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h与河南高等音乐教育

作为新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赵h先生的卓越贡献与成就已人所共知，然而他对故乡河南省音乐教育事业的关怀与牵挂,特别是他晚年多次发表的对河南高等音乐教育的谈话、他亲自设计的《河南师范大学音乐系教学改革方案（草案）》，以及他发表的关于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应如何办学的谈话等，却还鲜为人知。本人作为在先生晚年与他有过较多接触的故乡人，在亲耳聆听先生教诲的同时，不但深切感受到了他拳拳的报国之心与对家乡的浓浓亲情，而且还从他的教学设计及谈话中，更深地领会到先生教育思想的高瞻与博大。时值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暨逝世五周年之际，笔者把他关于河南大学应如何办学的一席谈话整理出来，以此作为对先生的纪念。

2000年3月3日，笔者为了河南省“十五”重点课题“河南省近现代音乐教育发展研究”赴京对该段历史的见证人、亲历者赵h先生进行了专访，期间还就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应该如何办学的问题向先生作了请教。先生在家中热情地接待了我，宾主落座，不待我们客套，先生即直奔主题侃侃而谈起来。先生讲话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在感慨于先生对河南大学由衷地关心之余，我更深切地感到先生谈话中关于高师音乐教育的一些独到、超前的教育观念，或许是解决目前我国高师音乐教育体系中诸多问题的一剂良方。

对于河南大学艺术学院的办学方向，赵先生明确表示必须要“办出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就是要培养充分发挥了学生“个性、才能的可能性与主观能动性”的人才，而不是过去那种“单打一”式的“专才”。他说：

“第一，学校要办出自己的特色。因为学术积累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它是需要一个时间、一个过程的，强行积累是积累不起来的，所以开始就要有一个比较不同寻常的、超前的设计。这样的大学生跟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培养的学生都不一样，他不仅可以做音乐教师，还可以做音乐记者、音乐编辑、音响导演、音乐评论员、研究工作者……这样多方面的人才。我就总记得过去的旧大学，我常常说这个例子：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学系，可是这个文学系的毕业生有现在咱们全国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的副总编辑，《羊城晚报》的副总编辑也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它培养学生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兴趣、不同的爱好，在他们选修不同课程的情况下，就变成了不同领域的专家。比如选了闻一多的课，就可能变成先秦文学的专家，修了浦江清的课，就可能成为屈原研究的专家，修了唐南先生的课，就可能成为文字学的专家，修了陈梦家的课，就可能变成一个考古学专家。你是文学系的，我是音乐系的，他是美术系的，但是培养出来的人才呢？不再是从前的一个样子了，他可以胜任他自己可能发展的最高程度的工作，面可以很宽。现在媒体上关于音乐的文章常常闹笑话，为什么？他没有知识。新闻记者根本就不懂音乐是怎么回事，净说些外行、笑掉牙的话，犯些常识性的错误，这样怎能适应新世纪对人才的需要呢？要想适应，就必须放宽你所培养的目标！不能单打一地培养音乐教师，单打一地培养歌唱家、指挥家或是什么，而是充分发挥他个性才能的可能性与主观能动性。这样的话，一出手，我们的学生就跟别人的不同。一定要有这样的思路！”

同时，赵先生十分强调“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整合”，他希望河南大学能够把这面“大旗”举起来、并成为“全国的一个堡垒”：

“现在有一个新的趋向，就是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整合。这个大旗呢，我们这个学校要举起来，河南大学举起来！艺术学院举起来！那就不是一个省的堡垒的问题了，它就是全国的一个堡垒。我非常愿意自告奋勇、老骥伏枥。你们搞教学计划的时候，我跟你们一块参加，我把我的设想说出来。我已经有一个构思，不能说成熟，只是提出来供大家探讨它的可行性。咱们一起商量，制订出一个全新的、全国任何一个学校都没有的教学计划，办一所新型的艺术学校。甚至于我们还可以想得更宏大一些，把李政道聘为名誉院长，我也可以助一臂之力。我们一起来把事情搞出个名堂来，在学术上形成一个堡垒，建立一个梯队，形成一个群体，共同来另辟途径。单打一地搞钢琴、搞声乐、搞表演艺术，或者单打一地搞指挥、搞音乐理论、搞作曲，都是太窄太窄了。不仅这一方面，人文学科的人类学，或者是民族学、心理学、美学等，这些科也要有新面目，这样出来的人就是不一样。这样的话，期冀两三年就可以形成一个气候、一股势头。”

“李政道每年都要回来，他这次回来我就要动员他，让他屈就当咱们的名誉院长。你看这个科学性就没有话说了，诺贝尔奖金奖获得者给我们当院长了，认同我们这个路子了。咱们再拉几个院士去给咱们讲课，当讲座教师。一个讲座就是半天，不是什么一小时或者两节课。比如说讲六个单元，包括西明纳尔，包括论文写作，这些都在内。完全使用现在发达国家的一套教学方法，打破咱们过去的一切旧观念。但这需要一个过程，老师不是立刻能适应的，他从前的路子走惯了。就我在中央音院推广这个，也是有人泼我的冷水的。说服老师挺不容易的，真正要让老师信服，他经历过一次，就会信服的。”

为了贯彻以上思路，赵先生反复强调了教学计划的重要性。他的“教学计划”与全国各高校现行的教学计划有很大的不同，他不但十分看重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等诸多科目作为辅修课程的作用，就是音乐类自身的一些技巧性与理论性课程，他也有着更为独到而科学的设计：

