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四则 第11期

01 将房地产开发贷款与住房按揭贷款分开能降低风险

尽管国家从2003年6月份开始调控房地产行业，但从目前的金融统计数据看，房地产行业的贷款增长速度仍很难得到有效控制。

2004年年底，房地产贷款余额达到26306.3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同比增长22.8%。2005年第一季度房地产贷款余额达到27650.6亿元，余额同比增长25.7%，增幅比上年末又提高2.9个百分点。横向比较看，房地产贷款增长率继续高于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长率。研究表明，在所有的房地产贷款中，风险较大的是开发商贷款。统计显示，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房地产开发商贷款的平均不良率是10.5%，而住房抵押贷款的不良率平均只有1.5%。

银行为何愿意承受风险很高的房地产开发贷款？从调研中我们得知，其主要原因在于开发商将房地产开发贷款与房地产按揭贷款捆绑销售，他们利用住房抵押贷款作诱饵，让银行被动接受高风险的开发贷款条件。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重视住房按揭贷款和现行的银行监管制度密切相关。2004年之后，商业银行开始实施资本充足率管理，但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普遍达不到8%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各商业银行一边采取多种方式补充资本金，一边调整自己的业务结构，尽可能地增加低风险的业务份额。在此背景下，几乎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将住房抵押贷款业务作为重点，加快发展此项业务。

商业银行垂涎于住房抵押贷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利率市场化目前还不成熟。在利率市场化的情况下，住房按揭贷款的利率应该比其他贷款利率低。而我国的住房按揭贷款与公司贷款的利率基本相同，收益与风险脱节，使各商业银行纷纷加大了在住房抵押贷款这一业务领域的拓展力度，各银行间甚至出现了恶性竞争。这是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制度性原因。

如果将房地产开发贷款与住房按揭贷款强行分开，规定同一家银行不能做同一个项目的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开发商就失去了让银行放松贷款条件的筹码，银行就会提高对开发商贷款的审查力度和风险控制力度，房地产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将会大大降低。（摘自2005年第10期《资本市场》尹中立/文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02 “激励型财政政策”应被质疑

去年，广东省某县财政收入翻了差不多一番，按照广东省有关鼓励超额完成财政任务的规定，该县县委、县政府两套领导班子一共19人有资格分享200万元的重奖，人均10多万元（2005年9月21日《南方周末》）。

不管财政收入怎样翻番，奖励给县级领导班子成员的都是财政资金。财政资金的用途非常明确，那就是只能被用于公共事务，用来造福民众，现在这些资金中的一部分却进了领导干部的私人口袋，不能不令人对其合法性产生质疑。尽管这种做法有上级的政策作依据，但对财政资金用途的改变也必须经得立法机关的同意。

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由于超额完成财税任务可获重奖，领导班子成员在巨额奖金的诱惑下，或许会“一致同意”为一些滥罚款乱收费，低价出售、野蛮强征土地政策的出台大开绿灯，以损害群众利益为代价牟取他们的个人利益。（摘自2005年10月8日《中华工商时报》魏文彪/文）

03 质疑“重化工业优先论”

学界近日重提“发展重化工业”，焦点集中在两个：一是中国是否已进入重化工业阶段，二是中国应否大力发展重化工业。

关于头一个问题，政府早有定论。十多年前，中央就曾指出，中国产业结构的弊端，是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并重申要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这意味着，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就开始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可为什么到了今天，又有人说我们尚未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呢？

显然，判定标准是关键。德国的霍夫曼是工业化阶段划分的权威学者。1931年，他根据20多个国家的资料，对制造业中消费资料工业与生产资料工业的比例进行了研究，这个比例，后人称为“霍夫曼比例”。霍夫曼认为，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霍夫曼比例”是不断下降的，由此他把工业化分为四个阶段，“霍夫曼比例”小于1时，标志着进入重化工业阶段。

数据显示，今天中国的“霍夫曼比例”是小于1的。从改革开放初至1993年，我国重工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在50%左右。近8年来，我国重工业产值增速一直高于轻工业，重工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逐年提高，至2004年年底已达67.59%。

至于第二个问题，即应否继续优先发展重化工业，有个重要理论不能回避，即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主张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论者，依据的就是这个规律。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是列宁在《再论市场问题》中提出的。列宁的理由是，如果技术进步，单位劳力操纵机器的数量增多，资本有机构成(不变资本与工资的比例)上升，那么，发展最快的是生产机器的生产资料，其次才是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资料，而最慢的则是消费品的生产。

按照列宁的假定推导出的结论没有错。问题在于，技术进步，劳力是否一定会推动更多的机器？看看当今的IT产业，技术在日新月异，可一个编程员却并不需要配备更多台电脑。“假定”不对，得出的结论可信度也就不高。至少，在信息化时代到来之后，这个结论会受到更严峻的挑战。配第―克拉克定理也告诉我们，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后，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由此可见，工业领先增长，并不是恒久不变的铁律，每个国家国情不同，发展水平不同，不可一味套用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

中国当前的国情是，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劳动者技术装备需要大幅提升，作为生产资料的重化工业会有大的发展空间。我所担心的是，即便重化工业需要发展，但学界如此大动干戈，会不会鼓动各省市比着大上项目，诱发新一轮的投资冲动，再度导致产业结构失衡而出现难以收拾的后果。(摘自2005年9月26日《21世纪经济报道》王东京/文)

04 应谨慎对待“重化工业热”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认为，应谨慎对待“重化工业热”。中国经济近两年来加速重工业化，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了某个阶段，产业升级的自然结果，目前这一轮“重工业热”不符合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劳动力过剩，应当更关注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现在的情况却是，没有比较优势的重化工业得到政府和银行的支持，许多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却无法取得银行贷款。现阶段大力发展没有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果很可能是银行坏账大量增加。而资本密集型大企业容易取得贷款也说明，目前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不利于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中国需要更多的中小型银行给这些中小企业服务。

比较优势的前提就是要准确定位，但是如果政府想扶持一些在竞争市场中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则必定会有行政保护。其结果是所扶持的产业在扭曲价格和国家保护政策下建立起来，但缺乏竞争力；而受压抑的产业因为得不到足够的资本，也难以形成有效的竞争力，因而导致整个经济缺乏竞争力，综合国力的提高只能落空。

（摘自2005年9月26日《中国改革报》志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