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经济规律办事 按自然规律办事

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在城市化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

《中国城市经济》：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央政府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国务院总理及随行8个救灾工作小组以最快的速度赶赴灾区。在此后的抢险救灾过程中，我国政府的快速反应和有效组织有目共睹，也赢得了国际赞誉。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应急机制在经历了非典、洪灾、大冰雪等频发的灾害之后，已经完备与完善，并跨入国际领先水平行列呢？

金磊：一方面来看，这确实体现出中国应急机制运转越来越灵活、越来越有效。近年非典、洪灾以及暴雪等突发灾害频繁，中国积累了大量应急经验，并于2006年1月公布了《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2007年11月1日进一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今年5月1日则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确保机制化和透明化的抢险救灾应急体系。在地震领域，早前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1998）、《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1995）等。

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在灾害处理和应急管理上还不健全。总理第一次奔赴地震灾区，非常感人，令人敬佩。但执行力是需要落实在各个层面不同的人身上的，人的安全素质、人的安全责任心、人的安全投入做的够不够呢？我们在研究灾害本身及其影响的同时，必须要跳出震灾看城市安全，要站在城市高度去关注城乡发展中一切灾害风险所引发的问题，反思经验教训，否则就会重蹈覆辙。2005年11月26日江西九江发生地震，倒塌房屋1.8万间，损坏15万多间，那次教训告诉我们：农村民居不能再不设防了；而这次大地震农村民居大量倒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都表示要加强住房的安全建设。是建设部、地震局没有相关法律法规指导实施吗？不是，大致归纳一下，有40多个法规。问题是缺少执行力、缺少落实。

应该承认，与地震多发的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相比，中国大陆居民防震教育和意识还不够强，近年来地震多发生于西部人烟稀少地区，日益繁荣的人群密集区缺乏警惕。在日本每年有法定的“防灾日”，全国上下都会动员市民参与大规模的地震防灾演练，首相与全国200多万人投入到防灾演习中，针对如果东京等城市发生8.0级、甚至8.5级地震时该怎么办，让市民懂得如何应付突如其来的灾难，也提醒市民居安思危。这并不是说日本做得多么好，而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有差距。

《中国城市经济》：城镇化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趋势，那么在中国城市防灾减灾管理机制中，有没有针对具体城市或地域特点，譬如说，深圳与成都所面临的灾害的种类与发生概率就不一样，就该灾害出现的频率与强度在地域上采取相应的减灾方案呢？此外，城市应对这些灾害时，是采取单一灾种规划还是综合防灾体系协调运作呢？

金磊：早在2000年8月在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主持下，出版了《西部开发的警示――灾变防范・安全投资・决策指南》，分灾种、分省份，以城市化为研究重点，各省编写各省的问题，特别真实地梳理并分析了历史与今天发生在中国西部的灾情，对西部灾害区划及规律、西部城市化与小城镇减灾建设、国外开发欠发达地区的经验教训启示、西部开发综合减灾对策及政策建议等专题作了很好的归纳。应该说，近年来在西部大开发的倡导下，各界把着力点放在生态环境及沙尘暴的治理上，忽略了对西部固有重大自然灾害“国情”的分析与传播，不能不说使本来就难以预测的地震的危险性的防范增加了难度。

从综合灾情出发，西部除了严重的地震与地质灾害外，还有水资源安全、水旱灾害、气象灾害、沙漠化灾害、农林牧灾害、地方病与流行病灾害等。要看到，近年来西部大开发已热火朝天，但应更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综合抗灾能力的低下，任何开发建设项目都要按总体规划去做。要通过“5・12”四川汶川大震，提升西部城乡规划政策研究在防灾减灾认识上的“起点”，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在西部城市化建设及其开发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

