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邺城六朝精华

铜雀三台是曹魏邺城规划建设中极有特点的高台建筑，位于西北隅城墙之上，自南向北排列。台上原有高大宫殿群，今仅存部分夯土台基。

从杜牧的“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起，铜雀台，这个令人产生很多遐想的历史古迹就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中的经典题材。许多人并不知道，铜雀台位于河北临漳县境内的“邺城”，遗址至今尚存。前年春节，我们来到铜雀台前，只见昔日崇高若山的宏伟建筑，只剩下杂木丛生的小小土堆。

遥想1800多年前，曹操兴致勃勃地登上高台，让儿子们即兴创作《登台赋》，于是才有曹丕“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严以承天。步逍遥以容与，聊游目于西山”的千古佳句。西山就是横亘在邺城之西的太行山脉，当年，壁立的高台和远处延绵起伏的群山一起形成了美丽的对景。

邺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时期，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在漳河南岸建立了这座城市。战国时代，西门豹治邺，引漳河之水灌溉农田，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汉末建安九年（204），曹操击败袁绍的残余势力，一举夺下邺城，此后，就以邺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建安二十年（215），曹操消灭汉中的张鲁东归，王粲作诗颂：“拓土三千里，往返速如飞。歌舞入邺城，所愿获无违。”当时，冰井工未久，铜雀三台成为这次凯旋的历史见证。翌年，曹操加封魏王，邺城正式成为曹魏的国都。

汉代末年，群雄割据，曹操以邺城为都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邺城在漳河之阴，西面是太行山脉，东面是大平原，处于当时南北交通的要道――幽州道之上。通过太行山的重要山口――滏口，邺城又可直达并州（今山西太原附近），是既可坚守又可扩张的战略要地。颇有意味的是，曹操都邺以前（春秋到汉末的800年间），邺城只是燕赵旧地上的一座大城，并没有产生什么全国性的影响。自曹操都邺以后，直至北朝结束，先后有六个王朝（三国、魏晋的曹魏，十六国的后赵、冉魏、前燕，北朝的东魏、北齐）在邺城建都，前后长达300多年。这是历史地理学界一个耐人寻味的研究课题。清代初年的地理学家顾祖禹就已注意到，只有在南北分裂、同时北方处于东西对峙的情况下，邺城的地缘作用才会得到彰显。确实，三国、两晋、南北朝，中国正处于古代历史上最为漫长的分裂时期，恰恰也是邺城历史上的辉煌时代。

北齐是以邺为都的最后一个王朝。这个被许多历史学家诟病的短命朝代堪称奇葩，虽然在军事和政治上并无太多建树，却以十分开放的姿态吸收了许多外来的文化，对当时中国艺术的进步和发展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国都邺城也被建设得美轮美奂，不仅是当时中国最雄伟、最壮丽的都市，也是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可惜，随着北齐的覆灭，繁华的城市立刻陷入了绝境。建德六年（577），北周军队攻入邺城，以节俭自矜的周武帝当即下令，将穷奢极欲的北齐宫苑全部拆毁。大象二年（580），隋国公杨坚专权，相州总管尉迟迥在邺城起兵造反。尉迟迥兵败被杀后，杨坚为了破除邺城的王气，消灭这个分裂割据的重大隐患，不惜将其彻底平毁：居民被迁至安阳，城墙被夷为平地，建筑被拆毁，最后又放了一把大火，将整座城市付之一炬。与其他生命力旺盛的古都不同，邺城自此被吞没在历史的烟烬中再无重生。邺城被毁后的一千多年中，失去管理后的漳河极易泛滥、多次改道，洪水冲走了废墟，冲不走的最后也都被掩埋在深深的淤泥之下。

毋庸置疑，铜雀三台是邺城最雄奇、最著名的建筑地标。直至今日，铜雀台和金虎台（今金凤台）仍然是邺城遗址范围内少数高于地面的古代建筑残迹。先以夯土筑台，再于台上建造楼阁、行廊，这种“高台建筑”在两汉之际特别流行。铜雀三台可谓同类建筑中的巅峰之作，同时也是历史中的绝响。当时，三台矗立在邺城西北隅，以城墙为基一字排开，铜雀居中、金虎在南、冰井在北，相距各六十步。《邺中记》记载：“上作阁道如浮桥，连以金屈戌，画以云气龙虎之势，施则三台相通，废则中央悬绝也。”景象极为壮观。在后世的文学创作中，三台总与乱世枭雄、绝代佳人杂糅一处，似乎只是赋诗宴饮的游乐场所。其实，营建三台并非为曹操个人的风月享受，主要是为坚固城防。历史文献证明，邺城的坚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三台之固”。以冰井台为例，台上建“冰室”，室内挖有数个十五丈的深井，保存冰、石墨、粟米和盐。冰井台明显就是一个用于战争物资储备的巨大仓库。今天，冰井台已湮没无存，考古人员至今还未能勘探到其基址残迹；金虎台的基址保存较好，夯土堆南北长120米，东西宽71米，高12米；铜雀台则仅保存部分基址，夯土堆南北长50米，残高4～6米。两台之间的实测距离为83米，和文献记载的“相距各六十步”基本相符。