“我举个例子：任何人都得学钢琴，钢琴不只专门学演奏，拜厄弹完了，立刻就可以学和声学，因为他弹的已经都是和声学的作品了，只是一条13 53|14 64|，就已经是和声了。他已经会弹了，你还不告诉他这就是和声？这样和声就进来了。弹到巴赫，复调就要进了，他已经弹了，弹了就知道什么是复调，为什么不学呢？你还要他等两年之后再学、读完和声之后再学？我跟我们学校一个作曲系的毕业生谈了这个问题，他说：‘哎呀，赵院长啊，要是你这个计划实行了，我们在音乐学院何必学五年？我看三年就够了，你这个功用比我们五年的还要大。’开始弹作品了，曲体学就应该上来了。已经弹肖邦了，肖邦的曲体还不了解，已经弹复调了，复调的曲体还不了解，这怎么行呢？如果加上我们所说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整合，把人全面培养，如主修钢琴的不妨辅修物理，主修作曲的不妨辅修化学、微电子学、电子计算机、电脑作曲等这一套东西，你是在真正通才基础上的专才，这样的话，学生的适应性就会很强的。”

对于教育方法，赵先生借用孔夫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话，认为应该结合学生的个性、爱好以“启发”他们的潜能，让他们在“兴趣”与“志愿”的驱动下自己“发愤”；同时，赵先生主张采用“新的教学方法，跟从前旧的音乐学院、旧的大学、师范大学等完全不同的教学方法”，反对跟在音乐学院的后面“亦步亦趋”。他还以小时候父亲教育他为例，来说明教学中“不死教硬背”、“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的良好效果。

“要让学生的个性、爱好得到充分的发挥！如果用孔夫子的话就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愤’就是发愤，真正和自己的兴趣相符了，他的兴趣大得无穷，拉都拉不住。我总回想起我们中央音乐学院以前的学生，那时琴房少、钢琴少，钢琴系学生一天也只能排四个小时的琴房。结果呢，八点钟琴房开门，六点钟就有人在那儿排队了。那时候琴房没有空着的，工友一上班，门一开，学生就进去了，先不吃早饭，就练了两个小时了，那是真正的‘愤’，发愤了，很快就起来了。刘诗昆怎么起来的？就是一瓶牛奶、两片面包，坐在钢琴边弹一天，不动身儿。就这样，一下子匈牙利得了个第三名、柴可夫斯基得了个第二名。‘悱’呢，就是自己的一种志愿，这个志愿是他一生都想追求的东西，有这个东西作指导，他就可以发愤起来，可以真正地把个性、才能全部启发出来。所以说，只要高中毕业生，好的高中生，多少有一点音乐的爱好和基础，学过点钢琴更好，没有学过我们从头来，用积极训练的方法，不一对一地教。我现在正在搞咱们国产的钢琴集体教室，星海音乐学院、广西艺术学院都已经使用了。这是我十几年前就提倡的，先在青岛，后在汕头。过几天总工程师要来，我要给北京的一个私立学校配一个电子琴教室，就是全部是数字化的电子钢琴。特别是键盘，全部跟机械钢琴一样的触键感觉，没有电子琴那样的轻飘，一碰就响，那不行的。总之呢，一切新的方法、教育方针都要引进，要搞出这样一个局面来。我想这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办到的。”

“我讲个我自己的故事吧，看我父亲是怎么教育我的。夏天，到龙亭去喝茶，他问我：你知道开封为什么叫汴梁城吗？我一想：‘汴’嘛，我听说咱们这儿有个汴河，过去的通汴河、积汴河，大概就跟这个有关系。这说的还对，我那时还很小，都还没上小学。他教我是这样教的，他说：回家我给你看一本书，就知道了。回家他老先生喝茶呀、抽烟呀，老不拿书，我这个求知欲望很强啊，我说：您不是要给我看书吗？他说：啊，对对对！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孟子》，一看，第一篇《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有言而利于国乎？’曰：‘王何必言利，唯有仁义而已矣。’他就给我用白话翻译了，他说：孟子见梁惠王，王说：老先生，――‘叟’，老头，我教你童叟无欺，那个商店那个牌子，你学过这个‘叟’吧，我说学过――你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事情呀？孟子就回答说：王何必言利，国王，你何必说利呢，唯有仁义而已，我只能把我的学问、仁义的道理讲给你。这样我也念了《孟子》了，而且，‘见梁惠王’，那是梁国，就在古开封建都，所以叫汴梁城。为什么说我这个人比较杂，到现在八十多岁，脑袋还不混乱，我父亲就是不死教硬背，他让我背的书只有《诗经》，我四岁就开始背《诗经》，别的书他都是一段段地讲，不讲全篇，只讲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而且还跟日常的生活联系起来。”

“我的意思是说要采取新的教育方法，跟从前旧的音乐学院、旧的大学、师范大学等完全不同的教学方法，要能够独树一帜，这样才能够战无不胜。否则的话，平平庸庸、亦步亦趋地走，按照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的路子走，没有五年八年，你赶不上趟儿。”

先生将一生都献给了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晚年对高师音乐教育关注尤多。在我们采访的时候，先生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但他依然谈锋甚健，双目炯炯有神。透过谈话，我看到的是一位老人的睿智和对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令先生告慰的是我们河南大学近几年来正沿着赵老先生为我们设计的发展方向在努力实践之中，新的培养方案已在实施过程之中。

陈家海 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