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芽时期的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对音乐审美的影响

摘要:在古代先贤们流传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文字中,有很多的部分涉及到了音乐方面的内容。西周末年至春秋末年时期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萌芽时期。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论述说明,当时的音乐创作已经比较重视音乐实践,把对立统一协调化,作品中反映出了一种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观点,这些都纳入到了对音乐行为的具体分析中。这些音乐思想对我们后世的音乐发展、音乐研究提供了早期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和;音乐;关系

据可靠文献记载,中国音乐美学思想最早出现于西周末年(公元前8世纪上半叶至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当时的社会背景正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递进的阶段,在思想领域中神性地位下降而人性地位上升;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取代了天命宇宙观。先秦史书《国语》《左传》中记载的虢文公、史伯、单穆公、伶州鸠等人论及音乐的话语都涉及到了关于音乐美学的范畴,蕴涵了深刻的美学思想,他们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光辉启点。

音乐实践的发展与变革促使音乐审美逐步由经验上升为理论。涉及到了以下四个方面:

一、关于音乐美的构成

史伯认为“以他平他谓之‘和’”,单一的声音是不动听的。高低不同的众多乐音组成悦耳的乐曲。春秋末年的晏婴认为:“和”既由不同事物构成,又由“小大”“疾徐”“短长”“哀乐” 等对立因素构成。这些相异事物,对立因素的结合必须增补不足的,去掉过多的,达到完美的理想状态。这个时期的人们已经明确的提出了“乐从和”(《国语•周语下》)的命题。认为音乐的基本特征就是“和”。包含两层意思:1.和谐,即异物相杂,矛盾个方面既有主次之分,又相辅相成,相反相济,对立统一。2.平和,无过无不及,即所谓“济其不及、一以泄其过”,使各种因素处于“和乐如一”的平衡状态,任何一方都不过分突出自己,节制有度。

对待音乐,要关注音乐中所蕴含的情感。在浩如烟海的音乐作品中,有些作品的情感是单一的,有些作品的情感是对比的,有些作品的情感则是复杂而多变的。因此,也就要求人们关注音乐作品的整体,关注音乐作品的整体情感。

二、音乐与自然的关系

随着“阴阳五行”为代表的朴素唯物主义宇宙观的形成,人们会以自然之“六气”、“阴阳五行”,来解释音乐,重视音乐与“风气”的关系。认为要“省风以作乐”,“省”即观察、考察,考察自然之风以创作音乐;“乐以开山川之风”,即音乐可以用来开通山川自然之风,使之畅通无阻。人们得出关于音乐功用的思想:认为音乐可以用于战事(用音乐听测风声的强弱,与之战争的胜败),也可以用于农事(用音乐预测风声是否利于农事,进而调节风气,使风调雨顺,美好的生物得以繁殖)。

这种音乐观体现了音乐与自然的和谐,也能促进自然和谐的思想。就是萌芽状态的阴阳五行音乐思想,这种思想后来为道家所继承、发展:以“天”为本,崇尚自然,以恬淡平和为准则,其思想可以一言蔽之,曰自然乐论。

在各族人民生活中,民间歌唱活动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几乎渗透到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他们以歌唱倾诉男女间的相互爱慕,以歌唱激发生产斗争中的劳动热情,以歌唱表示对死者的哀悼、对婚配的祝福,以歌唱抒发丰收的喜悦和节日的欢乐。可以说自然环境对音乐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音乐源自人们的生产劳动生活,音乐同样作用于人类的生产实践。崇尚自然风,崇尚中国风,中国古典元素在歌曲创作上也体现得很深刻。

三、音乐与社会的关系

重视两个关系:音乐与社会、音乐与政治。一方面认为音乐必须受政治、经济的限制、阶级关系、登记关系的制约,因而强调对音乐必须““为礼以奉之”(“奉”即遵循,引申为节制的意思),“修礼以节之”(强调音乐必须受制于礼及礼所规定的德);一方面又强调音乐可以反作用于政治、经济、军事、能平人心,成政事、节制百事,使得上下和同,政治和顺。这是萌芽状态的礼乐思想,是后来儒家思想的根基。

音乐源于劳动,劳动创造了音乐,音乐反映了人们的思想感情,也必然表现社会的精神风貌与一定的政治倾向,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需要依据音乐与社会以及政治的关联性原则,唱响时代的主旋律。

四、关于音乐的审美准则

此时已经产生了对音乐审美的评判标准的最初雏形。提出了三个美学范畴:“五声和、八风平”“乐从和”“和从平”。“五声和、八风平”中的五声就是五音,音调;八风就是八音,即八种乐器,古代的乐器分类方法,是说八种乐器相互协调。所谓“乐从和”是说,音乐必须和谐,和谐必须平和。以音乐是否具有“平”“和”,是否是“德音”来作为评价标准。反对“新声”“淫声”(淫即过度)。对于音乐的评价标准,究竟是“和”还是“同”,在当时引起了争论,产生了所谓的“和同之辨”。“和”的理论的提出,以及作为评判音乐的标准,是针对当时音乐理论中的“同”而提出的。认为音乐的基本特征就是“和”,即和谐。包含两层意思:1.和谐,即异物相杂,对立统一,相辅相成。2.平和,无过无不及,各种因素节制有度,“和乐如一”。因此“平和”必然引申出音乐中的“节”与“度”的概念。