天平元年（534），东魏迁邺，为了容纳从洛阳迁来的几十万官民，在旧城之南又增修一座新城。考古界将曹魏邺城称邺北城，而将东魏、北齐的新城称为邺南城。文献记载中，南北两城都有诸多令人称道的雄伟建筑，如邺北城凤阳门的城楼高达六层、二十五丈，距离七八里外就能遥遥望见；邺南城的朱明门气势宏大，是全城唯一建有双阙楼的城门。不过，再坚固宏伟的建筑也无法和岁月相抗衡，或许埃及的金字塔是一个例外。

尽管昔日的雄伟建筑早已随同城市一起消失于无形，但是，作为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之一，邺城的影响至今尤存。早在清代末年，学者们就试图从历史文献入手去探究邺城的基本形制。20世纪，建筑学家刘敦祯、日本人村田治郎等都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图绘过邺城的平面布局。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成立邺城考古队，开始以考古发掘的科学方法去揭示这座古老都市的本来面貌。“从一毕业进入邺城项目，至今20多年了，仍然有太多的遗存需要我们去探索。”社科院考古所邺城考古队的何利群博士对我说，他们刚刚完成邺城一处窑址的发掘工作。邺城三台城址、赵彭城佛寺、北吴庄佛像埋藏坑等一系列相关考古项目，他几乎都参与其中。

和长安、洛阳等许多古都遗址相比，邺城遗址基本处于旷野和村田之中，没有遭到现代城市建设的叠压和破坏，30余年下来，考古队的收获十分丰富。《水经注》记载邺北城有七门，南面三门，分别是凤阳、中阳、广阳，东西各一门，分别是建春和金明，北面两门，分别是广德和厩门。这七座城门门址经实际勘探已得到证实。考古勘探还表明，邺北城内道路规整，连接建春门和金明门的东西大道将全城分隔成南、北两个区域：北区集中了宫殿、园囿、祠庙和高级衙署，南区设置普通衙署和里坊。以东西大道为出发点，南北向的五条道路通向对应的五座城门，以此构建了一横五纵的道路网络。更重要的是，从中阳门（城市的正南门）通往宫城的大道基本就是一条横贯南北的城市中轴线。根据已经发表的考古资料，邺城是中国都城中确立中轴线布局的最早实例。

曹操父子苦心经营的邺北城改变了秦汉以来宫殿布局较为分散的格局，将宫殿区整合在城市北部，设置明确的城市功能分区，以中轴线使城市布局更为对称规整。这些都是邺北城的原创，建筑史家称之为“邺城制度”。曹丕迁都洛阳后，新都的建设在很多方面沿袭邺城：东西向大道、宫殿位置、城市中轴线……像铜雀三台这样的城市地标也复制到洛阳，就是著名的金墉城。东魏新建的邺南城，总体规划就是“上则前代、下则模写洛京”，完全以邺北城和洛阳城为范本规划建造。以后，“邺城制度”又在隋唐大兴城和长安城中得到发展和存续，其影响力甚至波及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宿白先生指出，日本早期都城如藤原京、难波京、平城京等都模仿了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的制度。日本学者岸俊男进一步研究认为，日本古都源流可以上溯到中国南北朝时期的都城，藤原京就是模仿邺南城规制建造的。我们今天十分熟悉的明清北京城也有类似中轴线布局，只是城市面积更大，城门更多，道路网络更为复杂而已。

曹操和高欢都是邺城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一个奠定了曹魏王朝的基业，一个则是北齐王朝的实际创立者，两人的生平、际遇有很多相似之处。曹于洛阳，高欢死于晋阳（今山西太原附近），最后都归葬邺城，中国历史上两位著名的枭雄就这样被联系在一起。他们不仅生前充满争议，死后也是迷雾重重，他们的陵墓何在，至今还是历史之谜。

2009年，有关考古部门将三台遗址西南10余公里的西高穴村东汉大墓确定为曹操高陵，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可惜，此墓在近年多次被盗，备受侵扰。是否确为曹操之墓，争议至今没有平息。有意思的是，高欢或许也有疑冢。他的归葬之地，仅正史中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北齐书》称，高欢在武定五年（547）正月“崩于晋阳，时年五十二，秘不发丧……八月甲戌，葬于邺西北漳水之西”，陵号义平；《资治通鉴》认为，高欢只是被“虚葬”在漳水之西，实际被偷偷地埋葬于鼓山石窟寺旁的一个山洞里。有学者认为，北响堂山石窟大北洞中心柱顶的石洞可能就是高欢的埋骨之地。以司马光的严谨，鼓山之说应当有可信之处。可惜，虽然义平陵的位置已被基本确定，但陵墓还没有被科学发掘过，一代枭雄是否真正埋骨于内，至今未解。

