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隋唐时期的金陵与广陵

六朝隋唐时期，在长江下游的都市中有两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一座是金陵，另一座是广陵。两城相距不远，且在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但这一时期两城的发展却背道而驰，起伏鲜明。那么，是什么因素左右着此时金陵、广陵的兴衰？而在这此起彼伏的历程中，两城的经济又有何特色？

一、此起彼伏的金陵广陵史

六朝隋唐时期，金陵、广陵的历史发展逆向而行。前者由“金粉”之地沦为“古丘”、“幽径”；而后者则从地方小镇，“芜城”跃居“富庶甲天下”的大都市。

金陵（今南京市）在孙吴定都前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如在今雨花路西侧的高地上有公元前472年越国修筑的“越城”，在今清凉山上有公元前333年楚国所修的“金陵邑”。此外，还有秦汉时期的丹阳郡城、秣陵县治（今江宁禄陵关）、丹阳县治（今江宁小丹阳镇）。这些城池所处地域不一，缺乏连续性，而且其性质或为军事堡垒，或为地方治所，因此，还称不上真正的南京城。真正的南京城是从公元229年孙权迁都建业开始，并由此而繁荣壮大的。

孙权迁都后修筑的建业城，据《建康实录》卷二记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其中宫城“周约八里”，位于都城中间及偏北部，如太初宫、昭明宫、南宫、西池、苑城等皆分布于此，而城内居民主要分布在淮水南岸的横塘到查浦一带。当时，方圆20里的建业城以土为墙，树以“篱门”，虽然简陋，但却奠定了六朝时期“金陵”的规模。继之的东晋、南朝，对都城的布局结构多有调整，城墙屡加修整，直至以砖代土，结束了金陵“土墙”的历史，但就城市规模而言，“金陵”并未扩大，仍保持在孙吴建业城的范围之内。以城市经济而论，金陵在六朝，伴随政治地位的上升和稳固，经济日趋繁荣，形成了南京历史上第一个辉煌时期。在六朝，金陵商业兴旺，市场多，物品齐，城市熙攘，热闹非凡。东吴时，城内有贸易市场两个，一是建初寺前的大市，一是东市。到东晋、南朝，市场数量剧增，贸易范围扩大。据《太平御览》卷827引《丹阳记》载，当时城内有“建康大市，孙权所立，建康东市，同时立，建康北市，永安中立，秣陵斗场市，隆安中发乐营人交易因成市也”。而《隋书・食货志》所记建康市场“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可证此时商业活动之兴旺，无怪乎后人将之与隋代长安、洛阳相提并论。在六朝，金陵的手工业也很发达，东吴时，主要有冶铸、纺织、造船等行业。到东晋、南朝，这些行业不仅规模扩大，工艺谙练，而且分工颇细；同时，随着南朝统治者生活的骄奢腐化，以满足其需要的金银细工行业也在金陵兴起，并迅速发展，成为达官贵人们奢侈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金陵地势优越，政治显赫，人口剧增。当时，城内除土著居民外，还有南来北往的各地商人（包括国际商人），及因战乱所迫，逃亡南方侨居的侨民。他们有的在这里经商贸易，更多的则在这里定居生息，从而不仅使金陵人口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且数量剧增。有人研究，东吴末年金陵人口已有20万，到萧梁时，城内人口至少有三四十万。在古代，人口的递增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反映。金陵的文化事业在六朝也很繁荣。仅以佛教而论，东吴时，金陵已是全国两大佛教重地之一。到东晋南朝，因统治者的推崇，佛教在南方尤其在金陵得到了传播和发展。《南史》卷70《郭祖深传》载金陵：“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饶。”当时佛教盛况可谓空前。总之，金陵作为六朝时期的政治中心，其经济、文化皆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居于当时东南地方都市之首，故被誉为“金粉”之地。但随着政治地位的逝去，金陵便迅速衰落。以至于在隋唐300余年间默默无闻，留给人们的唯有诗人笔下“幽径”、“古丘”之类的凄凉景象。与金陵相反，广陵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沉寂，在隋唐迅速走上舞台，并取代了昔日金陵的地位，成为东南乃至全国著名的通都大邑。

