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异乡,我仍是“中国制造”

“白大褂”的逆袭

说起我在加拿大的经历之前，先说一下我出国之前的这段时光。原本打算选择设计专业的我，却阴差阳错地进入了医学院学习。五年的学医生涯，并没有埋没掉自己内心对绘画和艺术的热爱。

大二的时候，运动鞋的流行热潮传人中国，不仅一下子就让我迷上了那些花花绿绿的“耐克”、“锐步”，更是点燃了我的创作热情。我的课余时间几乎都被我用来设计运动鞋，―发而不可收，那种痴迷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成为一名运动鞋设计师成了我这名医科学生的梦想。等到快毕业的时候，我已经积累了上百张设计手稿。

怀着试试看的心情，我从中选出一些图稿，并撰写了一篇长达十几页的分析国内运动鞋品牌和国外名牌差距的报告，一并寄给了一家国内的知名运动鞋生产企业。出乎我意料的是，很快我就收到了这家企业总经理的回信，信中除了表示对我的欣赏外，还邀请我去公司面谈。面谈的结果是，总经理亲自拍板，破例给了我这个没有任何设计背景和经验的医学生一份设计师的工作合同。当时的我已经和上海的一家三级甲等医院签约，很快就要去正式报到。

一个艰难的选择放在了我面前，是按原计划选择稳定体面的医生职业，还是放弃五年的寒窗苦读去追寻自己的梦想？父母、家人和我实习医院的带教老师都觉得我放弃专业太可惜，可我医学院的同学却一边倒地支持我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

其实，我的心里早就有了答案，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弃医从“鞋”！这一选择也彻底改变了我今后十几年的人生轨迹。

1997年9月，脱下了白大褂的我，正式开始了运动鞋设计师的生涯。

开始的几个月，我需要去工厂学习制鞋的工艺、材料和生产流程。工厂在上海郊区，每天清晨天不亮，我就要赶五点多的头班公交车去市区，然后再搭乘工厂的班车进厂，路上光单程就是近三个小时。虽然很累，但我却乐在其中。

当我设计的第一双鞋子出现在商店的柜台上和消费者的脚上时，我的心里充满了喜悦。两年后，我已经成了公司的设计骨干，然而那时的我却又萌生了出国深造的念头。没有经过专业和系统的设计学习始终是我心里的一道跨不过去的坎，加上当时国内的产品设计水平，从理念到实际操作普遍都比较落后，我决心回到校园，从零开始去国外学设计，目标就是加拿大。

于是，我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辞职、强化英语、参加托福考试和申请学校。最后一关就是等待签证。当时心里最没底的就是是否能顺利拿到学生签证。因为我已经有了医学学位，又工作了两年多，以二十六岁的“高龄”去申请一般高中毕业生申请的学校，很容易被怀疑有“移民倾向”。我精心准备了一封写给签证官的信，诚恳地说明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学习计划，并附上了自己设计作品的照片。一个月后，我顺利地拿到了留学签证。

校史上的No.1

2000年8月22日，我终于登上了从上海飞往加拿大多伦多的航班，开始了为期三年的留学生涯。为了让自己尽快地提高语言能力和融入环境，我在申请学校的时候，有意避开了华人集中的温哥华和多伦多，而选择了多伦多以北一百多公里的小城巴里的一所学校。到了多伦多机场，学校国际中心的老师已经举着写有我名字的牌子在出口处等候。

从一个一千多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来到一个当时人口只有八万多的小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人少”。第二天去学校报到，我从寄宿家庭步行去学校，一路上安静得出奇，只有听到鸟儿的呜叫声。因为不是上下班和放学的时候，又是走的小路，一路上连一个行人都看不到，一股强烈的孤独感和陌生感涌上心头。然而这种孤独和陌生感很快就消除了，学校国际中心在正式开学前就组织了很多活动，让我一下子认识了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新朋友。

记得第一次的新生欢迎会，大家一个一个自我介绍，等我介绍完自己的时候，国际中心的总裁约翰对着大家说道：“我们学校和中国大陆的几所大学已经开展了好几年的合作，但因为签证原因，以前申请我们学校的中国大陆学生都没能成功。这是我们学校第一次迎来了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同学，大家一起来欢迎Lei Wang同学！”说罢，他带头鼓起掌来，其他的国际中心老师也都站起来一起为我鼓掌。直到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我是我们学校历史上的第一个，也是当年唯一的一个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留学生。

此后，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逐年增多，我就这样无意中成了中国大陆留学生的“开路先锋”。面对着老师和同学热情的掌声和笑脸，我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加油！可别给中国人丢脸啊！”

