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德国司机

托笔是“德国人中的德国人”。遵守交通规则不仅是他的人生原则，也是他评判一个人品质的标准之一。

刚刚在北京街头开车时，拓笔常常忍不住大怒，但五年以后，他开始学会“适应”——他仍旧坚持自己的驾车原则，只是不再那么容易为街上的违章驾驶而愤怒。回到德国，他开始害怕起来，自己的开车方式正悄无声息地发生着改变。

“离婚风波”

“你的做法足以让我由于鄙视你，而离开你。”拓笔愤怒地冲着中国妻子子娟大声说。

那次“离婚风波”距离现在已经八年了，早就成了这对夫妻朋友圈里的笑料。偶尔提起，子娟还会笑着问丈夫：“你说因为我不遵守交通规则，要跟我离婚，为什么到现在还没离？”

2002年，拓笔和子娟在德国的大学校园里相识，2004年两人结婚。2007年前，夫妻俩都在德国常住。

子娟有中国的驾照，按照德国法律，一些国家的驾照，不用考试可直接换成德国驾照。2006年，子娟去换驾照，却被告知中国不在名单之列。如果子娟想在德国上路开车，必须考取德国驾照。

子娟很生气，“凭什么不认可我的驾照”。一天早上，她偷偷开车出门购物。拓笔知道后，跟她大吵了一架。

“他是认真的，‘跟我一起生活的，我的妻子，怎么会是这样一个人’”，子娟理解丈夫，拓笔不但自己遵守交通规则，也把这一点当作自己评判一个人品质的标准之一。

“无照驾驶肯定是不对的，她没有驾照就不应该开车，因为这事儿我非常生气。她无照驾驶的时候，我就希望警察能碰上她、查她。你知道，这种经验，不是别人能教的，她必须自己亲身经历了，这是最好的学习途径。”拓笔回忆说。

那次风波当然不至于让他们分手，但两人两三天没说话。最后拓笔对妻子说：“我原谅你了，但这是最后一次。”

2007年，夫妻俩选择到北京发展。这更多因为拓笔，他强烈要求妻子放弃在德国的高薪工作回到中国。他的理由是，因为子娟在德国待了很多年，所以他也要来中国待一些年头。“我两年前才开始有外国朋友。大部分外国人在中国不说中文，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在中国，我要像一个中国人一样，因为我有中国妻子。

2003年拓笔第一次随子娟来到中国，在2007年决定在中国定居前，从事艺术工作的拓笔对这个古老国家充满了仰慕，用子娟的话就是“那简直不能说中国一个不好”。

2008年，拓笔领取了中国驾照。按照中国的规定，他需要参加交规考试。拓笔轻易地通过了考试，他发现，其实中德两国的交规没有本质区别。

可当他开车上路后才发现，区别不在纸上，而在路上。那个古老而美好中国的幻影也被现实刺破，“世界末日降临了。他终于看清了真面目”，子娟笑着说。

马路上的霸权主义

北京开车五年，拓笔充分领略了中国式驾车风格，甚至通过开车总结出了他对中国社会的理解。

一次在中关村，拓笔正要从右车道并到左车道去，突然一辆小汽车从自行车道上杀出来，试图在他之前开到左车道去。

拓笔的第一反应就是，刹车，然后摁喇叭。对方也停了车，下车来到拓笔的车门前，冲拓笔吼着，并拉开了拓笔的车门。

拓笔极为恼怒，对方这气势倒像自己做错了。从那以后，每次开车，拓笔都会把车门锁上。

在北京市区的街道上，很多有斑马线却没有红绿灯的路口，有行人通过，拓笔都会停车，礼让行人，后面的车往往会摁喇叭。德国有一条基本规则，公共交通的参与者永远要让着弱势的一方。中国的现实规则却是要保证交通顺畅，不能耽误别人时间。

