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影印:薪火再传递 传统亦创新

【前言】古籍影印:薪火再传递 传统亦创新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黄山书社，建社三十年来，从一个不足十人的小社，成长为员工百余人、综合实力排名古联体第2名的专业强社，2014年实现销售收入1.6亿元，利润突破2500万元，连续三年实现销售收入15%、利润10%的高速增长。黄山书社恪守古籍出版的文化责任，克服古籍图书投入大、效益差等...

编者按：古籍影印是古籍整理与出版的重要方式，也是延续古籍寿命的必要手段。古籍出版是传统学术研究的基础与保障，更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必要支撑，因为古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承载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一直以来，古籍影印出版人默默耕耘，不问收获，似乎已被业界遗忘。近几年，随着政府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古籍影印渐渐得到人们关注。2015年初，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建社三十五周年座谈会的召开，引爆了业内媒体对古籍影印出版空前广泛的报道。借着这一热潮，本刊对古籍影印出版的生存状态进行系统梳理、深入剖析，以就教于方家。

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对于让国人认识历史，让世界认识中国，具有重要意义。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经过学界和出版界的通力合作，我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已硕果累累，成就了中华书局等一批享誉海内外学术界的古籍图书出版重镇。不过，即便荣誉在身，古籍出版却经历了惨淡经营的阶段，许多古籍社曾自嘲为“丐帮”。近些年，一些古籍社主动出击市场，从“曲高”的深奥典籍到“亲民”的通俗读本，从阳春白雪到雅俗共赏，古籍社在坚守与转型中砥砺前行。

一、坚守历史使命，弘扬传统文化

目前，古籍影印出版领域有三大领军出版社，包括中华书局、黄山书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三家出版社，各有千秋。

1958年，中华书局成为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机构，徐调孚、陈乃乾、赵守俨、宋云彬、杨伯峻、王仲闻等古籍整理专家陆续汇聚中华书局。中华书局在时任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的倡导下，学术气氛浓厚。在2003年底的一次座谈会上，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寄语中华书局“守正出新”四个字，很快成为新世纪中华书局的“局训”。为了弘扬传统、服务学术，重要的基本古籍，即使内容再专，市场再小，也要坚持出版。与此同时，挖掘典籍中的精华，让大众通过不同的载体和方式共享传统智慧，同样义不容辞。

黄山书社，建社三十年来，从一个不足十人的小社，成长为员工百余人、综合实力排名古联体第2名的专业强社，2014年实现销售收入1.6亿元，利润突破2500万元，连续三年实现销售收入15%、利润10%的高速增长。黄山书社恪守古籍出版的文化责任，克服古籍图书投入大、效益差等困难，坚持履行出版企业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每年拿出经营收入来补贴古籍出版，并一改传统古籍图书刻板、灰暗的老面孔，编校精良、包装精美，使之兼具文化价值和收藏欣赏价值，将古籍做活做出新意。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建社三十五年（1979―2014）特别是近十几年， 坚持将古籍影印作为出版主业方向，视为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和支柱。几代出版人践行着“揭示文献，嘉惠学林，传承文明”的追求与梦想，影印出版了24000多种古籍，一方面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典性史料，促进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另一方面让珍贵的古籍和民国文献化身千百，为古籍和民国文献的再生性保护提供了可能。为此，2009年在原新闻出版总署首次出版社评估定级中定为“一级出版社”，被授予“全国百佳出版社”称号。国图出版社古籍影印图书销售码洋、出口码洋均在业界领先，成为古籍影印出版领域的权威和龙头出版社。

除了以上三大出版社，还有很多出版社在古籍影印方面卓有成就，开辟了自己的特色。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坚持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与普及传统文化读物并重，排印和影印并举，大中小型图书合理安排的出书框架。还注重出版物的文化含量与提高经济效益相统一，加强多层次的标志性品种与扩大规模效应相统一，从而积极主动地贯彻适应市场，引导市场这一宗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图书在海内外学术界、读书界产生良好的影响。多种图书分获国家图书奖、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金钥匙奖、上海市优秀图书奖等。另外，凤凰出版社、巴蜀书社、岳麓书社等，这几年在古籍整理方面也做得很有成绩。