做“学霸”，而非“富二代”

由于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设计专业，加上加拿大自南轻松的教学方式，三年的学习生活并未让我感到有多辛苦，相反，更像是一种享受。

老师注重培养的并不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更多的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每次的设计课都是在全班的交流中完成的，老师对理论说的并不多，而是在对每个学生设计作品的点评中把知识和技巧不露声色地传达给了我们。每次的设计作业，我都倾尽全力，力求完成得最好，有时候做通宵都不觉得累。

优秀的作品会被老师展示在教室外的火橱窗里，每次看到自己的作业又被选中放到了橱窗里，总是特别得意。学期结束的时候，老师还会选择最优秀的学生参加学生作品展，毕业的时候还有毕业生优秀作品展。被选中的学生有资格在画廊里拥有一块一人多高，两人多宽的展板来自由展示自己的作品，并参加对公众开放的评奖。

很荣幸，每一学期我的名字和作品都出现在画廊的展板上，我也拿到了三次奖项和奖学金。但最让我骄傲的事情是，每一学期我的名字都入选了只有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才有资格上榜的Dean's List（院长嘉许名单），并在毕业的时候拿到了荣誉学位。

最后一个学期，我参加了韩国三星设计学院举办的面向全球设计院校学生开放的设计比赛，比赛的主题是“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的融合”。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完成了我的参赛作品“京剧脸谱鞋”。我把中国传统艺术京剧脸谱的图案运用到运动鞋设计上，用了黑白红强烈的对比色。当时只是抱着重在参与的目的，并没有对拿奖有多少期待，因为我参加的是服饰类的比赛，我想评委一定更着重于服装设计。出乎意料的是，比赛结果公布，我拿到了服饰类别的银奖，成为加拿大仅有的两名获奖者之一，也是所有参赛者中唯一一个以运动鞋设计参赛并获奖的选手，给我的学校争了光，当然更是给中国人争了光。

虽然说学习是快乐的，但我在加拿大的生活也有艰苦的地方。巴里是个漂亮的湖滨小城。夏天的时候气候凉爽，风景官人，可以在湖滨悠闲地散步或是在清澈见底的湖水中尽情畅游。可一到了冬天，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巴里所处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正好是在雪带上，冬天一下起雪来就没个停。有一年路两边的积雪堆到了比我的肩膀还高，房东家一楼的窗户也被积雪完全封往了。和现在的某些一出国就买年的“富二代”留学生不一样，刚开始我出行的交通工具是一辆房东借给我的二手自行车。等我第一年在加拿大过生日的时候，房东又送了我一辆崭新的山地车作为生日礼物。就是在这样的零下二三十度的天气下，我每天骑车上学放学外加周末买菜。出行的时候，帽子、手套、风镜、围巾，一个也不能少。除了需要“全副武装”外，更需要高超的“驾驶”技术，才能在白茫茫的雪地里穿梭自如。幸好我在上海有着多年的自行年“驾龄”，几天下来我就掌握了在雪地骑行的技巧。比较难掌控的是在刚下的新雪上。因为新雪又松又软，车胎很容易打滑，也容易陷进去，有时候不得不下车推行。雪大的时候，几个小时就能下上三四十厘米。最夸张的一次，早上把自行车停在教学楼外就进去上课，等下午放学准备回家的时候，发现自行车大半个身体被埋在雪里，只剩下乍把和坐垫还露在外面。我的老师同学看到我大雪天依然骑自行车出行，都直说我“Crazy”（疯狂）。直到毕业离开巴里的时候，我一直是靠着一台单车走遍天下。后来工作买了车，我才把这台陪伴了我近三年的单车送人。

“洋练摊”岁月

当年的加拿大，留学生是不允许在校外打工的，外国人如果要打工，必须要有政府颁发的工作许可。于是我在学校的电脑房找了一份机房管理员的工作。电脑房平时晚上和周末没有课的时候也是对学生开放的。我的工作就是在开放的时间提早来到电脑房，叫保安来开门，然后结束的时候再叫保安来锁门。如果学生使用时碰到电脑有技术问题，我要负责记录并向IT部门报告。再加上维持一下机房的正常秩序。工作很轻松，上班的时候可以用电脑做作业或者上网，既不影响功课，又有收入。

第一年在加拿大过新年的时候，房东带我去了巴里的市中心体验跨年零点倒计时。那一天，仿佛巴里所有的人都从地底下冒了出来，男女老少冒着严寒，兴致勃勃聚集在街头观看文艺演出和烟花表演，并等待跨年倒计时。那热闹的情景不禁让我想到了在上海每年国庆的时候，南京路和外滩也是人山人海。很多游客手里都会拿着充气的大榔头和大酒瓶等玩具，还有荧光棒和会闪光的挂件。我想，如果把这些东西拿到这里来卖，一定会有市场吧。