“我应该怎么开，难道要把前面的人撞死吗？”拓笔很无奈。有一次，因为让一位老太太过马路，后面的年轻车主下车走过来，试图拉开拓笔的车门，嘴里喊着“你找打么，你找打么”。“我知道，跟中国人打架我没胜算，”拓笔判断，如果还手，很可能会遭到围殴。“我不找打，但老人过马路，我肯定还会让。”

结果一次还真遭到了别人的推搡，那次是别人不让他。拓笔步行过斑马线，一辆出租车从他身边贴身而过，差点撞上，拓笔很生气，顺势踢了出租车一脚，他觉得这是自然反应——你疯了吗！结果，出租车司机停车，上来推了拓笔一把，“踢坏我的车，你得赔钱”。

“谁重要，是你车重要，还是我人重要？”拓笔跟他理论，记下出租车牌号，告到派出所。一个小时后，出租车司机现身，换了个人一样，态度极为谦恭地道了歉。因为警察说，想要怎么处理，拓笔说了算。

拓笔也“欺负”过弱势的一方。有一次，他从停车位上主路，左看右看后看，没有车，放心上路。结果一辆逆行的自行车骑了过来，撞上了。虽然速度不快，拓笔还是心里一惊，“糟了”，第一反应是赶紧下车道歉，“对不起，你没事吧，你没事吧？”

结果，对方却起身迅速离去。拓笔莫名其妙，回到家，子娟告诉她，对多数中国人来说，汽车要比自行车贵多了，如果骑自行车的跟开汽车的撞上了，开汽车的会更气势汹汹，你得赔我的汽车。

“但我认为，什么都不如我们人的身体金贵，人的身体我们赔不起。骑自行车的总归是弱者，如果出了事故，我开汽车的总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但我能看出来，在中国，很多人仍然认为车比人贵。”

另外一次经历，则教会了拓笔，在中国，还有个道理，叫车比车贵。

拓笔和子娟开一辆本田车，因为别的车违章，拓笔就摁喇叭以示不满。结果对方隔着车窗冲他大喊：“你一破‘飞度’，有什么好摁的。”

拓笔不解，子娟就解释，你的“飞度”车，不值钱，轮不到你摁喇叭。拓笔反问，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摁？子娟说，如果你开一辆奔驰，你就可以凶一点了。拓笔更不解。

有了这些经验，拓笔总结出了在中国开车的两条规则：第一，汽车比人重要；第二，好车比廉价车牛逼。

拓笔将这种现象定义为马路上的“霸权主义”，恃强凌弱。

正是这些“霸权主义”现象，破坏了拓笔对中国的美好印象，他不理解、也不能接受中国人的开车方式，于是不断地跟子娟抱怨、辩论、乃至争吵。

逢出门必吵的3年

从2008年到2010年，夫妻俩没少在车里吵架。

“他总是因为交通的问题生气，在家好好的，一出来就生气。他一气，手臂会发麻，我受不了他生气，就会开始跟他喊，喊到我喘不过气来。”子娟说，现在她说话声音一高、一急，就喘不过气，正是那三年吵架落下的病根。

吵架最厉害的一次，在北四环路上，子娟开车。两人再一次发生辩论和争吵，走到宜家附近的出口处，子娟就把车停在了路上。

“你下去！”

“你怎么可以在环路上停车！”

“你下去吧！”

拓笔下车，子娟一个人开着车就走了。

“这3年，我们每次吵架，都是因为交通，跟个人感情一点关系都没有。通过这些争吵，我就觉得他一点人味儿都没有。我说‘我求你了，这事儿你改变不了，你不可能成为全中国的驾校老师’。他就会说，我说的是原则，你为什么不承认这个原则？”子娟说。

为了避免吵架，子娟尽量平心静气地跟拓笔讲道理，“我都求他，为了我的健康，你能不能别从出门开始，一直骂到回家。我们甚至为此做了约定，每次出门，他可以摁3次喇叭，骂两次。结果每次出门，他都先摁一次喇叭，先浪费一次。”

