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俄国索哈税制的废除

[摘 要]俄国历史上的索哈税制是彼得大帝实行人头税以前，国家最重要的直接税税制，其对俄国赋税和土地分配制度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以索哈税制不仅是农村的征税基础，而且是城市工商区的征税基础。以索哈册为基础的索哈税制在16世纪下半期最终形成，在当时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其遭到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俄国出现的大动乱和对外战争的严重破坏。从而注定了它最终被废弃的命运。

[关键词]索哈税制；户税制；废除

俄国17世纪初的大动乱，对俄国的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可谓是全方位的，尤其是对农业领域的影响，无论在深度、广度上，还是速度上，都是非常严重的。在农业上主要表现为大批耕地的抛荒、农民和无地贫苦农民的数量激增。这直接导致作为农业国家的运作基础的税收大幅减少，这是由于作为征税基准的按照索哈编制的索哈册和税册遭破坏，这导致了在地方上无论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征税依据的缺失，以此为基础的征税体系随之崩溃。本文拟通过索哈税制形成与索哈的定型、索哈税制的废除、以及原因等问题的分析，来探讨作为征税基础的索哈税制的废除问题。

一、索哈税制的形成与索哈的定型

在俄国，赋税主要由间接税和直接税组成，而直接税方面在彼得大帝进行人头税改革前，索哈的规模作为俄国的直接税的征税依据长达数百年。在早期各个地区的索哈规模并不一致，以莫斯科索哈和诺夫哥罗德索哈为代表，诺夫哥罗德索哈比莫斯科索哈的规模小，我们下面我们谈到的16―17世纪的索哈都是莫斯科索哈为主。

在古罗斯国家的赋税的征收单位早期被称为“拉洛”，或是“犁”[1]25。后来把类似的课税单位称作“索哈”。索哈最早被提及大约是在1273年，那时索哈已经开始作为赋税单位了。不过在封邑时期“索哈”的规模还没有最终确定，而且每个地方的索哈规模大小不一。13世纪末瓦西里？亚洛斯拉维奇大公按“索哈”征贡。那时索哈作为课税单位只在农村使用。14世纪末德米特里・顿斯科伊正是按村庄分摊了需要给脱脱迷失汗上缴的贡品[1]25。但是上缴贡品的标准各村不同――有的按居民数量计算，有的则按农户的数量计算。随着摊派标准的逐渐发展。“索哈”也有了更多的意义，索哈的规模大小也更加具体了。

在16―17世纪作为课税单位的索哈，其部分作用发生了变化。15世纪土地丈量还处于萌芽阶段，它的规模被确定为劳动量，也即在一定的时间内用一定的生产资料耕种一定的地块，当然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间，规模有所不同[2]221。从后来的土地丈量单位名称中可以看出，同样的规模已经开始用于计算播种作物的数量，索哈和切特韦尔季（1）组成了土地面积单位。切特韦尔季一直使用到16世纪，甚至是17世纪的一段时间[2]221；与此同时，新的土地单位俄亩开始得到应用，一俄亩等于两切特维尔季；它从16世纪下半期开始为人熟知，并且将几种土地面积单位为基础编制了索哈税册（2）。与此同时以索哈册为基础的索哈税制也就此形成。

索哈税制形成的同时，既是土地面积单位，又是赋税征收单位的索哈的规模也最终确定。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手工业索哈的规模是不一致的：在一些地方纳税户的一定数量组成一个索哈，在另一些地方就是另外的情况，何况进入索哈组成的是不同数量的头等商人、中等商人和小商人。在工商区或优惠村镇中手工业索哈最正常的规模在16和17世纪有40户头等商户、80户中等商户、160户小工商户、320户优惠村镇的工商户[4]159。除了工商人口中正常的商户外，还有更小的纳税户，称作无地的穷纳税户；进入索哈的无地的穷工商户比小工商户要多两倍。看来，索哈规模的变化不定是源于，落在一个索哈之上的有一定的、一样的贡税总额，而这一贡税总额是从独立的各地工商居民那里征集来的；在一个城市中从40户头等商户就能缴纳这个总额，而在另外的城市中就要有更多数量的头等工商户编入一个索哈。