广陵（今天的扬州市）历史悠久，但在两汉却始终为封国之地。六朝时，南北对峙，战乱频繁，广陵居南北对峙的前沿地带，屡遭战争之厄。因此，其间虽曾出现过“广陵旧有高楼，湛之更加修整，南冀钟山。城北有陂泽，水物丰盛。湛之更起风亭、月观、吹台、琴室，果竹繁盛，花药成行。招集文士，尽游玩之适，一时之盛也”（《宋书・徐湛之传》）的繁荣，但如昙花一现，顷刻凋谢，广陵复入“村井空荒，无复鸡鸣犬吠”的惨景之中。广陵的发展与繁荣是在隋唐尤其是在隋炀帝下扬州之后。公元589年（隋开皇九年），隋师水陆并进，兵临建康，陈朝寿终正寝，中国复为一统。当时，身为“行军元帅”的杨广，一年之后，便因江南迭乱，从并州总管迁任“扬州总管，镇江都，每岁一朝”（《隋书・炀帝上》）。杨广在江都10年，卧薪尝胆，发展势力，公元605年（大业元年），终以“仁寿宫之变”，登上了皇位宝座。隋炀帝即位不久，便怀着“我梦江南好”的眷恋之情，带着文武大臣、皇室后妃、诸王公主，驾驶浩浩荡荡的“龙舟”船队来到扬州。继而，又于大业六年（610年）、大业十二年（616年）再幸扬州。这样，沉寂年久的广陵随着隋炀帝的驾临，开始在人们心中复苏，广陵的知名度与经济的繁荣开始与日俱增。唐朝尤其是唐中叶以后，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及大运河的畅通，广陵的地位更为显著，城市经济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首先，扬州城在隋唐时期得到了大规模的修缮，城市范围突破了故城的界限而向蜀岗以下延伸。据近年来考古工作者的发掘调查，唐代扬州城由子城和罗城两部分组成。子城亦称牙城、衙城，是宫衙聚集之地，据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梦溪补笔谈》载：“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东西七里三十步。”与当时来唐的日本和尚圆仁所记“扬府南北十一里，东西七里，周三十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相吻合，足证唐代扬州城之规模。其次，扬州的城市经济此时也很繁荣，店肆林立，百货齐全，商业茂盛，夜市繁忙，“商贾如织”，人群熙攘，其情其景，令人流连忘返。“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反映了唐代人对扬州的向往。关于唐代扬州城繁华景况，前人论及颇多，这里不一一赘述。

二、异曲同工的政治因素

马克思主义早就告诉我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中的生产和再生产，此外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因此，我们在考察经济因素对金陵、广陵城市兴衰影响的同时，还必须注重其政治方面的因素。当然，左右两城历史发展的政治因素很多，但政治势力、战争是其影响较大者。

第一，政治势力的影响。

政治势力如一条无形的纽带，在六朝隋唐时期，始终左右着金陵、广陵两城的发展。在六朝，金陵的辉煌与广陵的沉寂，皆与其当时所处的政治地位有关。金陵自从孙权迁都后，一直作为东南政治势力中心而活跃于六朝历史舞台。因此，它的经济、文化伴随着政治地位的稳固、显赫而发展、繁荣。如此时金陵城市的修建、规划，城市商业网的设置、扩大，手工业部门的增多，对外贸易的繁荣，佛教的兴盛等等，无一不与其政治地位的上升有关。而此时广陵的沉寂，原因之一，便是其政治地位低于金陵，且受其扼制。在六朝，由于距广陵甚近的金陵是东南政治中心之地，因此，广陵经济的发展不仅得不到保障，而且还充当着金陵的“卫士”，肩负着拱卫京城的重任。不能说它在六朝时期的沉寂与其作为军事重镇之地不无关系。在隋唐，金陵的萧条与广陵的兴旺，同样源于政治地位的落涨。金陵的衰落源于其政治显赫地位的逝去。公元589年，隋师兵分三路南下，一举灭陈，结束了长期以来南北对峙局面，从而结束了金陵长达300年东南政治中心的历史。不仅隋兵平毁了建康都城，拆除了宫殿，而且隋廷还将扬州治所迁往江都，从政治上对金陵加以抑贬；继之的李唐继续奉行抑贬金陵政策，使其地位一落千丈，昔日的繁华都城顷刻间成了荒凉冷落的“古丘”、“幽径”。正如人游人李白所描述的那样：“苍苍金陵月，空悬帝王州。天文列宿在，霸业大江流。绿水绝驰道，青松摧古丘。台倾T鹊观，宫没凤凰楼。别殿悲清暑，芳园罢乐游。一闻歌玉树，萧瑟秋。”（《李太白集校注》卷30《月夜金陵怀古》）