拓笔则这样看待两人的争吵：“表面上看，我们是在吵别人如何开车的事，吵北京的交通，但本质上我们是在为各自的认识，即世界观、价值观而吵。”

好几次，拓笔撂出了气话，不做艺术家了，要在中国开一所驾校，教所有中国人重新学驾驶。子娟给他泼冷水：这是不可能的，你要知道，你是客人，你不可能改变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有自己的人民去改变她，你没有权利这么做，你的权利只能是去适应。

其实，子娟理解丈夫：“他不明白，对他那么重要的事情，对我怎么那么不重要。”

在这种愤怒的情绪控制下，终于有一次，发生了剐蹭事故。

那一次，他们开车遇到堵车。按照交规，车辆应该在路面划定的车道上行驶。但在中国，车辆往往哪儿有空往哪儿走，打破车道，甚至形成一条违规的车流。

拓笔坚持要按车道走，刚把车从斜行的车流中掰出来，试图回到正确车道上时，后面冲过来一辆摩托车剐上了他们的车。

当所有人都按照另一套不成文的规矩开车时，那个按照规则开车的人，反而成了最不守规矩、最危险的驾驶员。

子娟觉得，德国人喜欢规则到有些矫枉过正，让人受不了，而很多中国人是另一个极端，一点都不在意规则。

现在，拓笔“成熟”了很多。有时候，子娟开车，按照中国的开车方式，坐在副驾驶位置的拓笔也学会了闭上嘴。“我知道很多人都这么开，她也这样，很正常。笨蛋的人是我，不是她，因为我不会改变自己。”

赶不上现代化步伐的人

两年前，拓笔在他们小区门口拍了一张照片，那是北京市朝阳区交通安全委员会和朝阳交通支队的告示牌：上周我区因交通事故又死亡3人，截止到8月11日，全区已死亡122人……

每次子娟晚上去马路对面小区串门，拓笔都要求她在胳膊上缠上荧光带，“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不给别人添麻烦”。

为此，夫妻俩的朋友，歌德学院前院长阿克曼都开玩笑说：“你看啊，拓笔让她戴这个，她就只过一条马路而已。”

两人结婚八年，仍未要孩子。拓笔说，如果自己的孩子在北京因为交通事故夭折的话，他会像电影里的复仇者一样，拿机枪到处杀人的。

“对我来说，开车就像开飞机一样，只有唯一正确的方式。开车不以人种区分，不因为德国人、中国人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驾驶方式。只有对错，没有‘差不多’”。

在拓笔看来，汽车就是一种杀人机器，一不小心，不仅葬送自己的性命，也会危害到其他人。“汽车是机器，人不是机器，我们必须驾驭这个机器”。

“汽车是工业国家的发明，我们知道怎么用……我说句不客气的话，在北京马路上开车的大部分人，开车都跟骑自行车一样。”拓笔说。

他觉得北京不少街道修得相当“酷”，如果人们按规矩开车，交通会顺畅得多；他看到不少豪车，恐怕是北京最好的车了，但车主却不懂如何驾驭它们。要么不会倒车；要么晚上不开灯，要不然就是开错灯，开雾灯，或者开远光灯。

对比中德两国的汽车文化，拓笔和子娟觉得人们不懂车的原因，一是驾照拿得太容易了；二是中国提供的服务过剩了，加油、修车都有人打理，导致人们越来越懒，很多人天天开车，却不懂汽车。在德国就没有汽车保养之说，有驾照，就必须得会换机油，加油是自助，换机油也是自助。

更重要的是，汽车之间相互礼让、汽车礼让行人、所有交通参与者都提高安全意识的整体社会环境在中国依旧没有形成。

“交通的问题是，我让人，因为我也想别人让我。但在北京，你让人，却没人会让你。这与中国人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有关系。一些教育背景较好的人，在路上让别人，却有很多受教育一般的人，他们不懂，不会让人。结果就恶性循环。”