农业的―即耕作的索哈本身有一定面积的耕地，同样也变化不定。在15、16、17世纪的土地清册中常看到的索哈有两种：诺夫哥罗德的―是在15、16世纪的诺夫哥罗德城市土地的土地清册中，另一个是莫斯科的。诺夫哥罗德的索哈不大；它包括三个奥勃扎（обжа耕地面积单位，15世纪末时等于5俄亩）[3]24，而一个奥勃扎分别是6、8或10个切特韦尔季；1个切特韦尔季=0.5俄亩的土地，三块土地―1.5俄亩（3）。总之，诺夫哥罗德的1索哈是10个切特韦尔季的奥勃扎=45俄亩（4）。莫斯科的索哈――整个四周的耕地；它的规模按土地的质量和土地占有者的地位而变化。服役土地的索哈，即归服役人员占有者土地的索哈，包括上等土地800切特韦尔季；中等―1000切特韦尔季、下等―1200切特韦尔季。在三圃制中800切特韦尔季=1200俄亩，1000切特韦尔季=1500俄亩，1200切特韦尔季=1800俄亩[4]160。这样，农业的、耕地索哈的变化是按照一个原因，工商区或优惠村镇的索哈也是按这原因变化，即这些索哈的规模要考虑到，占有不同的土地面积和质量，有能力承担一定的税额。生活在服役土地上的农民，除了贡税，还要向自己的土地占有者缴纳代役租或是为其做工。国有土地，即国有农民和教会农民不服军役或承担较少的军役，因此他们要担负更重的贡税。可见，教会农民和国有农民的索哈（5）与服役土地的索哈相比应该有更小的规模。例如，教会索哈在三圃制中包括上等土地600切特韦尔季=900俄亩，中等―750切特韦尔季=1125俄亩；下等―900切特韦尔季=1350俄亩。国有农的索哈有时甚至规模更小，例如400切特韦尔季的上等土地（按三圃制是600俄亩）为1索哈。总之，国有农耕作600俄亩土地应该缴纳的贡税，相当于属于服役人员的1200俄亩土地，即国有土地被征的税贡比服役土地要重一倍[4]160。

二、17世纪索哈税制的废除

17世纪俄国的中北部地区由于各种原因索哈税制已经不能保证完成国家赋税的征收任务，以此出现了替代它的户税制。户税最早出现在城市工商区，后来扩展到县乡。

当时索哈册虽然适合城市经济，但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以前的作用。它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按户征税，财产和副业成了工商区居民的纳税依据，而它的分类分级定额税率的特点则减弱了等级性和地方特权[2]240。

尽管到了17世纪30年代按索哈册纳税开始逐渐被按户纳税取代，但索哈册一直以来都没彻底被废弃。最后与调查册一起成了政府征税的基础，当然只是针对不同种类的税收和赋役。如此一来，政府已经有两种不同的征税原则，而且这种共存有时还能解释政府竭力适应不同纳税能力和属于不同财政地区的纳税居民的赋税利益。但是直接税最重要的形式，例如：贡金、赎俘税、驿站税、射击军税和炮匠薪金，当时已经开始用新赋税单位（6）征收了，这些以户数为主的新赋税单位从30年代末开始实行。

在17世纪索哈册已经开始失去了它以前的作用。但是它仍然延续了很长时间。索哈册在某种程度上准确规定和改变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特点。起初每个居民点都需要呈报农户的数量，这些农户数量与土地数量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一定数量的土地又是农户为自己谋利的基础，而且在获取利益的同时不与邻里发生冲突。但是，这种冲突是必然的。他们越早发生，也就可能越早出现以索哈册为基础的坚固赋税体系。由地方进行土地划分，所以为耕种的土地承担部分的税额，需要居民对自己控制的土地界线进行更准确的划定，但这同时也限制了土地所有者交换、流通和出让地块的面积；上述土地所有者的任何活动都与农户的利益紧密联系，这些行动可以增加或减少税额，而这些税额则由身负纳税义务的所有农户共同负担。但是随着每个居民点控制土地的界线的需要逐渐地显现出了农户的不平等关系。在赋税关系中的这种不平等后来也影响到了某些上等阶级的形成，随后尽力要求作为主要经济基础的不同地方耕地区段和割草场数量和质量都一致，而这种要求也许只能通过重分和耕地交错的方式实现。定居和被固定居民的逐渐增加也导致了自由土地区段数量的减少，所以，与它们的所有者发生了利益冲突，重分和耕地交错的土地区段形成的过程激化了这种矛盾。这种冲突最终造成了索哈被废除。

