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现象”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一些省（区）内出现了与省会并驾齐驱的城市，有的甚至GDP和其他经济指标还超过了省会。她们之间的联合与共享、取长与补短、竞争与挑剔，都在有意无意之间不断对比中产生。这样的两座城市在相互竞争、相互促进中，大有比、学、赶、帮、超之势，无论对城市建设，还是区域经济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双城现象”。

数据显示，我们国家现有660多座城市，主管部门预计在今后10年之内，中国的城市将至千座左右。随着经济的活跃和城市的建设，不断会有城市成为后起之秀，甚至后来居上超越目前行政地位更高的同省城市和同类城市。地域范畴的同宗同源、城市人口、规模、经济总量的接近，双城之间资金、人才、观念的频繁沟通与流动，交通的直达和快捷，都足以使双城之间的对比成为许多城市市民乐此不疲的谈资和大小传媒关注的话题。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一些省（区）内出现了与省会并驾齐驱的城市，有的甚至GDP和其他经济指标还超过了省会。她们之间的联合与共享、取长与补短、竞争与挑剔，都在有意无意之间不断对比中产生。这样的两座城市在相互竞争、相互促进中，大有比、学、赶、帮、超之势，无论对城市建设，还是区域经济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双城现象”。

笔者对“双城现象”粗略统计，从南到北涉及了13个省（区），结成了13个对子。她们是：南宁―柳州，广州―深圳，福州―厦门，南昌―赣州，杭州―宁波，南京―苏州，合肥―芜湖，济南―青岛，石家庄―唐山，呼和浩特―包头，沈阳―大连，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

在我国，省会（首府）无疑是各省（区）的龙头城市，在方方面面领先省内的其他城市。绝大多数省会城市也都是本省的最大城市，省内其他城市都在其后。

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例如：内蒙古的政治中心呼和浩特挑战经济中心包头市的地位，呼和浩特依靠自治区政府扶持发展，经济实力越来越接近包头。辽宁的大连作为东北惟一的大港口，挑战省会沈阳的经济霸主地位，良好的环境使大连的城市综合实力超过沈阳。山东的青岛与省会济南在经济上势均力敌，互不相让。青岛在山东省内抢夺济南的腹地，在济南大街上青岛啤酒曾经盖过了济南本城产的“趵突泉”啤酒……

双城之争与双城之比，已成为都市人们判断城市气质与城市魅力的习惯性切入点。不管怎么说，“双城现象”是好事。能够使城市知名度提升、城市文化与形象树立、城市个性与差异化发展和城市品牌经营。

那么，“双城现象”生成的原因何在呢？

兴办特区和沿海城市开放政策的扶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对外开放的战略设想中，兴办经济特区成为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崭新试验。

1979年1月，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利用外资的一个很好的时机，当即在这份来信摘报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

在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的同志在发言中明确提出了广东的设想和要求：要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在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后，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又带着这个意见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并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十分赞同这一设想。他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邓小平提出举办经济特区的建议后不久，党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责成广东、福建两省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实施方案，并让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他们具体研究，把此事抓紧抓好。

从1979年5月11日到6月5日，谷牧带领由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计委、外贸部、财政部、国家建委、物资部等部门同志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福建进行调查研究，与当地同志一道，分别就两省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规划设想进行调查和讨论。经过深入调查，认为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具有建立经济特区的诸多便利条件：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富；风景秀丽，对发展旅游业、住宅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位于东南沿海，港口良好，厦门有通商的基础，深圳、珠海毗邻港澳，对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扩展对外贸易，获取国际经济信息都非常便利；华侨之乡，对吸引华侨回国办企业、投资、支援祖国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广东、福建两省要把潜在的经济优势发挥出来，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改革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6月中下旬，中央、国务院就谷牧的汇报和两省的报告进行了讨论，于7月15日以中发（1979）50号文件批转了广东、福建的报告，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其主要内容包括：两省的财政和外汇实行定额包干；物资、商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适当利用市场调节；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权限；试办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汕头、厦门的设置问题。

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5月，中央在总结深圳、珠海两市试办特区的基础上，又明确提出，广东省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建设好，其次是珠海，汕头、厦门两个特区可以进行规划，作好准备，逐步实施。并进一步要求将深圳特区建成兼营工业、商业、农牧业、住宅、旅游等项事业的综合性的经济特区。

同年8月21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会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完成了设置特区的立法程序。条例宣布：为发展对外经济合作，特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327．5平方公里、6．7平方公里、1．67平方公里区域，设置经济特区。12月10日，国务院又正式批准成立厦门经济特区，面积为2．5平方公里。

1984年2月间，邓小平到深圳、珠海、厦门特区视察回京后，同几位领导人座谈，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以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根据这一意见，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联合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5月，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决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筹建海南省，实行比特区更“特”的政策。

开放14个沿海城市，实行了特区的一些特殊政策：一是实行优惠政策，二是享有较大的自。这样，就从北到南形成了我国全面对外开放的仅次于特区的第二个层次，成为加快经济建设的战略阵地，担负起支援和带动广大内地经济发展的重任，为现代化建设发挥先导作用。尤其是海南岛，实行开放并独立建省后，成为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试验场，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提供有益的经验。

