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旧忆 9期

马幼渔

马幼渔（1878—1945），名裕藻，字幼渔，浙江鄞县人，音韵学家、文字学家。马氏兄弟之一，排行老二，马衡之兄。1903—1910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东京帝国大学，曾师从章太炎学习文字音韵学。1911年任浙江教育司视学，1913—193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国文系主任。

马幼渔先生名裕藻，是我的双重老师。20世纪30年代初我考入北京大学，选定念中国语言文学系，他是系主任，依旧说，我应该以门生礼谒见。上学时期听过他一年课，讲的是文字学中的音韵部分。马先生虽然是宁波人，风范却没有一点精干善于拨算盘珠的样子。口才也不见佳，因而讲课的效果是平庸沉闷，甚至使人思睡，专就这一点说，颇像我的中学老师兼训育主任陈朽木先生。总之是，因为看不出他在学术以及行事方面有什么突出之点，同学们对他总是毫无惧意，甚至缺乏敬意。他早年在日本，也是听过章太炎先生讲学的，因而以太炎先生为引线，关于马先生就有个颇为不好听的评语，是某某人得其（代太炎先生）什么，某某人得其什么，马先生列在最后，是得其糊涂。

说糊涂，是近于开玩笑，难免过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马先生不过是好好先生而已。好好先生有可取和不可取的两面，可取的是不伤人，不可取的是不办事。不办事而能多年充当系主任，这或者正是北京大学容忍精神的一种表现吧？不过无论如何，他总是系主任，依照帅比将高的惯例，他就不能不出名。出名还有另外的原因，都是来自家门的。其一是有几个弟弟，其中两位在学术界相当有名：一位是马叔平（衡），金石学家，写过《石鼓文为秦刻石考》，受到门内汉的赞许，后来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位是马隅卿（廉），有大成就的小说学家。其二是有一位贤内助。怎么个贤法，家门之外的人自然不得详知，但马先生有时似乎愿意泄漏一点消息，于是曾因此而受到女学生的嘲弄。其三，就是这位贤内助生了个赫赫有名的女儿，名马珏，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我在校时期，全校学生公推为校花。校花，闺门待字，其在男学生群里的地位、印象以及白日之梦等等可不言而喻，这且不管；马先生却因此而受到株连，这也不是什么过大的伤害，只是间或，当然是背地里，戏呼为老丈人。

这好好先生的印象又不只是在学生群里。大概是1933年暑期吧，整顿之风吹来，触及中文系（当时简称国文系）的也颇有一些，其大者是胡适之以文学院院长的显位兼任中文系主任，稍次是去教师之不称职者，开刀祭旗的人物是林公铎。马先生退为只算教授了，后来像是也不再讲什么课，总之是名存实亡了。

在校时期，多数人心目中的马先生不过如此，这印象即使够不上大错，也总是模糊。是30年代末，北京沦陷了，马先生因为年近花甲，没有随着学校往昆明。他原来住在景山西街（旧名西板桥），也许为了隐姓埋名，迁到王府井大街大阮府胡同，与刘半农先生（已故）的夫人住前后院（马前刘后）。其时我和同系同学李君也住在北京，寂寞，很怀念旧日的师友，而师友星散，所以有时就到马先生那里坐坐。我们发现，马先生也很寂寞，更怀念红楼中的相识，于是渐渐，我们就把到马先生那里去当作后辈的义务。

这样，日久天长，我们才明白，在校时期对马先生的认识其实并不对。他通达，识大体，以忠恕之道待人，并非庸庸碌碌。旧日有些印象像是沾点边，也是似是而非，比如好好先生，这是我们把他的宽厚看作无原则地迁就。其实，他律己很严，对人的迁就也仅限于礼让。在这方面，可记的事情颇不少，随便举一些。还是任系主任时候，他家的某一个年轻人报考北京大学，有一次，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马先生面前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今年国文会出哪类题。”马先生大怒，骂道：“你是混蛋！想叫我告诉你考题吗？”又，有一次，同学李君请马先生写些字，留作纪念。马先生沉吟了一会儿，不好意思地说：“真对不起，现在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什么。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叫我写什么我写什么，叫我写多少我写多少。”马先生可谓言行一致。北京大学迁走了，他借贤内助善于理财之助，据说生活没有困难，于是闭门读书，几年中不仅不入朝市，而且是永远不出大门。