邺城以西、漳河和滏阳河之间十几平方公里的平原和高岗上（今河北磁县城南），高低起伏的封土延绵不绝，原先被认为是曹操的疑冢。1950年代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古墓群被定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磁县七十二疑冢”之名加以保护。但197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掘一再证明，这些古墓和曹操没有关系，大多为东魏、北齐时代的墓群，包括帝陵和高级陪葬墓。“七十二疑冢”中俗称为“天子冢”的高大封土实际是东魏唯一的皇帝――孝静帝元善见的西陵。西陵以东是异姓陪葬墓群，以南是皇族墓群，呈扇形排列。北齐陵区在孝静帝西陵的东北，布局以高欢的义平陵为中心，长辈在南，晚辈在北，和东魏皇族的墓葬次序基本相同。义平陵东北300米处的茹茹公主墓于1978年得以发掘。茹茹是柔然的别称，是和东魏接壤的北方草原强国。《北史》记载，高欢为集中精力对付西魏，努力维系着与柔然的友好关系。兴和三年（541），东魏安乐公主出嫁柔然国国主之弟。翌年，柔然年方5岁的邻和公主回嫁给高欢的第九子、年仅8岁的高湛。据墓志载，公主13岁即早亡。墓葬等级很高，虽早年被盗，出土的器物仍然十分丰富，包括1000多件彩绘陶俑、两枚5世纪末、6世纪初的拜占庭金币等，为研究东魏的礼仪服饰和北朝末年丝绸之路的交通和贸易提供了珍贵史料，而绘于墓道墙壁上的大型壁画无疑填补了中国绘画史的空白，那时中国美术界对于东魏的画迹还知之甚少。

1980年代末，湾漳大墓的发掘又将邺城的北朝墓葬考古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大墓在义平陵的西北，规模和等级都比茹茹公主墓高。出土的2000多件器物中以陶俑为主，其中两件侍卫俑身高1.42米，是邺城北朝墓葬中出土的最大陶俑。墓道东、西两壁出土了总面积达320平方米的壁画，画面内容比茹茹公主墓的更加复杂，绘画水平也更加高超。两壁的构图基本对称，分上下两栏：上栏代表天界，东西两壁分别以青龙、白龙为先，造型奇幻、体态生动的各类神兽之间点缀着流云和莲花；下栏代表人间，由53人组成的仪仗队，背对墓室，表情肃穆地徐徐离去。从壁画中，学者们发现了象征皇帝身份的专用仪仗。因为没能出土墓志或者其他文字资料，墓主身份尚未确定。但是，通过对大墓位置、规模、年代以及北齐诸帝死葬情况的分析，考古学界推测它很可能是北齐文宣帝高洋的武宁陵。何利群说：“这些墓葬出土的墓志、陶俑、壁画和器物，都让我们更加形象、清晰地了解东魏、北齐时期邺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状况。”

作为“邺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重点项目，邺城博物馆于2012年8月正式开幕。博物馆建在邺城遗址附近，距临漳县城20公里，周围几十平方公里都是乡村，参观者寥寥。博物馆分六个展厅，以时间为序，陈列各历史时期邺城的文物，包括建筑构件、石刻、器物等。一方后赵建武六年（340）的勒柱石刻残块引人注目：半圆形柱体残高约50厘米，一侧为浮雕人物，另一侧刻有“圣人”两个隶字，正中为方形线格，格内阴刻着漂亮的隶书，是一篇纪念建筑落成的长篇文字，因石刻下部残损，文字不全。但这百余字已和宋赵明诚《金石录》中记载的《赵西门豹祠殿基记》相符。这块残石居然就是金石大家在西门豹祠所见的后赵石刻原物，在北宋末年已是极珍贵的古物，保存至今殊为难得。

博物馆最为传奇的藏品或许是新近出土的一批佛教石刻造像。2012年春节期间，邺城考古队在邺南城内城东墙三公里外的北吴庄发现一处埋藏坑，出土了以东魏、北齐为主要时代的各类佛造像近3000件（块），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品质之精美，可以和1990年代出土的青州造像相媲美。实际上两批造像的时代相近，风格上也有着比较明显的继承关系。东魏、北齐两代，邺城是中国北方佛教的中心，青州造像很可能是在邺城风格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法苑珠林》记载，“高齐六君二十八载，皇家立寺四十三所”。北齐皇帝特别崇佛，较之前代，立寺造像之风有过之而无不及。短短数十年间，佛教造像的风格和样式几经嬗变，而且速度很快。大而化之，约略是从东魏的程式化向北齐的相对个性化的表达发展。这和北齐贵族们较为开放的文化态度，以及较为独特的审美情趣有关。另外，中外交流的密切也使西域佛教的流行样式能够较快地在中原地区得到体现。邺城博物馆有专门陈列北吴庄出土造像的展厅，对热爱佛教美术的参观者们来说，那里是一个难得的梦幻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