从实际情况看，这些城市和海南岛，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主要是：第一，吸引了外资，创汇能力不断提高，引进先进技术，对老企业进行了改造。第二，加快了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在吸收先进技术，推广科学管理经验，传递经济信息，培养输送人才等方面，支援和带动了广大内地。第三，开展了各项配套改革。第四，有选择地建立了12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形成了多层次的开放格局。第五，海南实行更“特”政策以来，已初具吸引外资、人才的气候。

可以说，深圳、厦门就是在特区里成长起来的城市，大连、青岛、宁波、福州、广州的快速发展，都是受到了沿海城市开放政策的惠泽。

沿海、沿边、沿江、沿路造就的区位优势

这13个对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她们都占据了沿海、沿边、沿江、沿路优越的地理位置，这些地方是我国对外开放较早的地区。这种情况恰恰应合“经济增长极”理论。

“经济增长极”理论，最早于1955年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雷提出。其核心内容是经济增长不会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总是首先由少数区位条件优越的点发展成为经济增长极。增长极理论主要包括：1.增长极网络化，以城市化发展来推动人才分流、资本扩散、信息传播、科技推广，强调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辐射作用。2.点、轴、网开发互动，发展沿海、沿江、沿边、沿路经济带，以点、轴、线、网的互动来促进发展。3.面辐射扩散化，加快经济发展的梯度推进。按照经济梯度分布的实际和梯度推移的规律，扩大经济辐射，实现产业转移，充分发挥增长极的横向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4.超常思维，跨越式发展。随着科技的发展，交通条件和信息传递手段的改善，现代技术空间推移的速度和规模大大改变，跳跃式的发展和推移日益频繁。技术革命将会给落后的地区带来跨越式发展的机会，欠发达地区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

邓小平主张，在开放布局上，内部与外部，他更关注对外开放这块，认为对外开放更重要，主张先沿海后内陆，先南后北，先东后西，先局部试点后全方位开放，通过沿海特区、开放城市、开放区、开放地带到内陆城市和沿边、沿江、沿线全方位开放；在建设布局上，东部与西部，他更注重东部一块，主张地区间实行波浪式推进，特别关注经济特区、经济开放城市、开放地带经济发展和建设，认为一部分地区先发展，先富起来，使这些有条件的成片地区获得极为有利的发展空间和机遇，就可为全国发展取得经验，树立样板，带动和影响其他地区发展。这些都是邓小平对实现中国现代化长期深层次思考的结果。

从空间上看，由于我国疆域辽阔，各地区在工业基础、资源、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方面相差很大，明显表现出东、中、西三大经济带。因此，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国实施了先沿海后内陆梯次推进的战略部署：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沿边、省会中心开放城市―广大内陆。在这一战略部署中，不再像以前一样着力追求沿海与内地的平均发展，而是通过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努力发挥经济条件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势，让他们先发展起来，然后“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逐步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促使东、中、西部地区共同发展。

形成“双城”的城市，她们正是得益于东部沿海、沿边、沿江、沿路优越的地理位置。

工业发展的历史积淀

中国的近代工业也是对外开放的产物。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他们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他们在中国设立工厂,这便是中国近代工业之始。

例如唐山，是具有百年历史的全国重工业基地，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当时就是在中国被迫对外开放的形势下起步的。这里矿产资源丰富，工业历史悠久，是全国焦煤的主要产区和全国三大钢铁原料基地之一。中国的第一桶机制水泥、第一座成功的机械化矿井、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第一台蒸汽机车和第一件卫生陶瓷都是在这里诞生的。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唐山已成为全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形成了以煤炭、钢铁、电力、建材、机械、化工、陶瓷为主的支柱产业。

1953-1957年，新中国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前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156”个工业项目，使中国以能源、机械、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近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使这些获得项目投放的城市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包头、吉林、齐齐哈尔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例如，内蒙古的钢铁工业是建国就是后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国家“一五”时期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中，有5项在内蒙古，全都设在了包头。

1.包头钢铁公司，简称“包钢”。包钢从1954年筹建至1959年投产，使内蒙古成为全国三大钢铁基地之一。经过50余年发展，在全区相继建成了一批钢铁企业（包括矿山）已形成了从采矿、选矿、烧结、炼焦、炼铁、炼钢、开坯、轧材及相应辅助设施配套完整的工艺流程，已建成了从地探、设计、科研、施工、生产等门类齐全的钢铁工业体系，建成全国十大钢铁基地之一。

2.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第一机械厂）。

3.内蒙古第二机械制造总厂（内蒙古第二机械厂）。

4.包头第一热电厂。

5.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包头第二热电厂）。

设在吉林市的有：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特大型石化企业，国家一级企业。前身为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简称吉化)。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规模最大的、前苏联援建的化工项目,是以国家“一五”156项重点工程中的“三大化”(染料厂、化肥厂、电石厂)为标志的我国第一个大型化学工业基地，1954年开工建设，1957年投产。1998年，上划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1999年，按中油集团公司统一部署，吉化公司核心业务重组为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和吉化股份有限公司，非核心业务重组为吉化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是中国最大的ABS生产基地，也是中国重要的聚乙烯、乙二醇、乙丙橡胶、有机硅及苯类产品的主导生产商之一。吉化投产40多年来，已累计上缴利税200亿元，向全国输送各类人才近3万人，为中国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丰满发电厂也是国家“一五”156项重点工程。始建于1937年，1943年第一台机组发电。1951年丰江发电厂开始了大规模的改建和扩建工作，到1960年5月8台机组全部安装完毕。至此，丰满发电厂第一期工程结束，装机容量55.375万kW，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水利发电厂。