对于第二个问题，以北京市规委的防灾规划为例，它本身就是一个综合减灾规划。2004年12月7日《北京城市防灾减灾综合规划研究》经过北京规划委员会评审，它作为一个“亮点”成为《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30年）修编中的重要成果，因此可供城乡综合减灾规划借鉴。所谓综合性原则是全面分析城市各灾种的综合作用所进行的灾害区划，其主要标志可视单一灾种的形成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它不是单一灾种区划的“再版”，更不是把各种灾害区划的简单地重叠，它是一种系统思想下的多灾种降临在城市层面上的一个整合。单一的灾害也会引发和衍生出各类次生灾害，这个规划就是要调动北京市的各个委、办、局综合防范，突破单一灾种防灾规划的局限性，着重解决城乡综合减灾的共性问题，用综合减灾规划协调联动，协调应急预案，协调综合减灾管理的体制、机制和法制建设等。当然，即使日本《灾害对策基本法》也不是要把所有可能发生的灾害的综合防范都包括进去，什么都可以防，而是把相关的主要部门集合到一起。没有一个国家是可以把任何发生的灾害及后果都能预见到的，所以也不必要成立数不清的各种应急指挥中心或指挥部，只要能够认真执行相关的防灾减灾法律法规，落实好应急预案就可以了。假如北京应对暴雨，就不仅仅是市政排水和河道管理部门的事情；气象局有没有及时地提供精确的信息，例如几点几分会在二环还是五环的局部形成强降水等等；交管部门也不能只是在电子指示牌上显示一成不变的几个字“雨天路滑，小心驾驶”，否则就有可能发生前方车辆不断驶入积水区域熄火堵塞整个交通的危险情况。

确立城乡安全发展的系统观，开展巨灾综合管理与技术对策研究

《中国城市经济》：这次汶川地震，感受非常深刻的一点就是，在抗震救灾的过程中始终强调“以人为本”，抢险阶段争分夺秒地抢救生命，那么在灾后重建工作中，又怎样具体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呢？

金磊：灾后重建不只是要给灾区人民一个遮风避雨的居所，它是要通过长远的规划和具体的建设，使灾区经济能健康正常运转，使中国经济和社会整体都能受益。这当中，遵循“安全发展”的原则，就是以人为本。它既是科学定律，也是这场劫难给人们的启示。

如果初步观测“5・12”汶川灾区建筑倒塌情况，至少发现如下特点：大量房屋位于山坡和河岸边，地震引起房屋地基失效（滑坡）是造成本次地震中房屋出现大量严重倒塌的原因之一，山区震害高于平原地区；砖混结构和砖（石）墙木架结构建筑居多，水泥砂浆勾缝砌筑，水泥砂浆强度低、粘结力差，导致墙体整体抗震能力低；钢筋混凝土结构中，多采用强梁弱柱、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但柱体尺寸小，填充墙砌缝砂浆强度低，墙体难以与梁柱共同工作，它极易造成倾覆式坍塌破坏；由于底层抗震性能差，从而导致整个建筑坍塌；无论是何种结构建筑，普遍存在基础浅、基础与柱体连接弱或无连接的不安全形式，这是导致严重坍塌的主因之一。

众所周知，地震造成的最大危害，莫过于房屋倒塌带来的人员伤亡。因此，减少了房屋倒塌，也就等于减少地震的损失。重建后的房子一定要抗震，这并不意味着都要把房子盖的像碉堡一样，八级地震，烈度11度都不怕，这也是不现实的。即使房子倒塌了，也可以尽可能不砸死人。在地震面前，我们绝对不是无能为力的。只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趋利避害，完全可以将地震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在这一方面，是有经验可借鉴的。

新疆是国内知名的地震多发区。南疆有些地州，几乎年年发生地震灾害。2003年发生在巴楚县的“2・24”地震：那场震级6.8级的浅源地震，曾使许多村落顷刻间夷为平地。灾难促使建筑专家们发现，南疆维吾尔族传统民居中有一种“木全梁”建筑，具有惊人的抗震效果。这种建筑，并不复杂：四壁由木料相互咬合在一起，然后房梁再与四壁咬合在一起，如此，整个建筑就成了一个相互支撑的整体，遇到强震，顶多是墙皮脱落，很难将整个房子震塌。建筑专家们将这种传统建筑技术与现代建筑技术相结合，在地震多发区推出了“抗震安居房”。这种房子，造价不高，却安全实用：今年3月21日，和田地区的策勒县发生7.3级地震，其他结构的民居损坏达21100间，而政府建设的67177户“抗震安居房”，无一间出现问题……

