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影印的体例革新与定位变化

摘 要 近年刊行的古籍影印本在体例、定位方面皆较过去有所改变，其体例革新包括影印排印合璧、添加新式标点、不同版本合刊等方式，而古籍数字化资源的快速发展则促使纸质影印本的定位渐趋于读本化或精确化，以期继续保持其生存空间。为更好地体现这些变化的内容与实质，古籍影印本的定义亦应作针对性的修改及补充。

关键词 古籍影印 体例 数字化资源

分类号 G255.1

DOI 10.16810/ki.1672-514x.2016.01.018

Style Innovation and Orientation Change of Photocopied Ancient Books

Jiang Pengxiang

Abstract There are some meaningful changes in style and orientation of photocopied ancient books. Style innovation includes the combination of photocopy and typography， adding new punctuation， comparing different edition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resources forced photocopied ancient books to change their orientation， which means easier to read or more accurate， to maintain their living space. The definition also needs to be modified if we want to show these changes.

Keywords Photocopied ancient books. Style. Digital resource.

古籍的整理出版主要可分为排印与影印两种形式。影印本一词，《文献学辞典》释为“采用照相影印办法复制的书籍”[1]896，《古籍影印释例》释为“采用按原本照相或电脑扫描制版复印的方法出版的古籍”[2]101，两种释义都有一定道理，但在今天看来，似仍不够准确。笔者以为，严格意义上的影印本，应该是指通过照相、扫描等技术手段获取底本原书的全文书影，采用以图集为主的形式，制版批量印行的古籍复制品。此定义体现了影印本的几个重要特征。一是强调影印本须用底本原书的全文书影，是因为既有只收录一叶或数叶书影样张的版本图录，也有仅以插图形式附载某书部分书影的古籍整理本或论著，这些自然不应归入影印本的范畴。二是强调直接得自底本原书，则因为现在还存在古籍影印本的二次甚至更多次的衍生印本。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以周勋初从日本带回的复印本为主体内容，取其与源自原书的京都大学文学部影印本比对，虽内容相同，而底本面貌的细节特征已丧失殆尽;又如《四部丛刊》本为影印本，上海书店1997年出版的《十三经》，复据《四部丛刊》初编初印本影印，并割去版心重加拼合，此类复印本、影印本的翻印本亦应排除在严格意义上的影印本之外。至于新近出版的《明版闽刻十三经注疏》《后知不足斋丛书》等书，皆取互联网上传播的书影资源印成，又隐没其来历，更是自郐而下了。

以图集为主与制版批量印行对影印本而言原属应有之义，不必刻意拈出，然而近年来影印事业的发展已明显突破传统出版的旧辙，呈现出许多有趣的变化。笔者所以不嫌辞费，正是为了照应影印本中的这些革新之举，使其能够较为准确合理地被纳入现有的影印本理论范畴，下面就从定义的这两个特点入手，尝试对古籍影印的体例革新与定位变化问题展开探讨。

1 古籍影印的体例革新

1.1 排印本与影印本之对比

古籍之排印本，或标点简繁不一，简者仅用圆点作最基本的句读，如民国时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周易集解》，繁者除《古籍标点释例》[2]25所列十三种符号外，还有模拟古代圈点标识者，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杜诗镜铨》;或版式迥异，有横排者，有竖排者，亦有模仿刻本的板框栏线，将新排文字填入其中者，如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的《经典释文汇校》黄延祖重辑本;或点校体例有别，如校勘模式即有底本式与定本式之分。然而无论形制如何变化，其本质是一定的，即在排版系统中被识别为字符的集合，故其字体可批量变换，其字序、版式皆可简单快捷地进行调整。

影印本则不然。尽管对读者来说，其内容识读的结果与排印本可能相近或相同，但在排版系统中，影印本是被识别为图像的集合，故其内容处理亦需遵循图像处理的规则，二者本质上的差异决定了修改影印本内容的繁难程度要远远超过修改排印本。与排印本相比，影印本所以更忠实地保存底本原貌（这也意味着其文本更可靠），主观上当然是因为刊行者传古留真的意愿――不想改，但影印本的图像属性无疑也是重要的客观因素之一――不便改。

1.2 影印本体例之发展

影印本的“存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事实上，从民国迄今，影印本在编辑过程中进行后期加工的现象一直十分普遍。其早期加工以描润为主，张元济《记影印描润始末》中称“至于旧刻，版多\损，甚者文字几不可辨，墨渖旁溢，瘢垢盈纸，若不葺治，恐难卒读”[3]1258，陆费逵《校印四部备要缘起》亦云“照相影印，更难清晰”[4]502，可见当时的加工主要是由于影印技术的落后而被迫为之，意在满足阅读的基本需要。后来研究者开始尝试主动围绕影印本的内容做一些学术性加工，许逸民《古籍影印出版的规范问题》[2]279曾将之归纳为六类工作，其直接体现于正文者即施以旧式句读或新式标点，但真正添加新式标点的影印本极为少见，绝大多数只是施以旧式句读，如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的《四库全书总目》、1977年影印的胡刻本《文选》。影印本以底本书影为核心，在此大前提的限制下，可供编辑者施展才智的余地颇为有限，然而近年来在影印本的体例方面却出现了三类值得关注的革新。