另外，吉林铁合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吉林铁合金厂），也是前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于1998年改制组建的大型国有独资企业。

设在齐齐哈尔市的有：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中国一重），位于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是我国“一五”期间由前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其前身为第一重型机器厂，始建于1954年， 1993年经国家批准以第一重型机器厂为核心企业组建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1995年实行国家计划单列，是中央直接管理的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之一。

另外，齐齐哈尔钢铁公司（北满特钢厂），该公司始建于五十年代，是前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

近代工业的发展和前苏联的援建的历史机遇，奠定了这些城市后来发展的基础。

市场经济的实行和发达地区的渗透拉动

赣州、芜湖这样的城市，他们既不沿边也不靠海，为什么能够发展成与省会“叫板”的城市，成为“双城”中的一极呢？因为他们敢于向相邻的发达省份开放。

先让我们看一看赣州的对外开放战略很有特色，鉴于其在地理区位上距离长三角、珠三角、闽南比较近的优势，他们提出了“对接长珠闽（长三角、珠三角、闽南三角区），建设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资金、技术梯度转移的承接基地、优良农产品的供应基地、劳动力输出基地，以及沿海休闲度假的后花园）”的发展战略。

紧紧围绕这个发展战略，打造与“长珠闽”等沿海发达地区的对接平台，努力构建沿海产业梯度转移和生产要素流动积聚的洼地这个根本点来开展工作，聚集各类人才，构建人才高地。一是要围绕打造对接平台，推进“农民知识化”工程和“公民职业化”工程，打造劳务输出品牌，培训更多的产业工人，满足企业用工需求，提升我市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二是要围绕打造对接平台，加大人才市场培育力度，加强与“长珠闽”地区人才市场的交流合作，实现资源远程共享，优势互补。三是要围绕打造对接平台，完善政策。要进一步创新人力资源开发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政策的拉动作用，推动体制机制的优势尽快转化为人力资源开发的优势。四是要围绕打造对接平台，进一步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激发人才干事创业热情，营造人尽其用、人尽其才的良好氛围。发挥赣州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的区位优势，抓住赣粤高速、京九铁路、井冈山机场的开通运营和105国道、319国道、赣江航道改造疏通加强了他们与发达地区的联系，发展壮大了自己。

芜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芜湖地处吴头楚尾，位于长江的中下游，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是安徽省的物资集散地和水陆交通枢纽，自古就为兵家、商家必争之地。

从历史上看，芜湖东向发展有着悠久的渊源。经济发展的区域指向是历史形成的，有经济规律、社会文化背景可循。安徽号称“吴头楚尾”，历史上与江苏同属江南省。明清时期徽商的崛起，更加快了芜湖与苏浙沪的经济联系。当年徽商正是利用新安江与青弋江水路运输的便利，活跃在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苏浙沪地区，创造了彪炳史册的辉煌业绩。新中国成立以来，芜湖与长三角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人际交往不断加强。计划经济时期，芜湖与长三角之间的物流、资金流，主要指向苏、浙、沪地区。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和要素流动的调节作用日益增强，芜湖与长三角地区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近年来芜湖招商引资的内资项目中，来自长三角的投资占70%以上；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内1/3企业和1/3投资来自苏浙沪，各县区工业园中有一半以上的投资来自长三角地区。回顾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出芜湖经济与长三角地区有着“水融”的联系，芜湖东向发展顺应了历史的延承，符合自然和经济规律。

从现状看，东向发展是芜湖实现快速崛起的现实选择。近年来，芜湖以提高城市通达性为目标，先后完成了芜湖长江大桥、芜杭高速、沿江高速公路、集装箱码头及滚装专用码头，规划建设芜雁、芜黄高速公路、芜申运河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为全面融入长三角打下了现实基础。经过多年的发展，芜湖已经打造了1个部级开发区、1个省级开发区、9个县区开发区的发展载体，形成了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对接平台。芜湖的汽车、电子电器、新材料、纺织服装、机械、船舶工业等，都在很高程度上融入了长三角产业体系或市场体系，正是这东向发展战略在客观上促进了芜湖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赣州也好，芜湖也罢，他们就是靠这些措施，在市场经济的实行和发达地区渗透拉动的背景下，使他们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

中国开放的力度日益加大，城市在大踏步地发展，“双城”演义正如火如荼进行着，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脚步加快，新的“双城现象”还在逐渐生成。譬如：太原―大同，郑州―洛阳，西安―宝鸡，拉萨―日喀则等，她们在互相挑战、取长补短、比拼式发展中跳跃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