广陵在隋唐的发展和繁荣，从政治角度来说，得力于隋炀帝的扬州之行。隋炀帝下扬州，尽管动因说法不一，且近来又有新的评说，认为第一次下扬州是一次文化性质的巡幸，第二次是隋廷军事征服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次则是杨隋政权土崩瓦解最后一幕的一个场景。但从广陵历史发展而论，隋炀帝的扬州之行，对其城市的发展和繁荣具有不可低估的催化、刺激作用。首先，它扩大了广陵的知名度，使其由六朝时期的地方小镇一跃为隋廷的陪都。隋炀帝在幸游扬州期间，除建造“龙舟”船队，开凿运河，还在广陵大修宫殿。当时，城内除江都宫外，还有介于芳林门与玄武门之间的成象殿、水精殿，皇宫西院内的流珠堂，邗沟茱萸湾的北宫，长江边上扬子津的临江宫，以及遍布蜀岗、雷塘一带的归雁宫、回流宫、九里宫、松林宫、大雷宫、小雷宫、枫林宫、春草宫。这样庞大的宫殿群，堪与长安的大兴城媲美。因此，随着隋炀帝龙舟船队一而再再而三地驶向扬州，人们的目光不仅从长安的大兴城移到东南的扬州，而且从扬州真正看到了帝王陪都的“圣光”。此外，隋炀帝还在扬州颁布诏令，宴会百官，以抬高扬州城的政治地位。如大业元年冬十月，炀帝刚到扬州，便“敕江淮已南，扬州给复五年，旧总管内给复三年”。大业六年六月，又“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资治通鉴》卷181《隋大业六年》）。大业七年二月，于扬子津“大宴百僚”。这样，人们对扬州城更加刮目相看，致使当时乃至后来的人们川流不息地涌向扬州，去沐浴陪都的“圣光”。其次，刺激了都市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扬州城经过隋炀帝的烘托，已抬到了陪都的地位；而陪都的“圣光”不仅吸引着百官大臣、文人骚客，也招揽了一大批富商大贾、工匠艺人，他们来到扬州城下经商、献艺，使城市经济增加了多层色彩，商业活动出现了新的内容。“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便是当时扬州商业活动新气象的真实写照。同时，由于隋炀帝及皇亲国戚、百官大臣久居扬州，生活奢侈，以满足、供应皇室生活的各种手工业也得到了畸形发展。如造船业、织锦业、金银制造业等等。总之，在隋唐扬州历史的发展中，隋炀帝的扬州之行，起到了一定的“参预交互作用”。

第二，战争的影响。

在六朝隋唐时期，战争对金陵、广陵城市的发展，影响也较大。在六朝，先期三国鼎立，孙吴为立足江东，不得不斡旋于曹魏、蜀汉之间，但战争仍难于幸免；继之的东晋、南朝，南北对峙，战乱连年不断。因此，作为都城的金陵与作为金陵卫星之城的广陵因遭受战争影响的程度不同，两城经济的发展也不平衡。

在六朝，广陵屡遭战争之患，俗称“芜城”。三国时，它介于魏、吴之间，是魏军南下、吴军北上的必经之地，城市的发展不得不因之而受扼制。如魏文帝曹丕曾于黄初五年九月、黄初六年十月两次亲临广陵阅兵，做攻吴之备；东晋南朝，这里烟火弥漫，倍遭摧残。如公元450年（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兵南下，沿路“坏民屋宇及伐兼苇”，以攻都城建康，未成北撤，途中“所过郡县，赤地无余”（《资治通鉴》卷126《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广陵惨遭屠戮，“强者为转尸，弱者为系俘……村井空荒，无复鸡鸣犬吠”。九年之后，广陵又因刘宋统治集团内讧，再遭厄运。当时据守广陵的刘诞因遭宋孝武帝猜忌，乘魏兵南下之际，广修广陵城壕，以防不测。宋武帝得知，遂命车骑将军沈庆之前往讨伐，两军相持70余日，广陵城破，刘诞被斩，其母、妻自杀。宋武帝“诏贬诞姓留氏，广陵城中士民，无大小悉命杀之”，后经沈庆之请求，五尺以下者幸免于死，但“其余男子皆死，女子以为军赏，犹杀三千余口”（《资治通鉴》卷129《宋孝武帝大明三年》）。此外，梁末的侯景之乱，广陵也惨遭荼毒。因此，屡遭战争之厄的广陵，在六朝时期经济发展迟缓，名不见经传，是不足为怪的。金陵在六朝，作为东南的政治中心，与广陵相比，战争少，处于和平安定的氛围之中.城市发展迅速。但至后期，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纷争，干戈相寻，城市经济也遭破坏。如梁末的侯景之乱对金陵破坏极大。史载侯景攻台城时，城中有男女十多万口，至台城陷落，城里只剩两三千人；而梁军戡乱，破坏也较大，“王师之酷，甚于侯景”。经过侯景之乱，“都下户口，百遗一二”（《梁书・侯景传》），繁华的古都开始走下坡路，直至隋灭陈后，金陵遂一蹶不振。可见，战争对六朝时期金陵、广陵城市发展的影响不可低估。