他爱国，有时爱到近于有宗教的感情。他相信中国最终一定胜利，而且时间不会很久。我们每次去，他见面第一句话总是问：“听到什么好消息吗？”为了安慰老人，我们总是把消息挑选一下，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是报喜不报忧——我们确是有个忧，是马先生有个羊角疯的病根，几年反复一次，而且，据说一次比一次重，不久之后会不会有意外呢？大概挨到1944年的年尾或下年年初，我们有些日子没去，忽然传来消息，马先生得病，很快作古了。人死如灯灭，早晚难免这一关，所谓达人知命，也就罢了。遗憾的是，他朝夕盼望胜利之来，七年多过去了，终于没有看到就下世了。他不能瞑目是可以想见的。真的胜利了，“家祭无忘告乃翁”，他还能听见吗？

林宰平

林宰平（1879—1960），著名哲学家，佛学家，书法家，国学大师；名志钧，字宰平，号北云、唯刚；福建闽侯（今福州市）人。

林宰平早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政、经济学；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兼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和经济系讲师，讲授“民法要论”等课程；1927年受聘清华国学研究院，授“人生哲学”、“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课程；1932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讲师，讲授“中国哲学问题”等课程。他不仅精通所学的法律学，也精于国学、哲学、佛学、诗词、书画。他发现沈从文的才华，并向徐志摩等名人举荐沈从文。梁漱溟说林宰平是他“衷心尊敬服膺的一位长者”，“其人品之可钦敬，其学识之可佩服，为我一生所仅见”。1960年去世，熊十力挽林宰平联曰：“德备清和，先生既圣；学究今古，当世几人。”

林宰平先生名志钧，福建闽侯人，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比鲁迅先生还大两岁，单就年岁说也是老前辈。就交游说，这老前辈的征象更为明显，比如王闿运、林琴南、陈三立、樊增祥、梁启超、姚茫父、余绍宋等清末民初的知名之士，他都熟悉，诗酒盘桓，散见他的诗作《北云集》里。我上北京大学时期，他在学校的哲学系兼过课，可是不知为什么，竟没有见过他一面。对他的一些零碎印象是由文字中来，那是离开北京大学之后的事。其时我被什么风一吹，愿意吸收些西方的知识，于是找译本读，其中有些是“尚志学会”编的，尚志学会会址在和平门内化石桥，听说主持人就是林宰平先生。看这丛书的选题，知道倡议者确是“尚志”之士，其意在以新知唤起东方的睡狮，正是可敬可感。也是在这个时期，我还不废杂览，碰巧有几种书，现在印象还深的是陈宗藩的《燕都丛考》，余绍宋的《书画书录解题》，梁启雄的《稼轩词疏证》，序都是林先生作的。我读过之后，对他知识的广博，见解的精深，态度的谨严，深深感到惊讶。因为先入为主之见，他是致力于西学的，不料对于中国旧学竟这样精通。这所谓精，所谓通，单是由文字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那是地道的文言，简练而典雅，不像有些人，新旧不能界限分明，用文言写，难免掺入不见于文言的成分，使人念起来感到味道不对。再其后，我认识人渐多，才知道林先生不只饱学，而且是多才多艺。他通晓中国旧学的各个方面，诗文书画，尤其哲学，造诣都很深。他不轻易写作，但是由他传世的星星点点的作品看，比如 《稼轩词疏证？序》，就会知道他不只精通词学，而且精通中国文学和中国学术思想。关于书画，他不只通晓理论，坐而能言，而且起而能行，能写能画；尤其书法，行书刚劲清丽，颇像清代大家姚惜抱，章草变觚棱为浑厚，功力也很深。

