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报告透明度计量方法述评

【摘要】 近年来,系列财务舞弊案的发生引致学术界与实务界对财务报告透明度的关注,与此同时,财务报告透明度计量方法的研究文献也层出不穷,但这些文献研究所提出的财务报告计量方法还不能完全展现财务报告透明度应有的内涵。文章在对财务报告透明度计量方法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与回顾的基础上,对现有的研究文献进行了述评,并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财务报告透明度;透明度衡量方法;会计信息质量

会计透明度的研究起始于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前,对会计理论的研究较少①,并没有形成首尾一贯的会计理论(葛家澍等,2003),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则更为鲜见,仅在少数文献当中间接提到了会计信息质量。如,Paton and Littleton(1940)阐述了可验证的客观证据概念。Littleton(1953)也提到,“充分披露所有重要和重大的会计信息是财务报表的重要规则。”AAA(1966)提出了相关性、可验证性、超然性和可定量性四个评价会计信息的标准。在这些较少的文献当中,研究人员虽然提到了会计信息质量的某些特征,但并不是将会计信息质量作为一个专门内容加以讨论的(葛家澍等,2003),而且也没有提及“会计信息质量”这一概念。第一次专门提及会计信息质量的应当是APB于1970年的第四号公报。在经历了将近30年的关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讨论,尤其是相关性和可靠性的争论之后,90年代中期开始,会计透明度开始得到了研究人员的关注。可见,会计信息质量的讨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相关性和可靠性到透明度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对会计信息本身的质量特征到会计信息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理解的不断深入。

一、财务报告透明度的计量方法回顾

自从人们开始将研究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目光转向透明度之后,会计信息透明度的研究得到了普遍关注, 与透明度相关的计量方法的研究文献也层出不穷,综观现有文献对透明度的衡量,按照文献数量从多到少的顺序,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使用财务报告中表外信息评价透明度部分研究根据财务报告中表外信息披露数量或频率衡量透明度

标准普尔的T&D指标从所有权结构与投资者权利、财务与信息披露程度和董事会与管理结构及过程三个角度度量会计透明度。Chiang(2005)采用该指标进行了相关问题的研究。台湾证券及期货市场发展基金会采用与T&D指标相同的思想构建了“信息披露评价系统”。国际财务分析和研究中心了CIFAR指数。该指数以各国年报中包含的强制性披露信息为依据,以90个财务和非财务披露项目在公司年报中披露的数量多少为衡量标准②。 La porta et al(1998),Rajan et al(1998),Hope(2003)等采用了CIFAR指数进行了相关研究。Bushman et al(2001)借鉴CIFAR指数构建了公司透明度的评价体系。T&D指标和CIFAR指标主要用于国家间信息透明度的比较,不能用于公司间的会计透明度的比较。

2001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了《深交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核办法》,从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合法合规性对上市公司及董事会秘书的信息披露工作进行考核,考核结果注重上市公司强制性信息披露部分的执行情况。张程睿等(2005)、方军雄等(2005、2007)、曾颖等(2006)、胡亦明等(2007)的研究采用了该指标。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课题组(2004)在其建立的南开治理指数(CCGINK)中包含了信息披露指数,该指数只免费公布50个公司的排名。

Alford et al(1993)、Meek et al(1995)、Botosan(1997)、Miller(2002)、Guo et al(2004)等学者采用自建的信息披露评价指数进行了相关研究。一些学者选取强制性披露的信息数量衡量透明度,如Alford et al (1993)。但更多的学者普遍认为公司的高透明度不仅有赖于强制性披露,更大程度上依赖于自愿性披露,而且自愿信息披露具有相对独立性,更能反映公司的透明度程度,透明度实际上指自愿信息披露,这与透明度即为充分披露的观点一致;因此,他们将自愿性披露水平作为透明度的替代变量。Meek et al(1995)从战略信息、非财务信息、财务信息三种角度共85项自愿性信息披露条目对信息披露进行研究。G. K. Chau et al(2002)采用Meek et al (1995)相同的方式构建了自愿性披露指数,包含的项目增加到113个。张宗新等(2005)借鉴了G. K. Chau et al(2002)的方法,选定39个项目,构建了信息披露指数。Botosan(1997)以公司年报信息为基础构建披露指数,该指数将自愿披露信息分为背景信息、历史数据的总结,关键的非财务指标、预测信息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五类。王咏梅(2003)以Botosan (1997)提出的披露指数为基础构建了自愿信息披露指数。Miller(2002)采用各类项目的披露次数衡量自愿信息披露水平。