地震工程专家陈永祁曾指出，结构保护系统，是国际地震工程界借鉴机械、宇航等行业的经验，将其成熟的研究成果、设备和理论引入抗震工程后提出的新概念，它会给传统地震工程带来强大活力。经过十几年的淘汰发展，液体粘滞阻尼器耗能技术、基础隔震技术、金属屈曲约束支撑成为国外应用发展公认的成功技术与产品，但中国城市化建设太快，对这一系列技术手段来不及消化，不仅市场混乱，还不负责任，不顾也不问效果，甚至有弄虚作假的事发生。

《中国城市经济》：唐山大地震之后重建的基本思路就是要提高住宅的防震性。但是，这次汶川地震后发现，只关注建筑物整体结构的抗震性能是不够的，还要理解城市化过程中的地质结构，如活断层分布。有观点认为，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对地理的全方面考察是异常重要的，可以利用行政手段来改变区域规划，使之适合地质学意义上的城市化发展，而不能一味依赖历史、市场以及产业集群所形成的城市群地理发展路径。也有观点认为，地震是极小概率事件，考虑上述因素进行城市规划不仅不经济，更不现实。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金磊：第一个观点是，仅以地震为例，四川汶川一带是构造活动极为强烈的地区，由于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中国东部向西部推挤的联合作用，使西部地区有呈一定方向的多条活动断裂带。西部地区的地震大多位于地下30-40公里处，对地表及建筑物造成较大破坏；地震活动周期短，20世纪历经百年西部共发生7级以上大震27次，其中震中在四川的有五次之多。研究表明：以东经107．5°为界，我国大陆西部的地震活动频次与东部比例为6.7∶1，地震释放能量之比高达25∶1。据国家地震局研究报告预测，未来50年西部地区南北地震带活跃，地震遵循西密东疏、西强东弱的规律，西部城市地震灾害会加剧。所以，能否利用这次重建的机会进行整体迁移呢？重新进行新城规划，旧址可以作为纪念遗址，这种做法初期投资大，但是一种一劳永逸的办法。

强调城乡巨灾的综合技术对策研究要汲取并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日本作为多震国度，其经验之处在于将防止巨灾与城市化战略非常充分地联系在一起。日本在其早期的城市化防灾进程中，也是将重点置于建筑本身上，大量惨痛的教训让他们痛悟到研究防灾技术十分重要但必须透彻了解城市化建设中地质结构不能有“硬伤”（地震和活断层分布），这就要求城乡安全减灾科技工作者要从城市的地理、历史、地质构造等综合要素出发，研究真正适宜城市安全的建设项目选址，这是站在系统观上看城乡安全发展的崭新技术与管理新理念。

另一个观点是，没有什么事不能用安全来解决，把所有房屋都建得倒塌不了，是不现实的，但哪些建筑是必须不能倒塌的呢？从立足中国城乡安全减灾建设的高度出发，我们有决心为灾区设计“震不倒”的中小学，“震不倒”的医院，“震不倒”的抗震救灾指挥所！特殊场所要特殊考虑。

2008年10月8日是“国际减灾日”，联合国早在2008年3月便确定了“防灾减灾重点在医院及弱势群体”的主题。但从目前灾区反馈的受损严重的情况看，中小学及医院的建筑尤其明显。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执行主任强调，医疗体系受损会再次造成毁灭性灾难。2004年12月，印度洋海啸冲垮了印尼整个国家医疗系统，影响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建造一所安全的和不安全的医院，在投资上没有很大区别，但直接导致的生与死的社会结果却完全不同。为此联合国要求：第一，确保医疗设施的抗灾能力，保护病人和医务人员的生命；第二，在突发事件中和灾难后最需要的时候，确保医疗设施和服务能够持续有效地工作；第三，提高医务人员及相关机构的抗风险能力，包括应急管理能力等。

