古老的路”,读者不知是哪条路、什么路,无定指;“多纹的脸”可以理解为一个农民的形象,但他没有姓名,没有来历,没有背景。诗人对这些意象几乎没有加以限制和界定,使得意象的指代范围得到了无限的扩大。因此这里的“北方平原”既是北方所有平原的代表也是中华大地的象征,“村庄”既是北方平原上所有村庄的代表也包含民族生存之地的含义,“多纹的脸”既是所有农民的代表也是饱经沧桑的民族形象,“古老的路”在这里作为一个空洞能指既指供人与车辆行走的道路也指事物发展的历程。诗人有意减小了意象的特殊性,增大了意象的普遍性,从而使意象的指向更广更远,扩大了诗歌的境界,丰富了诗歌的意蕴。具有概括性审美功能的诗歌意象在联大诗人的创作中还有很多,如郑敏的“无数个疲倦的母亲”、“妇女和儿童”、“年青人”,杜运燮的“我们”、“你们”、“他们”等意象,均是在普遍的意义上设立人的位置,不是实际的具体的人物的指代,因此它们泛指人、人们、人群、民族乃至人类。

二、意象内涵的象征性

西南联大诗人群对意象特性的要求与中国新诗其他流派大有不同,他们不满足于以意象为感性抒发的渠道,也不满足于创作单纯的感性意象寄托情思,而是将感情、思想凝结在深沉的意象里,通过意象含而不露地传达和扩充诗歌的思想和内涵。他们用象征的方式产生意象,“将诗人眼前景、心中像与主观情思想渗透、融合、改造、变形,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去扩充诗的内涵,从而使诗蕴含丰富的暗示和象征意味”。

冯至《十四行集》中的诗歌意象常常带有象征性特征。《有加利树》中的“庙堂”意象不仅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更多包含了高尚人格的象征意味,即独立的品格、崇高的气节、庄严的风格。当抒情主人公小心翼翼地走入它时,实质上是走进了一个完美情操的理想人生。“插入晴空的高塔”不仅是对有加利树外形作了形象的描绘,其中仍包含着它所代表的笔直挺立、超然脱俗、不惧风雨的人生态度。在凋零的田野上的“躯壳”是“我的引导”,在意象表面感中潜藏着象征性意义,这里的引导绝不只是标识道路方向的路标,还蕴含着人生目标的引导、生存态度的引导、精神追求的引导。随着有加利树象征含义的确定,“泥土”意象也就具有象征意义。诗中的“泥土”已不是普通的土壤,而是培育积极生活态度、正确世界观和健康人生的沃土,具有浓厚的社会意义和精神意义。《鼠曲草》中静默的“鼠曲萆”,象征着不贪图名利的人生及其精神世界呈现出的高贵、聆持和圣洁的美好品质;《威尼斯》中一座座寂寞的“岛屿”意象,是人世间孤独个体的象征;《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的“青山”意象是生死永恒思想的象征。诗人运用这些象征意象,有效地将感性世界的鲜活、明丽、具体的特点和理性思想难以表达的抽象意识具象化,通过其暗示作用,激活读者的想象,唤起读者的体验和感悟,使读者主动参与到诗歌的创作中,随着意象象征的逻辑,结合自身的生活经历和审美想象向前追寻,从而实现意象意义的升华和诗意表达的完成。

三、意象内容的现实性

西南联大诗人群身处20世纪40年代,正是中国的历史上战乱、黑暗、动荡、危亡交织的时代,战争与民主成为当时时代的主题。诗人们大多直面社会现实,认为“现代人的许多思想情感用农业社会的传统语言来表达是不够的”,只有富有时代特色的、反映时下社会生活的诗歌,才能将现代人精神状态、真实感受和深层思想表现出来。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出现了大量关于现实生活和战争风云为主题的诗歌,随之产生了一系列具有现实时代色彩的诗歌意象,其中主要表现为战争意象和现代生活意象。

战争意象。西南联大诗人群所生活的时代正值中国人民全面抗战时期,于是大量以战争题材为主题、对战争本质的思考和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对人类的伤害、对个体生存价值的践踏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在诗人们的笔下不断涌现,出现了大量战争意象。杜运燮的《机械士――机场通讯:一》中,出现了“难伺候的独子”、“坏脾气的宝马”、“高贵的客人”、“铁鸟”所共同展现的“战斗机”这一主题意象;《露营》中出现的“吉普”、“枪”,《狙击兵》中的“枪声”、“雷管”、“火药”,《草鞋兵》中的“拉浮薄“绑票”、“示众”、“游击战”、“草鞋兵”,等等。在卞之琳的《慰劳信集》中,战争意象就更多了,“子弹”、“准星”、“手榴弹”、“棉军服”等,整部诗集随处可见。诗人从战争生活中撷取具有代表性的意象,用以呈现战时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诗歌中充满了特殊的时代特色,并从中挖掘战争状态下人的精神走向,表达诗人对战争的冷静思考和真实态度。