崔学刚(2004)利用自建的自愿披露指数衡量公司透明度。汪炜等(2004)以临时公告与季报数量作为衡量公司透明度的指标。陈向民等(2004)以公司信息披露频率衡量信息披露水平。韩慧博(2007)选择5个指标反映信息披露的充分性、可靠性、及时性和明晰性。Miller et al(2000)以管理者预测反映公司信息披露水平。Brown(2004)以电话会议次数度量信息披露透明度。

上述研究的核心思想都是透明度即为充分披露,即公司披露的信息数量越多,透明度越高。

(二)使用财务报表中的数据

部分研究选用财务报表内信息从质量角度衡量透明度。如Bhattacharya et al(2003)首次用国际间面板数据从盈余激进度、损失规避度和盈余平滑度三个维度以及三个维度的联合计量盈余的不透明度。盈余激进度采用操纵性应计利润占总资产的比重对其进行衡量;损失规避度使用微利企业与微盈企业之差与二者之和的比值计量,该指标不适用于特定公司透明度的计量。盈余平滑度用公司应计项目的波动与同年现金流波动的相关系数衡量③。三个指标的数据来源于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杨之曙等(2004)、王艳艳等(2006)、黄娟娟等(2006)、曾颖等(2006)、毛丽娟(2007)和游家兴等(2007)等借鉴了Bhattacharya et al(2003)的方法。

Kim(2005)从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审计体系、披露和会计信息内容四个角度构建了透明度指数。对前三个指标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度量,对会计信息内容采用了盈余管理和盈余质量两个指标度量。杨红等(2007)借鉴Kim(2005)采用14个指标和熵理论构建了信息披露质量指数。

个别学者还利用财务报表中的其他数据与资本市场数据的关系来衡量会计透明度。如Bushman et al(2004)以盈余时效性作为会计信息透明度的替代变量。Francis et al(2004)以四个会计基础属性以及三个市场基础属性的十分位数排序之和衡量会计透明度。

(三)信息的传播和解读

部分研究采用信息传播过程中中介机构以及投资者对财务报告的理解和评价结果度量透明度。如美国投资与管理研究协会(AIMR)每年组织财务分析师对公司披露进行评价,其评价结果反映的是分析师自身的判断而不是披露政策本身。与标准普尔T&D指数和CIFAR指数不同的是,AIMR指数特别关注投资者关系,并将其纳入评价体系,从投资者获取信息的难易程度等角度考察信息透明度。普华永道(PWC)2001年了“不透明指数”,该指数也包括了投资者获取信息的难易程度。Bushman et al(2001)构建的公司透明度的评价体系中包含了私有信息采集和信息传播两个指标,私有信息采集包括具有加工和解释公司财务信息专业能力的财务分析师、内部人和机构投资者的交易活动。信息传播主要指一国内的媒体渠道的渗透程度。Bushman et al(2004)的研究指出,会计信息透明度的衡量指标应该涵盖财务报告呈报频率、信息及时性和其被财务分析师及其他中介机构传播和解释的程度。

此外,部分研究从会计准则角度衡量透明度。如Leuz et al(2000)以采用美国会计准则或国际会计准则的公司作为高信息透明度的衡量标准。

二、对现有透明度衡量方法文献的述评

为了合理评价现有文献中的透明度衡量方法,有必要对会计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过程进行阐述。

(一)会计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过程――透明度概念的再认识

会计信息的生成与传播过程如同相片的生成与传播过程(见图1)。摄像师(会计人员)对公司的经济活动拍照,然后输出照片(财务报表)。为了有助于他人了解照片,还要为照片添加解释文本(会计报表附注等其他财务报告),审核(注册会计师审计)后传递给他人观看。人们在观看照片时因个人禀赋等因素的差异采取了不同的方式,部分人愿意在专业人员(财务分析师)的指点下欣赏照片,部分人则选择独自欣赏照片。但无论采用何种方式,观看照片的人在评价照片的时候都会提出这样几个问题:这个照片所显示的影像和实际相符吗――财务报告提供的信息能够真实反映出实际发生的活动或真的是企业真实现状的影像吗?照片反映的内容是想看照片的人需要看到的图像吗?财务报告提供的信息是否满足信息使用者的决策需求?它是否经过摄像人员对相机拍照模式的调整和对相片的修饰和美化,是否经过公司相关人员的操控?照片反映出的拍照内容是何时发生的――财务报告提供的信息是否具有及时性,等等。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到底是在什么环节发生的呢?