这里不追问为什么四川汶川大震中学校及医院损毁严重，而特别希望从四川每个灾区的校园或医院开始：中小学（含托幼）、医院等建设项目要成为该城乡的“特别保护区”，其硬件设施建设要真正落实“安全第一”的原则，其具体措施是必须保证国家甲级设计施工单位去完成，绝不可因资金短缺压价而放任不管，在此基础上还要重审相关设计标准的安全项目，最大限度地落实联合国“国际减灾日”的目标要求。

《中国城市经济》：我们国家已经颁布的《国家防震减灾规划（2006-2020年）》的规划期为2006-2020年，以“十一五”期间为重点，其中就我国防震减灾现状及面临的形势指出：“改变广大农村不设防，地震成灾率高，人员伤亡严重的现状，为城乡提供无差别公共服务；保障长江中上游、黄河上游及西南地区大型水电工程的地震安全”，而这次地震的发生，可以说是规划没有赶上变化。那么，今后如何尽快地实现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建设呢？

金磊：中国超过80％的5级以上地震发生在农村，由于经济的制约，长期以来广大农村民居基本不设防。2006年6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农村民居防震保安工作令，印发了《关于实施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意见的通知》。截止到2006年底，已有23个省（市）组织了该工程，20个省（区、市）编制了农居地震安全工程的设计图集。但四川汶川大震所暴露出的数十万间倒塌房屋看，平安农居极不乐观。从防止余震及次生灾害入手，必须加快对受损各类建筑的风险评估，这不仅是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的要求，更是恢复重建工作的基础支持。民政部在《灾区民房恢复重建管理工作规范》中要求，依据统筹规划、科学指导、协调发展的原则，切实指导灾区恢复重建工作。按现有情况看，住房与城乡建设部要依据其在规划、设计、施工、管理上的综合优势，在“大安全观”的指导下，积极主动参与到城乡建筑受灾风险的评估中，不仅为救灾，更为大力推进的城乡防灾减灾综合规划奠定技术与数据基础。

从“5・12”大震的考验看，暴露出我国城乡防灾规划上的漏洞。为此我建议：

其一，借“5・12”大震，应最大限度地要求各省（市）在原有城市总体规划基础上，编研城乡综合减灾规划，其中一定要包括农村新农村与新农村建设的防灾对策；

其二，借“5・12”大震垮塌的绝大多数是民房的事例，启动我国农村住宅设防实施对策研究等项目，从多维的经济性、从农村应急管理的迫切性、从农村生命线系统建设的欠完备性，建立“平安农村”的模式，切不可因为资金不落实，再让农村不设防局面延续下去。

“安全奥运”观与国民安全文化教育

《中国城市经济》：“9・11”事件之后，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社会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也包括改组政府机构，组建了一个新的综合防范对策管理体系国土安全部。请问我国有没有这样的保障体系，仅以北京奥运而言，即使是临时设立的综合防灾减灾体系呢？

金磊：通过灾难的教训，必须要联系实际，那就是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在即，2010年上海世博会建设正进入关键时期，正确的态度是要从错综复杂的发展中找到对我们有用的要素，发现我们自身安全建设中的弱项，必须极大地关注并把握城市安全的总体状况，必须从城市客观存在的事故灾害风险的高度会看待城市备灾的种种能力，尤其要从整个城市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体系建设上去考察并评估城市公众及中外宾客的安全文化自护能力的素质。

安全奥运建设尽管已很完善，但仍要临深履薄。2003年6月，我特别建议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中一定要补上综合减灾立法这一项目，然而此后，一直没有具体的立法出台。之所以在北京防灾减灾及应对危机事件上特别强调综合减灾立法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从形式上构筑起法制的“防火墙”，而在于从实践上有着迫切需求，它是北京作为首都这样一个特殊城市所决定的。如何使“安全奥运”观落到实处，如何使北京潜在的自然与人为灾害化解为最低，如何提高北京市民的防灾应急救助能力，如何从根本上构筑起北京的安全屏障，这些都不是某一个单项法规可以解决的。可以设想，北京虽然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制定实施细则，其内容再细，也有必要在奥运之前就出台具有自身特点的城市综合减灾和公共危机管理法规。现在北京市针对奥运有70多条相关法规，甚至具体涵盖到街道环境卫生方面的法规，但唯独没有应对重大“灾事”发生的法规。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法律来支持保障“安全奥运”呢？