1.2.1 影印、排印之合璧

影印本之优点在于可靠，排印本之优点在于易读。正如井上泰山《三国志通俗演义史传・中国大陆版序》所言：“由于（底本）发行以来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原本损伤比较严重，甚至存在很难辨认或者根本不能辨认的文字。如果只影印原来的版本，很可能会使一般读者敬而远之。”[5]3所以将底本书影与录文合刊，无疑是两全其美的方案（通过适当的缩印可以将此种方案造成的成本上升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邻苏园藏书目录》前半部分为原书图版，后半部分为原书录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史传》则在一页之中上印书影，下印录文，都可算作合璧的成功案例。

合璧还意味着对影印的内容具有更广阔的后期加工的空间，如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的《日本奈良兴福寺藏两种古抄本研究――附<讲周易疏论家义记><经典释文>残卷书影》，首先影印两种抄本的全文书影，然后分残卷综述、残卷释文、残卷校定稿三部分展开研究。这显然大大突破了传统影印本的藩篱，有助于加深对底本的认识，其弊端则是排印的篇幅甚至超过了影印者，有喧宾夺主之嫌（该书书名已将书影部分列为附属的小标题），于是如何把握好影印内容与排印内容的比例，又成为新的问题，笔者所以强调影印本仍应以图集为主，正是基于此种考虑。

1.2.2 新式标点与校勘记

过去有学者认为在影印书影中添加新式标点“刺眼”而“不足取”[6]50，但随着古籍文意分析的日趋细密，即使是影印本，也有用更为复杂精确的新式标点取代旧式句读符号的必要。校勘记同样是古籍整理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嘉庆年间阮元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疏》时就拟定了在正文行间刻圆圈来标识校勘记对应位置的体例，所谓“阮本最于学者有益，凡有关校勘处旁有一圈，依圈检之，精妙全在于此”[7]1，但从检索的角度来说，这种统一的圆圈仍然不便识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影印出版的《玉台新咏汇校》在这一方面做了积极的创新尝试，除序文、后记、篇目索引等传统附属工作外，该书既在正文行间嵌入逗号、句号、分号、冒号、问号等新式标点，又在正文出校处添加了代表卷末所附校勘记序号的汉文数字。因其校勘记皆排印而成，理论上说亦可归入影印、排印合璧的范畴，但该书体例方面的亮点在于正文行间的新式标点和校勘记序号，故单独提出，作为第二类革新的代表。

由于内容及体例的限制，古籍标点中常用的引号、书名号、专名号等符号并未出现在《玉台新咏汇校》中，但该书已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证明新式标点及校勘记符号能够较为和谐地融入影印书影中。沿此方向继续努力下去，可望造就名为“影印点校本”的新门类，其意义也绝不仅仅是便于初学而已。

1.2.3 不同版本之合刊

将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合刊在一起的做法，之前似乎仅见于书法碑帖，如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王羲之兰亭序唐摹本三种》就是将《兰亭序》的虞世南、褚遂良和冯承素三种摹本影印为一册，但其目的仍在于艺术鉴赏，并非主动发掘其版本比对的价值。乔秀岩开始认识到不同版本合刊的学术意义，由其担任特约编辑的《毛诗正义》影印本以南宋刊单疏本为主体，后附四种《毛诗正义》古钞本残卷，是为较早的国内出版的不同版本合刊者（但由于古钞本残存无几，其可与宋刊本比对的范围仍较狭窄）。其编辑的另一部经部要籍《礼记正义》则更进一步，取该书的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刻八行本初印本与潘氏宝礼堂旧藏宋刻八行本后印本合刊，且改进体例，一页之中分上下两栏，上栏影印足利本之一叶，下栏影印潘本之一叶，二者文本内容相应，又同处一页，渊源异同，开卷了然，极大地方便了经学文献研究。这种模式是目前影印本体例革新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种。

2 古籍影印的定位变化

2.1 摆脱传统出版的惯例制约

古籍影印是一项学术性较强的文化传播工作，通常由相关的专业出版社完成，所以过去习惯将“影印”与“出版”连读，凡影印本皆默认为出版物。尽管早在1932年陆费逵写《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时就已指出两类概念糅合的不合理[4]415-416，但这种状况仍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最近几年才因为三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开始改变。