三、亦同亦异的城市经济

六朝隋唐时期，金陵、广陵尽管各自经历了一个起伏的过程，作为一个城市，其经济各具特色，但仍有相同之处。以其共性而言，城市经济中政治色彩皆较浓厚。金陵在六朝由于政治地位的提高，城市经济得到了发展，而在畸形发展的城市经济中，又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如手工业部门的增长与扩大，商业网点的设置，贸易物品的增多等等，较多的是为了满足统治者奢侈生活的需要，这一点在上述金陵发展史中已作说明。隋唐时期，广陵城市经济的发展也不例外。如当时扬州的铜坊、纸纺、冶炼坊、官锦坊等行业，皆以生产进贡皇室的“金、银、铜器，青铜镜、绵、蕃客袍锦、被锦、半臂锦、独窠绫、殿额莞席、水兕甲”等物品为职责；而繁华的扬州夜市，既是当时商业活动兴旺的标志，也是当时达官贵人们纸醉金迷生活的反映。因为在这“千灯照碧云”的“娼楼”上，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空气。因此，这种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城市经济，不仅发展畸形，而且随着政治地位的失去，很快“金粉”落地，繁花凋谢，“夜市”不起。

金陵与广陵相较，在六朝隋唐时期也各具特色。其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城市规模的差异。金陵在六朝是东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规模、市政规划在东南都市中首屈一指；广陵在隋唐尽管“富庶甲天下”，但毕竟是一个地方都市，城市规划与布局远不及当时的长安、洛阳。因此，与六朝的金陵也不可同日而语。

二是城市功能的不同。金陵城市的发展源于政治势力的刺激，因此，在城市经济中以满足统治者奢侈生活需要的消费经济占主导地位；广陵城的发展既得力于政治因素，同时还与它“八方称幅凑，五达如砥平”的地理位置有关。随着大运河的开发利用，南粮北运，广陵便成了“百货所集”之地（《唐会要》 卷86）。因此，城市经济以贸易交往、商业活动为主。

三是商业活动量与度上的区别。金陵在六朝，广陵在隋唐，商业活动皆兴旺，但细加比较，仍有区别。金陵作为东南地区的一大都会，商业贸易的范围，就国内而言仅限于南方地区。其间，北朝虽与南朝有交往，但其活动在当时并不自由，且常遭限制；从国际交往而言，金陵城内的外国人仅限于东南亚地区的国家。隋唐时期的广陵，“控荆衡以沿泛，通夷夏之货贿，四会五达”（《全唐文》卷496）。交通便利，南来北往的商人在广陵经营者多而频繁，因此，城中的商人已不局限于东南地区，而遍及全国各地。史载“广陵为歌钟之地，富商大贾。动逾百万”（《太平广记》卷290）。而随着唐朝睦邻友好政策的实施，前来唐朝学习、观光、经商的国际友人络绎不绝。除都城长安外，扬州便是当时国际友人又一向往的地方。而对外国商人来说，扬州之利大于长安。因此，聚集在扬州的商胡就远远超出了东南亚地区的范围。广陵在当时不仅是国内贸易的市场，而且是唐朝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口。这是六朝时期的金陵所无法比拟的。

总之，六朝隋唐时期的金陵、广陵，经济既有相似之处，又各具特色，它们在波浪起伏的历程中，亦同亦异地发展着。

（作者单位：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