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市情”，什么市情呢，就是固有灾害的背景：北京地处我国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季风气候带，有较重的旱、涝、风、雪、雾、雷等气候灾害；北京地处华北地震带北翼，受河北、山西地震带“静中总动”危险之包围，近3800年的统计，北京处在6大地震带包围之中，发生过5级以上的地震80次，其中7级以上大震6次；北京城市灾害种类随城市的发展而变迁，可能出现的灾害状态比城市化进程中固有的灾害更复杂、层面更多。

我们按经济规律办事，更要按自然规律办事。针对北京的特点，专家认为在奥运会期间出现的灾害状态主要包括自然灾害、人为灾害、社会事件以及公共卫生安全四大类。现在由于恐怖袭击的威胁暴露较多，大家都意识到恐怖袭击是一个必须要遏制的问题。但是我认为现在有些偏颇，过于注重恐怖袭击，未按照公共危机的四大灾种展开，仅仅局限于奥运安保建设上。城市现代化及北京城市综合减灾研究表明，考虑2008年奥运会的建设及一流奥运会召开的安全目标值，应特别关注的灾害类型是：极端气象灾害、生命线系统事故、高技术事故、地下空间场所的致灾隐患、恐怖袭击与社会灾害。

《中国城市经济》：在四川地震灾后的恢复重建工作中，国家非常重视人的心灵建设和安全文化教育。对此，您怎么看待？

金磊：谈到安全文化的基本问题对文化的领会，从汶川地震之后再次认识“什么是文化”，我的感觉是，经受了这样一次磨难洗礼后的升华。如果说重建是“改善体质”，那么安全文化的建立就是“改善品质”。对于人类来说，不一定五体健全就是幸福，还需要内心的充实。我们必须加强国民安全文化教育，不仅是老百姓的素质，也包括公务员的素质。“安全知识＋安全自护技能”是老百姓应该掌握的；“安全意识＋安全技能＋安全责任心”是公务员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

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美国不仅强化国民的防灾自护文化教育，在学历及学科中也突出城市防灾工程学科的建设。据统计，国外可至少有百余所院校开设工程防灾减灾专业，因此城市防灾规划设计是能够落到实处的，在国外能见到许多内容详实的城市防灾减灾规划设计图纸，相对中国，我们尚属“空白”。我建议要在注册制管理中补防灾减灾的继续教育课程，更要有针对性的充实各类注册制课程的防灾减灾强化教育的内容。

由于近年来疏散避难场所的推进与普及，国家现有以唐山地震为代表的一批纪念馆，城市各类防灾公园也大批涌现，但现在缺少的是供专业人员学习并掌握各类防灾知识的“学习馆”，因此建议研究并筹建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管的“国家防灾抗灾技术学习馆”，并赋予它相应的学习、培训、演练等职能，相信它对推进中国建设系统防灾减灾技术水平及事业的提高会有极大的促进。

大地震给今人的顿悟是如何高举“科学减灾”的旗帜，客观地对灾情发生完成一个从预报、预警、防范、救援、抢险、恢复全寿命过程的分析；大地震使我们深感，人是渺小的，但在与灾害的抗争中，人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能有所为。在这场较量中，人性如建筑一般经历了破碎与再组合。灾害虽可抹掉一切城市的痕迹，但人类及其人性的力量最终会获得对防震抗灾有科学理性的全新认知。国家已将5月19日―21日定为全国哀悼日，这是全民自觉接受防灾减灾教育的好时机，要抓住机遇，因势利导，提高国民安全文化素质，也是汶川地震之后全民族的最大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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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绵阳九洲体育馆安全设计经验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造成了周边县（市）的大灾，绵阳市房屋毁坏严重，位于绵阳南部的绵阳九洲体育馆成为绵阳市及周边灾民的避难场所，连续收纳来自灾区的数万人次的灾民。在受灾严重的绵阳，该建筑不仅以其宏伟而夺目，更因其坚固而倍受灾民的信赖。总理亲自来到九洲体育馆看望灾民，称该馆的设计为国家抗震救灾做出了贡献。