（1）资源门槛的降低。古籍影印所需资源主要分为书影与印刷两部分。书影方面，随着馆藏内容数字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借阅条件的改善，获取古籍书影，尤其是个人获取古籍书影，比过去方便了不少。印刷方面，由于市场竞争、技术改良等原因，一般的印务公司已经可以在维持合理报价的基础上将胶版印刷的起印数下压至50，这与正规出版物至少数百的印数相比，显然要灵活得多。

（2）新兴技术的推动。与过去摄制胶卷、复印等方法不同，现在采集古籍书影主要使用扫描和数码拍摄两种手段，所获数据皆可直接导入电脑，用Photoshop、Corel DRAW等软件进行后期处理。其中大部分工作可以批量进行，效率较高，且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专业机构的限制，个人经过简单学习后即可独立完成古籍书影的处理、排版工作。

（3）民间力量的介入。民间力量的介入对古籍影印行业影响亦不容小觑。其介入方式可分为两种：一为组建民间团队完成具体的影印事宜，但要与出版社合作，藉其渠道出版发行，如传古楼之于浙江大学出版社，古椿阁之于凤凰出版社;一为借助社交网络联系同好，公开成本，以非盈利的模式募集资金，然后向图书馆购买底本书影并获得复制授权，经处理后少量影印，再内部分配给参与筹资者，如重庆的师顾堂。

上述改变意味着古籍影印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传统出版的惯例制约，专业出版机构之外的群体在古籍影印的选目、凡例、形制等问题上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从互联网上下载一部古籍的全文书影，将其打印出来装订成册，尽管它与常规意义的古籍影印本之间存在极大的区别，但从本质上说，似也可归属于广义的影印本概念中。然而就目前而言，我们在探索古籍影印行业的发展前景时，还不宜将这种极端的例子也纳入讨论范围，因为它的制作几乎完全取决于个人意愿，不受通行的古籍影印规则制约，不能成为学界交流的基础，所以至少现在影印本的定义中仍有必要强调“制版批量印行”这一点，以便与个人随意制作的打印本区分开来。

2.2 影印本“读本”化倾向

上述这个极端例子的另一层意义提醒我们重新思考影印本的定位问题。为什么在出版行业已经取得如此丰硕的古籍影印成果的今天，仍然会不断出现各种体例、面目、学术质量都较传统影印本变化颇大的新印本？古籍影印应向何种方向发展才能满足新的时代需求？

自民国以来，古籍影印几乎覆盖了中国古典学的所有领域。经过近百年的出版积累，合大型丛书与零本单行者计之，种类无虑数万，究其刊行目的，则不外乎两点：一是复制文物性善本，一是快速传播古籍内容（因其出版效率高于重新排印）。现在回顾影印成果，虽然还不能妄言“书印完了”之类的大话，但至少可以说中国古籍中绝大部分学术价值较高、影响较大的品种基本都影印过了，这就意味着过去古籍影印的两个主要目的――复制善本与快速传播已不再是当务之急，影印本不好读、不好用的问题反而上升成为新的主要矛盾。

古籍影印，其初皆每面印底本半叶，影印本字体大小与原书相当或略小（前者如同文书局石印之清武英殿聚珍本《古今图书集成》，后者如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印本），后为控制成本、便于插架而兴起缩印之风，或割去版心重新拼合，或分多栏拼版缩印。今日常见的四拼一缩印本（每面分上下两栏，缩印原书的四个半叶），其字体、行距已大大小于原书，天头地脚更是狭窄，不仅不便于圈读批校，遇到底本漫漶处，就连辨识文字也成了问题，至于九拼一（如世界书局缩印之《十三经注疏》）、十六拼一（如浙江古籍出版社缩印之百衲本《宋史》）的本子对常人来说则几乎无肉眼通读之可能。

近十年以来，无论是民间自印还是正式出版的新影印本，都越来越多地采用单面影印的形制，渐有压倒缩印、占据主流的趋势。如果说过去的拼版缩印本是受限于当时的物质条件不得不有所折衷的选择，那么现在的单面影印本则可视为出版环境改善后回归阅读本原的一种反动，其意义不仅在于满足正常阅读的需要，更在于能够为影印本的后期处理提供空间，上文所举的体例革新的例子中大半都是单面影印，即为明证。尽管拼版缩印本以其便于快速浏览、比对的特点，在特定的范围内仍将继续存在，但影印本的“读本”化，无疑已成为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