三、索哈税制废除的原因

索哈税制被废除，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内部变化的结果、二是受到了外部环境的影响。索哈册的特殊性决定了不允许存在手工业者和贸易居民。索哈册扩大了农业用地。纳税人从他耕种的土地上能否获得的经济效益决定了这些土地是否能到高效利用。这就是为什么在某些居民的阶级中不仅土地区段，而且它的手工业活动或是贸易流通的规模都成了确定这类效益的初衷，而在这个方面索哈册存在缺陷。实际上，城市工商区为了适应索哈册已经将其变成了一种按户征税，并且这种形式甚至开始扩展到了县里。除了改变征税单位的特点，而且按户征税取代索哈册可以在扩大的越来越大的领土上改善要求恢复丈量的耕地数量的诸多不利因素（7）。

上述原因未必可以促成17世纪20年代末按户征税的实行，假如在混乱时期被波兰人、立陶宛人和克里木人破坏的许多县没有帮助自己的居民改善基本经济状况。当时来看这种状况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农业的衰落，尤其是在南方的县中表现更为突出。波兰入侵之后出现了很多无地贫苦农民，也即无耕地的或是将耕地抛荒的农民；只有很少的农民耕种自己的份地；许多封地和世袭领地都抛荒了；许多村庄和村镇遭到严重破坏，而幸存的土地所有者只有少许可供耕种的土地[2]243。所有这些使赋税总额减少了几倍，但当时也是政府最需要钱的时候。米哈伊尔沙皇在位的头十年，这个需要还可以勉强用特别税和其他非常规措施得到满足，因为与波兰和瑞典的战争，以及强盗匪帮的斗争使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但奇怪的是，国家修建军事堡垒的速度好像比恢复国家的速度更快。但是与瑞典和解，与波兰也达成最终协议，国家开始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但是国家从战争创伤中恢复的速度却异常缓慢。幸好政府不仅在认识上开始意识到上述破坏的严重后果，而且开始对它们进行力所能及的恢复。这类恢复的主要是增加间接税的数量，并不太压榨受到破坏的居民，而且为他们从混乱时期悲惨的后果中得到恢复提供了机会。从少量耕地中征收的赋税数量已经到了不值一提的地步；增加这些耕地的赋税无疑是彻底扼杀农业和迫害居民；显然，政府应该关心这种关系的变化。在莫斯科政府的财政实践中已经很早就出现了按户征税的情况；对于这个时期来说按户纳税的好处显而易见：它可以立刻增加国家收入的规模；可以给贫穷的农民和无地贫苦农民重新耕地的机会，很明显大多数赋税已经不应该按耕地支付了，所以，为此只能增加有纳税能力的支付者的数量；如此一来，它还可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水平的提升，因为这减轻了国有农民和土地所有者增加耕地面积的困难。实行按户征税的好处是认识到中等的和下等的土地所有者等级的力量。这样的话，1642年有人向沙皇提出关于“按照有多少农户，而不是按照税册”偿清某些赋税的请求[2]245。如果很早便同意这样的呈文，从20年代末开始用“户数”取代索哈册的改革，那么他们毫无疑问会影响到改革的进程。

但是，这种代替没有立刻出现。作为赋税单位从索哈到户的转变太突然，为了缓和这种转变，不是每个独立的农户都开始按户纳税，当时这样的农户的数量还很少，而且很分散。但不影响这种代替在17世纪最终完成。

17世纪的俄国由于本身的地理环境，耕作制度，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俄国周边的安全形势要求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以索哈制为基础的赋税体系，远远不能满足国家财政的需要。国家只能通过按人头征税来勉强保证自己的需要，从这点来看索哈税制被废除，也就无可厚非了。

参考文献：

[1]В.Н.Захаров， Ю.А.Петров， М.К.Шацилло История налогов в России. IX-начало XXв.M.， 2006.

注释：

（1）切特维尔季，旧俄土地面积单位，等于40俄丈长*30俄丈宽。

（2）俄亩等于80俄丈*30俄丈=2400俄丈。

（3）1切特韦尔季―播种上1切特韦尔季黑麦种子的耕地，通常相当于我们的1/2俄亩。

（4）在10切特韦尔季中奥勃扎，这是―5俄亩，在三圃制中15俄亩；索哈=3奥勃扎=[3*15]45俄亩。

（5）对于古罗斯的国家农民来说，从此被称作“国有农”

（6）指按户征税

（7）1629年允许在切尔登县规定每索哈392户，“而且不反对切特维尔季耕地”。