暑假回上海的时候，我特地去了趟城隍庙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买了一些闪光挂件和充气玩具回来。第二年的新年，我带着我批发的商品来到市中心。就在我刚把东西拿出来，在犹豫是不是要吆喝上几嗓子的时候，已经有人主动上来问我卖不卖。小孩子都想要闪光挂件，而充气榔头和酒瓶成了年轻人的最爱。不出我所料，这些在中国很受欢迎的节日玩具在巴里也成了抢手货。一共五十个挂件和三十个充气玩具不到两个小时就卖完了。五块十块人民币的进价以五块十块加元卖出，绝对的“暴利”。那一个晚上就净赚了四百多加元，当时真后悔没有装满一个皮箱带过来。

当然，在巴里当小摊贩，还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零下二十多度的气温，让我的十个手指冻僵到连数钱都数不利索了。其实赚多少钱并不重要，但这段“洋练摊”的经历还是很让我回味。

课余时间，我还收了几个想学习中文的老外做学生。我们学校和四川的一所大学是姐妹学校，每年国际中心都会选拔几名老师去四川的这所大学任课。被选上的老师希望在去中国之前，学习一些基本的中文会话，以便更好地适应当地的环境和生活。于是，他们每周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单独跟我学习中文，从最基本的拼音学起。

我学生里最用功的是一位年过半百、头发花白、名叫布莱恩（Bryan）的老师。布莱恩是个老顽童，平时特别喜欢开玩笑。可每次学起中文，却异常认真，一本学中文的小册子不离手。在校园的餐厅里经常能看见他坐在那里，嘴里念念有词的身影。记得有一次，四川那所大学的老师来到我们学校交流，布莱恩去机场接机，并陪同他们参观学校。自然他不会放过这个练习中文的绝好机会。他的优点是胆子大，敢说。不管说得对不对，标准不标准，他都张口就来。几天后，其中一名来访老师知道布莱恩的中文是跟我学的，问我：“你这个学生还真挺能说，昨天还用中文跟我们说‘厕所’，不过好像他的发音有上海口音啊？”虽然我是上海人，但我的普通话很标准。在交大附中读高中的时候，我担任了两年的广播台播音员，当时主持的“点歌台”栏目还很受欢迎，怎么可能有上海口音？于是我找到布莱恩，问他厕所中文怎么说。布莱恩毫不犹豫，大嘴一张：“次所”。果然成了_上海口音，难怪别人要以为他的普通话是体育老师教的呢！布莱恩为人很热情，圣诞节的时候请我去他家一起过圣诞夜，我给他们一家包了上海菜肉大馄饨，吃得他们赞不绝口。后来，布莱恩去四川教了一年书，等回来的时候，已经会唱好几首中文流行歌曲了。他很享受在中国的生活，一直希望有机会再去。他打趣说，在中国的加拿大人，除了白求恩和大山，就属他最有名了。

加拿大设计，中国制造

毕业后，我担任了几年平面设计师的工作。2006年，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做回了我的Dream Job――运动鞋设计师。目前我就职于多伦多一家国际鞋业集团下的运动鞋品牌的设计开发部，担任产品开发经理和资深设计师。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公司的产品开发模式也不无例外的是Designed in Canada，Made in China，Sell to the World（加拿大设计，中国制造，卖到全世界）。我们在多伦多完成了设计以后，把图纸发去中国的工厂开发打样和生产。会说中文，成了我在公司里最大的优势。自从我加盟以后，我们部门和中国的生产商沟通，就完全没有了障碍。现在每年，我都要数次往返于中加两国，去中国的工厂监督和跟踪开发进度和确认样品。有时候还要负责培训新来的年轻设计师，带他们下工厂了解和学习生产工艺。总公司的季度订货会也搬到了中国广州召开，使我回国出差的机会更多。每次回国，都能感受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当我乘坐在整洁舒适快捷的和谐号高铁车厢内，看着我的老外同事张大嘴巴惊叹不已的样子，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今天，加拿大的华人人口已经达到了一百五十万。中加两国政府和人民，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日益密切。虽然因为家庭和工作的原因，我已经入籍加拿大多年，但我的血管里始终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平时看体育比赛，如果是加拿大和别的国家比，我一定是为加拿大加油。可一旦对手换成了中国队，我会毫不犹豫地支持中国队。相信很多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都和我一样，因为无论身处何方，我们的心永远都是“中国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