更难得的是他的为人。《论语》里孔子说：“文莫（黾勉）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这话或者含有几分谦逊，但也可证，躬行比饱学更难。林先生是既能黾勉，又能躬行。这个印象，我同他交往之后就更加明显。但是想用文字确切形容却也不易。林先生1960年逝世，其后三四年辑印了他的遗著，名《北云集》，线装两册，一册是诗集，一册是文集。文集后有沈从文的跋，这里无妨借用几句：“宰平先生逝世已三周年，他的温和亲切的声音笑貌，在熟人友好印象中，总不消失。……他做学问极谨严、认真、踏实、虚心，涵容广大而能由博返约。处世为人则正直、明朗、谦和、俭朴、淳厚、热情。”这说得都很对。我的印象，最突出的是温和。我认识的许多饱学前辈，为人正直、治学谨严的不少，像林先生那样温和的却不多见。不要说对长者和同辈，就是接待后学，也总是深藏若虚，春风化雨。我想这就是他的声音笑貌所以总不消失的原因。

我有幸认识林先生，开始于1947年。其时他住在和平门内，我去谒见，是为我编的佛学月刊征稿。林先生不习惯写零零碎碎的应酬文章，但他客气，唯恐拂人之意，于是不久就写了一篇，这就是发表在第四期的《记太虚法师谈唯识》。此后，因为愿意亲近林先生的温和，听林先生的广博见闻，我隔个时期就去一次，表示问安。林先生总是热情接待。他的原配梁夫人早已去世，一起住的继配沈夫人是我的同事姚韵漪女士在松江时的老师，体质清瘦，神经衰弱，对于佛学也很关心，1948年还为奄奄待毙的月刊捐了一些钱。

1948年春天，听说林先生夫妇要回南，我去看他。也许一两天后就要起程吧。他正忙着收拾东西，书案上堆满杂物。想到人事沧桑，何时再见难以预知，我还是提出不情之请，希望他写点什么，留作纪念。他慨然答应，用信笺写了一首杜诗：“梁楚连天阔，江湖接海浮。故人相忆夜，风雨定何如？”下署“林志钧倚装作”。这时期，他的心情是愁苦的，《北云集》1948年部分有一首诗，题目是“重到北京今又将去此矣晨起花下得句”，诗是：“三见李花开，频呼堕梦回。今春更惆怅，南去几时来？”可见他也是难遣惜别之情的。

出乎意外，两年多之后，1950年的晚秋，林先生又移居北京，住在东单以北。我当然继续旧例，隔一段时间就去问安。时间长了，对于他的学识精深，律己谨严，待人谦和，我体会得更深。他很少谈学问，我推想这是唯恐后学望而生畏；偶尔谈及，总是记人之所不能记，见人之所不能见。关于律己谨严，我还记得有一次，他提到高名凯请他题一个字卷的事，他说：“字说是白香山写的，当然是伪品，我不能题。我做什么事都要负责。”待人谦和的事例太多了，只举我深受感动的两件。有一次，我去看他，只他一个人在堂屋，谈一会话，我辞出，他恭谨地向我表示歉意，说他的夫人有病卧床，未能出来接待，希望我能够原谅。另一次是我请他写一些章草，希望字多一些，他那时候很忙，可是写了很长的横幅送给我。

大概是1959年秋天，我去看他。其时他已是八十岁以上，可是面白而略显红润，无须，身体挺直，很像六十岁上下的半老书生。我心里想，像他这样，一定会活到百岁吧？问他的养生之道，他说没有什么，不过是任其自然。此后因为内则饱食为难，外则冗务很多，有半年以上没有去看他，一天，忽然得到他作古的消息，我感到愕然。悲伤之际，不禁想到《越缦堂日记》悼念陈德夫的话：“天留德夫，以厉薄俗，亦岂不佳？而夭折恐后，固何心耶？”薄厚对比，林先生的未得上寿就更值得惋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