该项目是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第二设计所完成的项目，建筑总面积2.4万平方米，6000个固定座位。2003年11月开始初步设计，2004年5月施工，2005年10月竣工，项目建成后受到西南地区的一致好评，被称作“西南第一馆”，同时成功地承办了世界第13届拳击锦标赛，该项目曾获全国优秀结构设计二等奖。

城市公共建筑除满足必要的功能外，安全防灾是建筑本身必须考虑的，为此该项目的建筑师除在设计中使绵阳九洲体育馆成为一个坚固的避难场所外，还同时规划设计了建筑的大面积广场，使公众在面对不测有了较广阔的避难疏散空间。该项目最重要的是结构安全设计。考虑到体育馆是人员聚集场所，是绵阳重要的公共建筑，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多位结构总工程师当年在院技委会上一致认为，该地区虽在设计上是6度设防地区，但在构造上要保障安全度，为此做出了构造按7度设计的重要决定；此外，该项目屋盖为斜置柱面形，平面由圆弧线拟合成树叶状，其长轴为165m，短轴为105m，属目前国内最大拱形体育馆。主要受力结构为四榀落地的倾斜巨型格构拱架，拱架间山平面桁架联系，平面桁架间设置支撑桁架和支撑杆件，结构形成一空间体系，为增加安全度特在边跨中间结合机电设备竖井增加了节点，从而提高了建筑整体抗震能力。

该项目在大震中不倒且为绵阳市防灾减灾的关键时刻发挥着作用，不仅是建筑设计行业的光荣，也为世界抗震界留下的一个可供研究推荐的范例。

近几十年来，我国经历了邢台地震（1966年）、海城地震（1975年）、唐山大地震（1976年）、四川汶川大震（2008年）、台湾大地震（1999年）等；世界也经历了日本阪神大地震（1995年）、印度洋大地震海啸（2004年）等，确实在建筑物抗震上有一系列经验和教训，它们对提高建筑师、结构工程师隔震减震水平十分重要。

（1）由于地震预测的局限性，城市各类建筑结构的抗震设计，不应仅仅局限在满足“设防烈度”的要求上，而要着重去考虑防御突发性超烈度大地震的要求；

（2）城市建筑物的大量破坏及倒塌，城市生命线系统的破坏多数是山房屋倒塌引发的，所以提高城市建筑结构的抗震安全性是减轻地震灾害的主要对策，这是特别要强调对机电工程师系统可靠性设计的要求和规定；

（3）采用先进的隔震减灾震技术，是确保安全房屋的标志。为减轻地震震害，人们至今习惯于采用传统抗震方法即增加房屋刚度、增大构件断面或配筋。而由于地震能量极大，“硬抗”地震的传统地震方法有时效果会不佳，因为房屋刚度越大，地震作用越大，恶性循环。而新的隔震减震技术，是在结构物底部与基础面之间设置柔性隔震装置，形成柔性隔震层，地震发生时，结构在隔震层上柔性水平滑动，房屋也如同浮在柔性层上，地面震动被隔开，有效地降低了结构的地震反应。1994年9月16日，台湾海峡发生里氏7.3级地震，汕头各类传统房屋激烈晃动，造成逃难中143人伤亡，而于1993年建成的隔震房屋中的人却毫无震感，听到外面喧闹声后，才知道地震了，这是明显的减震效果。研究表明，隔震结构加速度反应只相当于传统结构加速度的1／4～1／12，即安全度提高了4～12倍，其一次投资在6～7度区仅增加房屋造价3％～5％，8度区却可节省5％～10％，9度区可节省15％～20％。

（4）用建筑工程设计的本质安全性确保抗震设计的安全度。在2006年8月全国建筑物加固改造学术会议上，有关领导指出：到目前为止的统计，我国已有建筑物的总量（包括城镇房屋建筑、工业建筑等）约400多亿平方米。专家估计，约有30％～50％的建筑物出现安全性失效或功能退化期。可见，加强对建筑工程本身的安全性控制，将从根本上保障该项目面对大地震不测的抗震设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