都市意象。上个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诗人群深受西方现代 意象派、象征派诗艺的影响,将自己的注意力投向了中国社会生活,关注社会的都市化、工业化过程给现代人内心世界带来的震动和变化。他们力求摆脱旧的传统对自身的束缚,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中去感受现代社会的巨变,因此,在他们的诗歌中频繁出现了大量体现时代特色的现代都市意象,用以表现现代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有反映城市繁忙和速率的:“高速度的昏眩”、“无尽的噪音”、“钢筋铁骨的神”、“挤破头去做王”的人群、“八小时的旋转和空虚的眼”、“灿烂而丰富”的“广告”等;有反映都市人生活状况的:“茶会后两点钟的雄辩”、“老爷和太太站在玻璃柜旁/挑选着珠子”、“精致的小汽车”、“谈电影”、“吃馆子”、“追赶物价”等;有反映都市人生存状态的:“陌生的亲切”、“永远的隔离”、“讲援例的应景好话”、“八小时工作,挖成一颗空壳”、“实际在疲倦的体内变成了虚幻”、“回旋在酒纹里的难题”等;有反映都市人精神状态的:“Rumba”,“Jazz”、“无线电”、“收音机”、“政府报纸”的“器重”、“沉溺进谣言”、“疯子的演说”、“流氓的诽谤”等。联大诗人运用都市意象勾勒了都市的现实环境、现代都市的时代特征、都市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为读者呈现了一幅都市生活的立体画卷。诗人对都市意象的态度,是将之视为都市生活体验、感受和感慨的承载体,以写实性作为表现形式,通过理性的组合和运用,将对现实的思考及民族性格的深刻反省深藏其中,都市意象折射出丰富的社会内容。

四、意象艺术的现代性

受里尔克、艾略特诗歌创作的影响,受西方象征主义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真善美,只有假丑恶的美学观念的熏染,西南联大诗人群诗歌意象的取向逐渐与传统的优美和谐意象背离,一部分丑陋、病态、怪异的意象体系渐渐进入了他们的意象体系。他们以人生和社会的负面现象来作为诗歌创作的逻辑起点,通过对世界丑恶事物的呈现来披露掩藏其下的黑暗实质。在这群追赶40年代时代列车的年轻诗人笔下,众多丑恶意象不仅具有被异化的现代自然的形象特征,而且充满强烈的现代都市化气息,诗人袁可嘉曾使用了“霉烂的叹息”、“法西斯的脓疱”、“罪恶的黑手”等意象来描摹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用“荒淫”、“谣言”、“轻浮”、“撒谎”、“噩梦”、“沮丧”、“”、“荒唐”、“欺骗”、“饥渴”、“疲惫”等意象来揭示身处困境中的现代人的无奈状态,表现出现代人在尘世中近乎崩溃的痛苦挣扎。

穆旦在《五月》中,诗人用了“勃朗宁”、“毛瑟”,“三号手提式”、“爆进人肉去的左轮”、“漆黑的枪口”、“扭转的弹道”等暴力工具意象,呈现出一个冰冷、残酷、恐怖的氛围,其中,阴冷与漆黑成为诗歌的主基调;用“绝望后的快乐”、“生产的痛楚”强调置身于阴森冰冷的工业品铸成的环境中人的内心感受,并以“二次诞生”来映射现代文明带给人们的痛楚。诗人将五月黄昏的朦胧与“火炬的行列”的叫喊声、“救济民生的谈话”重叠起来,三个意象亦动亦静、亦具体亦抽象,跨度看似很大,但其内含意义却是相通的。因为其朦胧,所以才会“谁也看不见”,才会有被“倾出”和“扑进泥沼”的结局。诗人以尖锐的语言直指“谋害者”的存在,并进一步揭露了现代文明表面下暗藏的伪善和欺骗。同时,锋芒毕露地指出,这个“谋害者”正是“凯歌着五月的自由,/紧握一切无形电力的总枢纽”,即掌握着话语霸权的强权阶层。他们正是使社会、人生变得荒诞不经的真正操控者,正是现代社会混乱无绪的始作俑者。

如同现代派画家常使用阴冷的色调来确定作品的基调一样,联大诗人群也通常使用阴暗、冰冷的意象来构建诗歌的整体氛围。也如同现代派画家们用视觉朦胧的瞬间、大量运动的形象、众多角度的观察效果、重叠画面的处理、抽象与具象相融的手法来创作图画一样,诗人们也采用大量具有特殊意义的丑恶、变形、扭曲的意象,进行并置、重叠、变形、对比等不同形式的处理,对现代社会和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进行全方位的关注。这些丑恶意象往往寄托了诗人对现实的反思与批判,和诗人多重的思想因素,从中能多层次、多角度地审视现代人在现实世界中的不幸遭遇,实现了审美意象所不能有效企及的审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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