拓笔向记者介绍了德国的“拉链规则”，如果有条道路因为事故或修路原因，双车道成了单车道，两个车道的车会一左一右、一前一后，一辆一辆先后并道，就像拉链一样，实现有序有效率的通行。

中国的经验则告诉他，此法在目前的中国不可行。“在中国我感觉不到这种对人的尊重。中国的驾车原则是，我先走，开车像是打架或者战争。”

置身北京，一方面是中国超现代的一面，跟德国没有差别，现代的大楼，豪华的名车，比德国多多了；但另一方面，却让拓笔感觉到中世纪般的落后。

人们会在没有井盖的路面上放一个啤酒瓶做警示；有人会因为路边有树荫而睡在马路上。一些人像生活在过去，一些人像生活在发达国家。中国的整体现状则是，两者混合在一起，很刺激，也很危险。

这种繁杂交融的情形，不止在道路上存在。有一次，拓笔去国家大剧院——这座欧洲都没有的那么好的建筑——听歌剧，上厕所却发现装厕纸的盒子非常廉价劣质。拓笔觉得侮辱了这么好的建筑。

子娟试着改造拓笔，这当然很难——拓笔娶了中国人，他爱妻子，也因此对中国抱有更高的期望；他是艺术家，超级敏感，“在中国是普遍现象，但他却不能接受”。

子娟也很矛盾，他们有些外国朋友，在北京开车比中国人还中国人。他们在陌生国度遭遇文化冲突，受到了伤害，然后就会没底线地放纵，这更危险。

拓笔也挨骂了。

拓笔偶尔回德国。一次，在街头开车右转时，他很自然地没有停顿打了方向盘，惊吓了一个远处要踏上人行道的行人。主路上飞驰而过的一辆车里，一个金发女郎冲他摔出一句话：“混蛋”。要知道，在德国，金发女郎常常是无能的代名词，特别是在技术领域中。

拓笔才意识到，按照德国的习惯，即使是右转，司机看到要过马路的行人，会主动停下来，举手示意“您请，我等你”。

（来源：《中国周刊》 焦东雨/文）

延伸报道

德式违章

德国人的严谨和恪守原则世界闻名，他们超喜欢规则，想要任何事情都有规可循，会事无巨细地设定条款，把一切事情都管起来。这一点在交通规则上可以得到充分地体现。

以系安全带为例，在德国不仅开车的要系安全带，坐车的也必须这么做，如果乘客不系安全带被查到，司机同样要受罚。要想开车把新生婴儿从医院里带回家去，车里则必须安装躺式的婴儿座椅，否则是你的孩子也带不走，而成人抱着婴儿坐车则被视为危险之举。

在德国想要骑自行车，也要经过培训和考试，严守一系列自行车交规，逆行是要被罚款的，酒后骑自行车则要面临高额的罚款，甚至会被吊销自行车驾照。

德国海德堡市警察菲比？海恩斯向记者介绍，绝大多数德国人都严守交通规则，仅仅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人，会有一些违章行为。这些违章行为包括：一边打电话一边开车、超速、酒后驾车和滥用后驾车。

菲比说，酒驾和滥用后驾车主要发生在周五和周六晚上以及周日早上。超速有交警专门监管。酒驾严重则会吊销驾照终生。对于夜间开远光灯，这在德国市区是被完全禁止的行为，如果驾驶者偶然忘了关，要么是被其他驾驶者闪灯提醒，要么就是被警察制止。边打电话边开车虽然是相对较小的违章，德国警察也不会放过，他们会在人多车多的地段守株待兔。

对于在中国常见的违章行为，如快速地跨车道并线、长时间占用快车道、插队加塞儿、不礼让行人、乱摁喇叭等，菲比说，这在德国几乎闻所未闻。

德国当然无法杜绝交通违章，可绝大多数人都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因此，德国就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高速公路不限速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