这个理论在辩证的同时,也是保守的,它强调的不是对立统一,而是平衡和谐,强调转化矛盾维持旧的统一。这个对音乐实践来说否定了音调的单一,但是也肯定了音乐风格的单一,不利于音乐艺术的变革与创新。

这些音乐理论,虽然不是成片的论著,但是对后世音乐审美,音乐美学史有着重大的影响。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论述说明,当时的音乐创作已经比较重视音乐实践,把对立统一协调化,作品中反映出了一种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观点,这些都纳入到了对音乐行为的具体分析中。同时,强调社会人文的要素,要求“四和”:“乐和”“人和”“心和”“政和”。

音乐中的情感表现形式承担着传达与交流社会成员情感体验的职能,使音乐常能在某种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或具体的社会交往场合发挥某种带有实用效益的功能。音乐之所以能作用于人类的生理、心理状态,其最底层的物质基础是声波对听觉器官的刺激会引起人体内的生理反应(如呼吸、脉搏、血液成分、内分泌、脑电波的变化)以及动作、情绪反应;在此基础上,按一定的结构组织起来的乐音则以其形态样式的整体对应于社会生活的情景、民族心理的特质、阶级意识的显现等。因而能把这类反应导入意志行为和社会情感的轨道,并最终导入人格、情操的范畴。因此,音乐所唤起的人类理性并不停留在语言符号的、抽象的、精神性层次(如知识领域里的概念体系,道德领域里的律令训条)上,而已经落实到调动一整套生理活动的、实践的、物质性的层次上,是一种充满热血激情的实践理性。原始氏族用于图腾祭祀、庆功禳灾的乐舞,就具有这类组织交流功能;在社会发展早期阶段渗透在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各种歌曲都有这类实用功能。在漫长的手工业时代,各种劳动号子都以自己特有的节奏、音调、句法协调集体的劳动动作,并起着消除疲劳、鼓舞意志的作用。进行曲和军歌统一步伐、鼓舞士气的功能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古代有“梁红玉击鼓助战”的故事。各类抒情性的歌曲则以音乐表达与交流情感,使社会成员的思想感情互相引起共鸣,达到一致。各种严肃的颂歌、赞歌和仪典音乐表达了社会成员共同的庆祝、歌颂、祝愿、憧憬,葬礼上的哀乐和悼歌则表达共同的悲痛哀思。

音乐的审美教育功能对社会的影响最为深远。由于音乐能把千锤百炼、高度发展的社会理性凝聚呈现为明显直观、灵活多姿的感性形式,因此它在提高审美感受能力的同时就给人以教育,不仅对智力开发给予有力的促进(提高联想、幻想和创造性想象能力,提高抽象思维、敏慧推理的智能,提高对于外来信息的记忆、反馈能力),而且对各种非智力因素(如自制力、毅力、细心、专注、适度)的培养,以及性格、情操方面各种良好素质的塑造,都具有深远持久的作用。在原始公社时期形成而以后保存在奴隶主子弟教育项目中的“乐”,是音乐发挥其审美教育功能的古老而朴素的形态;它是古代乐教思想产生的土壤,在古希腊柏拉图和古中国儒家的政治理想中都包含这一成分。在欧洲,自从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审美教育主张以来,教育中的审美教育因素更广泛发展。中国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和音乐学家王光祈也都提出过美育和乐教的主张。在当代生活中,高尚音乐的演出和传播,是以社会教育形式出现的审美教育活动,它可以对社会成员发生道德伦理的陶冶和教化作用;如果这些演出和传播不按照健康的审美理想加以规范,音乐对社会成员行为的塑造将发生反面的效果。萎靡、粗野、丑陋的音乐,只可能导至社会精神生活的贫乏、低级,甚至混乱。

音乐还可以提供有教养的娱乐,有文化的休息,通过松弛的审美享受来积蓄精神的素养和活力。从原始氏族的集体歌舞,后来的儿童唱游,到各民族现存的集体歌舞,群众聚会上表演的歌舞节目,都发挥这样的功能。通俗轻松的娱乐音乐,在古代社会中常作为宴饮音乐出现,在后工业文明的条件下,则常作为餐厅、茶座、商场、候车室等及其他休息场所的背景音乐来播放,以增强日常生活中的某种情趣。从这种社会功能的反面表现来讲,娱乐音乐中格调低下、趣味庸俗的部分可能对人类精神生活产生消极影响和腐蚀作用,这是有必要抵制和克服的。

参考文献:

[1]列•斯托洛维奇.审美价值的本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84.

[2]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 [C].北京:人民音乐出

版社,1990.

[3]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4]普列汉诺夫.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 [M].北京:三联书店

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