3 古籍影印面临的挑战

3.1 信息数字化所造成的冲击

信息数字化是古籍影印行业面临的另一项严峻挑战，其所造成的直接冲击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大量古籍的数字化书影在互联网上传播。其中有海内外公立收藏机构的藏本书影，如欧洲之法国国家图书馆、美国之哈佛大学图书馆、日本之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中国之天一阁;有各类古籍数字化项目成果，如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ADAL）、超星图书;也有民间组织或个人自发扫描上传者，多汇聚于国学数典、书格等网站。积累至今，其数据总量已上升至以TB为单位，超过了任何一家公立机构的纸本古籍收藏总和，制作水准亦进步极大，从最初的二值图像（仅黑白二色）到后来的灰度图像（可以呈现墨色深浅变化），再到dpi300以上的全彩扫描并配以标准尺、色调板等参照物，阅读体验甚至优于大多数传统的纸质影印本。

二是各类专题古籍数据库的开发。其应用范围包括单机版，如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四部丛刊》电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公司开发的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可以在经授权的本地个人电脑上运行全部功能;局域网版，如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开发的《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国方志库》，需在经授权的局域网内使用;公网版，如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发的《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可供互联网用户免费使用。目前以局域网版为主流，大多可以实现多逻辑的全文检索，并提供指定位置的底本书影供覆核之用。

3.2 古籍文献数字化存在的不足

数字化全文书影的易于获取，直接降低了读者购买纸质影印本的需求，数据库的全文检索与图像覆核功能的配合使用，则将古籍文本的翻检效率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远胜于纸质书编制目次、索引的传统方法。如何在信息数字化时代继续维持纸质影印本的生存空间？除了上文所说的读本化倾向之外，针对数字化信息现有的不足，加强纸质影印本的差异化优势，使二者形成互补，也是一种解决方案。

就数据库而言，文字识别准确率欠佳仍然是首要问题。以号称错误率控制在0.02%以下的《四部丛刊》电子版为例，其《三编・礼记正义》首册第二页前两行录文为“君即位之透拿居是槎名S案云文武时t臣有奚”，与底本相较，录文“汀弊治“後”字之误，“宜”字前又脱去“散”字，可靠性堪虞。即使是代表目前古籍文本数字化最高水准的台湾史语所《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也不能无失，如阮刻《毛诗注疏・大雅・文王之什》“皋T之皙”一句，该资料库即录为“皋T之”。文字识别的错误意味着在数据库中检索相关关键词时无法得到准确的结果。

版本存疑是古籍数据库的另一种弊端。或张冠李戴，如某数据库标明据《四部丛刊》录入，但核其文字，实出于《文渊阁四库全书》;或底本来历不明，如史语所《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收录的《十三经注疏》系以台湾艺文印书馆影印的清嘉庆阮元校刻本为底本，艺文本从整体上看属于初印本，但其中又夹杂了一些后来修补描润的页面，然而该书并无文字介绍其影印底本的来历及后期加工经过，令读者无从覆核，资料库据艺文本录入，自然也不能澄清这一疑窦。互联网上流传的古籍书影大多存在类似的版本问题。

3.3 古籍影印的发展方向

信息数字化的进展确实方便了古籍的阅读利用，但其可靠性、严谨性仍不足以完全满足学界的需要，而这两点对于纸质影印本来说，是相对容易解决的。所以纸质影印本未来的发展方向，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继续提高印刷精度，使影印本的观感尽可能接近于原书（经过适当的技术处理，加上纸墨物料的变化，甚至可能使其文字的辨识度高于底本原书），这也可以降低将来制作新的数据库时识别文字的难度，提高其OCR准确率（上文所举的“皋T之皙”录为“皋T之”的例子，就是由于艺文本该处影印模糊所致），这是纸质影印本与数据库互补发展的一面。

其次是更加严谨规范地开展古籍影印工作，在影印前做好版本选择、印本调查的工作，并在出版说明中将影印底本的来历、后期处理的细节都解释清楚，使影印本对专业学者来说也足够可信（相当一部分已出版的影印本在这方面都有些含糊其辞）。

再者是积极探索影印本的体例革新，增加其学术附加值，使读者可以从不同角度更加方便地利用影印本的书影。纸质影印本的这三点传统优势，都是数字化资源暂时所不具备的，也是其在信息数字化时代继续维持生存空间的最重要的保障。

4 结语

影印古籍已成为当代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材料基础。在广阔的文献整理领域中，影印古籍所负之责任最大，所受之限制亦最多，然而这并不能阻遏其体例与定位上的变革。现代学术研究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与互动，而古籍影印的未来发展似亦有此倾向：体例革新主要表现为影印与排印之融合、此书与彼书之融合;定位改变则在于纸质影印本与数字化资源之间的互补与分化。从理论上说，古籍影印终将走向全面数字化的结果，但要达到这一结果，还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保持对业界动态的关注，积极探索创新的路径，则是文献工作者的共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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