二、发展中存隐忧，定位和人才是关键

在古籍影印欣欣向荣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目前我国古籍影印在质量、内容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以讹传讹，对读者产生了误导;很多古籍出版物没有获得合法著作权、盗版猖獗，成为知识发展的重大障碍;古籍影印编辑人才缺乏，等等。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杨忠指出，目前，一些并不具备古籍出版资质的出版单位也在出版古籍，有些质量比较低，业界亟需建立相关行业规范，特别是影印出版，更需要有指导性的规范约束。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属于影印出版领域的领军者，具备充足的经验，有责任、有义务首先将影印规范做好，进而形成对其他出版单位的指导性影响，这对于减少相关出版中的失误非常有意义。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进一步指出：出版社重要的是自己的定位问题。国图社的图书，来自图书馆又回到图书馆，这和其他社侧重于出版个人著作不同。国图社应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挖掘一些其他出版机构不易寻找的资源，以方便读者;同时兼顾市场效益和社会需求。

凤凰出版社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定位：上古社、中华书局对宋以前的古籍整理是强项，而凤凰社则是要以明清诗文为核心。确定了出版战略，需有一个长期规划，期间可能会带来一些当下的困难，但坚持做下去，一定会出成绩。

黄山书社社长任耕耘认为：“首先我们要保证出版图书的质量，尽量做到精、深、准。”“精”与“深”就是要做有深度的精品，对于“准”的把握则是关键所在：“这个‘准’有两层含义，一是要准确把握从业人员的要求，保证业内的口碑与地位;二是要把‘准’国家的文化导向。”

任耕耘从编辑人员考核机制制定上向专业出版倾斜，只要编辑策划的专业类选题能入选国家规划或者获国家奖项，社里不按经济指标考核，按社会效益进行奖励，保证做专业出版的编辑平均收入不低于做大众图书的编辑。这一政策效果立竿见影，原来不怎么受待见、需要“板凳要坐十年冷”的专业古籍整理和原创学术图书又成为不少编辑的心头爱，一批专业强的青年古籍编辑留了下来，成长起来;一批价值大、含量高的专业精品沉淀下来。正是有了这些坚实的基础，黄山书社入选国家十二五等各类重点规划项目数百项，在全国同类社中表现抢眼。

三、“天时、地利”之外，还需要“人和”

中华书局编审柴剑虹认为，出版单位的发展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而国图社作为业界专业化、特色化做得非常好的出版社，也得益于上述三要素。依托国家图书馆的强大背景固然是地利要素，而和全国八十多家图书馆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则属于人和的问题了。例如，《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该书共146册，前后编辑出版用时八年，在该书未出现之前，海内外敦煌学界谈论的是法藏本、英藏本、俄藏本，后来，国图社影印出版了该书，一举改变了国际敦煌学界对中国敦煌学的认识。尽管部头宏大，制作成本高昂，质量上佳，其990元的定价相较于其他藏本的敦煌遗书却低很多，对学界帮助很大。由此可见，出版社应该继续加强同国内外机构的合作，继续拓宽出版范围，策划出版更多精品。

除了和图书馆合作，出版社还注意同学者的合作。由专业的学者主持大型丛书的编辑影印，在版本选择、内容甄别等多方面都有质量保障，再附以专业性极强的提要，更是提升了图书的学术性。如凤凰出版社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这套丛书的整理者以六七十年代学者为主要阵容，代表了新的学术队伍的成长。这套丛书还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支持，老一辈专家袁行霈、傅璇琮、王水照等都题了辞。

四、与时代共舞，推动古籍数字化

20世纪90年代，古籍数字化开始在我国起步，随着网络的普及，古籍数字化迅速兴起。

中华书局投入了大量精力参与计算机用字规范项目的建设，如“中华字库”“国家数字图书馆汉字规范处理项目”“新闻出版用大字符集”等项目。通过这些项目的建设，规范了计算机古籍用字，积累了大量的汉字属性数据，为古籍数字化的工作提供了基础。也正是有了这些基础，“中华经典古籍库”的造字工作才能顺利展开。

为做到数据持续更新，“中华经典古籍库”计划每年推出一辑数据包，持续收录新出版的优秀整理本古籍，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有序扩充数据量，同时不断进行数据的修订与完善。

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认为，古籍数字化需要政府、企业、社会三方面努力，为数字出版营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让优秀中华文化走出书本，得到更好地使用和传承。

国图社在数字化方面，亦成绩斐然（详见本专题第二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其泰称赞道：国图社在以往注重文史传统出版的基础上，近年来又增加了数字出版，可谓是兼顾了传统文明和现代创新。这正体现了出版社紧扣学术发展、社会发展的需要，敢于开拓创新、敢于做大做强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