分析图1,可以发现影响照片质量或者透明度的环节主要有:经济活动的发生;信息加工过程;财务报告编制过程;信息传播过程;信息使用人的理解能力。但只有前三个过程处于公司内部,最易受到公司操控,是影响相片质量或财务报告透明度的决定因素,而后两个过程则在企业掌控的范围之外,它们所处的地位也并非核心地位。有动机和能力操控透明度的主要有两类人,其一是管理层,其二是控股股东。两类人操控的方式主要有:通过关联交易等经济活动影响透明度;通过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选择等信息加工过程影响透明度;通过披露方式、频率、内容、数量和时间选择影响透明度。当然也可通过与注册会计师和财务分析师合谋来影响透明度,但这两种合谋相对于前三个环节而言是不经济的,所以管理层与控股股东更倾向于在公司内部解决。

(二)透明度的衡量方法述评

综观上述对透明度的衡量方法以及会计信息的生成与传播过程,不难发现透明度的衡量方法均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1. 对以表外信息度量透明度的方法的评论

(1)财务报表是财务报告的核心(葛家澍,2004),财务报表的项目和数据是经过较为严格的程序确认、计量后列入财务报表的,财务报表的数据相对于其他财务报告的数据可靠性更高,因此,仅以财务报表外的其他财务报告提供的信息度量透明度,而不考虑财务报表提供的信息,无法从整体上反映公司的真实状况,而且也是舍本求末,很难让人信服。

(2)现有的多数文献研究,无论是以强制信息披露还是以自愿信息披露设计指数衡量透明度,其核心思想都是充分披露,这是基于透明度即为充分披露的狭义概念来考虑的,没有考虑所披露信息的质量。虽然个别指标声称它考虑了信息质量问题,但他们所提到的质量还是值得探讨的,正因为这个原因,多数上市公司同时存在 “信息超载(information overload)”的问题和信息供给不足的现象,这种状况限制了幼稚投资者决策能力,并导致他们决策失误,这说明公司提供的信息多是无用的信息,而高质量的信息却过少。

(3)许多指数,尤其是研究者自建的指数,指标的选取和权数的设定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或者由于数据收集的困难,使得指标成为有噪音的测度,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解释力。

(4)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还不成熟,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有待完善,而且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意愿不强,只考虑其他财务报告披露信息的数量而不考虑财务报表披露的信息和质量的方法不符合中国实际状况。

(5)部分指数的设计不是针对会计信息的,还包含了许多不在财务报告中公布的非会计信息(如公司治理信息等),换言之,这些指数的设计是以公司透明度概念等为基础设计的,因此,不适用于对财务报告透明度的衡量。

2. 对根据财务报表提供信息衡量透明度的方法的评论

(1)这些度量方法仅关注财务报表的个别数据或某一方面,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全部情况。

(2)采用报表数据与资本市场数据评价财务报告透明度的方法也不符合我国实际。我国的资本市场是不完善的,许多研究都已经证实是弱势有效,因此股票价格所包含的信息较少;而且我国资本市场是“政策市”,财务报告之外影响股票价格的噪音很多,因此以会计数据与资本市场数据之间的关系衡量透明度(如价值相关性、盈余时效性和稳健性)是值得商榷的。

3. 对以信息传播和解读衡量会计透明度的方法的评论

财务分析师等中介机构在资本市场中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在衡量透明度时过分强调财务分析师等中介机构有点舍本求末的意境,毕竟相片的质量取决于摄像人或摄像人背后的命令的人,专业人员起到的作用仅仅是解释说明的作用,因此,我们更应关注的是财务报告本身的质量。

综上,现有的研究考虑的比较单一,要么仅考虑其他报告的数据,要么仅考虑财务报表提供信息的某一方面,而且,多数文献集中在其他财务报告提供信息的自愿披露部分,考虑财务报表数据的较少。在研究过程中,现有文献大多基于透明度即为充分披露的概念,将透明度只做狭义理解,而未将其理解为财务报告的综合质量。个别文献舍本求末,忽略财务报告质量的核心地位,仅考虑信息的传播与解读。

因此,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应当基于投资者利益保护的观点,结合中国现实的制度背景,以财务报表内的数据为核心,在综合考虑财务报告中财务报表表外信息的基础上构建能够反映财务报告综合质量的财务报告透明度指数,这将有利于投资者透过财务报告看穿公司经营本质,有利于资本市场定价功能的有效发挥,有利于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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